剑桥中国史 [963]
① 我使用陈训正的关于福建战役的记载作为基本史料。《革命文献》，14，第2187—2212页，有关文献见2212—2220页。A.I.切列帕诺夫是何应钦的军事顾问，但是他的关于战役的记载由于他缺乏文献，是简略的，而且不都是准确的。《手记》，第172—178页。其他记载载《北伐战史》，2，第575—596页；《北伐简史》，第91—98页；乔丹：《北伐》，第93—96页。国民党档案馆所藏《国民革命军东路军战史纪略》，465/30，提供了大量的详细情况。
① 乔治·鲍勃科克·克雷西：《中国的地理基础：土地及其人民概述》，第55页，根据1926年的中国邮政局的估计数。
① 赫麦列夫的报告，载《根据国民革命军北伐史的材料》，第125页。切列帕诺夫：《手记》，第124—169页，和维什尼阿科娃-阿基莫娃：《两年》，第242—243、247页。三份来自前线的俄国顾问所写报告的译文，发表于韦慕庭和夏连荫合编：《文献集》，第43、44和49号。其他的报告在即将出版的《文献集》修订本中有摘录。陈训正在夺取武昌和南昌的记载中称赞“我空军”的活动，而不提飞行员是俄国人。《革命文献》，13，第1991—1992、2163—2164页。
② 两份关于给推进的军队特殊形式援助的报道转载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第293—297页（1926年9月14日）和第298—301页（1926年11月4日）。一个澳大利亚观察家的早期报道是H.欧文·查普曼：《1926—1927年的中国革命：从国民党首都汉口所见的一份共产党控制时期的记载》，第21—27页。在乔丹：《北伐》第75—79和241—246页，可见到几个例子和一种评价。安格斯·麦克唐纳：《湖南农民运动：它的城市根源》，载《近代中国》，1.2（1975年4月），第188—189页，以及他的著作《农村革命的城市根源》，第264—270页；此书不承认农民支援部队的作用，认为城市工人更为重要。
①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第316—374页有有关湖南工会化的文件。切斯诺：《中国的工人运动》，第322页。
① 同上书，第321—322页；张国焘：《中国共产党的崛起》，1，第532—550页；《中国劳工运动史》，2，第597—601页。
② 关于罢工、工商界的反应和调解委员会的情况，见上书，第612—622页。美国国务院893.504/40，汉口总领事罗赫德致国务卿，1926年12月28日，第15页，谈到罢工和银行无力结算的情况。《中华年鉴，1928年》，第984页论纠察队的蛮横行为。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1，第400—404页，全面地论述了湖北共产党组织劳工的情况。
① 吸收的人数根据《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第17—18页关于1926年6月3日的数字；第257—262页关于湖南11月份的数字；第395页关于12月末的数字。李锐断言，在北伐开始前4万多名农民在湖南已被组织起来，但他没有证实。同上书，第267页。
① 后藤沈吉：《海陆丰》，1，第182页有关于农民运动讲习所毕业生的材料。关于早期的发展，见《第一次国民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第270—275、281—284、293—301、322—325页的报道；霍夫海因兹：《中断的浪潮》，第130—134页。麦克唐纳：《湖南农民运动》，第190—195页，文中坚持对立的协会的多样性。
② 关于处决的情况，见英国外交部报告405/252，机密，《关于中国的进一步通讯》，13313，1927年1—3月，第44、74和91号；《北华捷报》，1927年1月15日，第62页；米塔列夫斯基：《世界范围的苏联阴谋》，第139—140页，一名国民党官员的报告的译文。共产党强调处决的恶霸为数很少。见《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第281、312、381页；第282—283、329页有关于杀害农村领袖的报道。霍夫海因茨：《中断的浪潮》（第49—50页）倾向于这种解释。显然杀戮在进入1927年以后增加了。关于11月份的会员数和阶级成分，见《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第257—262页，以及横山英：《湖南农民运动》，载《近代中国》，1.2，第204—238页，第217页之图，但可能根据不同的材料来源。
① 关于李锐的大会的记载和毛的讲话，见《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第275—278页；关于共产党的宣言（横山英译成英文，见其前引著作第220—222页），见第322—325页；关于大会通过的宣言的决议，见326—380页。
①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第17—18页有6月份的数字；关于湖北省的情况，见第395页；关于江西省的情况，见第420页。晚至1927年5月份，据报道江西省只有82617名会员。霍夫海因茨的《中断的浪潮》（第104页）提供了组织者声称的1924至1927年四个省（但没有江西省）的数字。
① 威尔逊：《英国和国民党》（第335—401页），根据英国外交部档案和中国公布的史料提供了谈判解决的审慎的报道。国民党政治会议1926年前半年的会议记录中，有许多关于罢工委员会或纠察队员行动的事例，政治会议发现这些事是不服管制的，并试图进行约束。罢工委员会的邓中夏和苏兆征，在讨论这些问题时常常出席这些会议。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第188—194页；《中国劳工运动史》，2，第544—546、551—556、583—590页中有关于结束罢工和抵制行动的各方面的中国人的报道。
① 大部分反基督教活动的材料载戴遂良：《现代中国》，第5、6和7页报道了1924至1927年的情况；《美国外交关系》论述了那几年的中国。又，杰西·G.卢茨：《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民族主义和反基督教运动》，载《近代亚洲研究》，10.3（1976年），第394—416页；叶家策（音）：《中国的反基督教运动，1922—1927年》，哥伦比亚大学1970年博士论文，出版的书名为《宗教、民族主义和中国的学生》，1980年。
① 共产党的决议，载韦慕庭、夏连荫：《文献集》，第299—300页。蒋的声明，载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参看1926年8月20日条；法译文载戴遂良：《现代中国》，7，第113—115页（日期为8月19日）。《现代中国》的下一个内容是第4军政治部发表的一篇反基督教的声明，日期为8月25日。关于拔牙齿的事，见鲁思·奥尔特曼·格林：《湘雅杂志》，第45—47页；鲁本·霍尔登：《1901—1951年大陆的雅礼和湘雅》，第157页，书中声称蒋“保持他部队的良好纪律，并答应不侵犯外国人”。
① 蒋介石的声明载《北华捷报》，1927年2月12日，第230页；但与戴遂良的《现代中国》（7.51）中的摘要迥然不同，凯瑟琳·M.麦圭尔：《1926—1927年湖南的工会运动及其对美国社区的影响》，哥伦比亚大学1977年历史硕士论文，文中引了驻长沙美国领事馆的档案和湖南各布道站发出的通讯。
② 威尔逊：《英国和国民党》，第434—441页；多萝西·博格：《美国政策和中国革命，1925—1928年》，第228—230页。
① 威尔逊的《英国和国民党》第464—467页的叙述，根据蓝普森的电报。作者也在伦敦档案局见到此电报。陈友仁在1927年3月13日呈送给国民党第三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会的报道，载蒋永敬：《鲍罗廷与武汉政权》，第89—90页。蒋教授的研究根据国民党档案馆的原始文件。
① 蒋永敬：《鲍罗廷》，第93—98页。鲍罗廷概括他对圣诞节备忘录的想法如下：“我们当前的政策是要使英国与日本、日本与奉天的冲突日益加剧。”在12月20日对数千名代表——可能是反对英国帝国主义委员会的代表——的一次讲话中，鲍罗廷声称：蓝普森“带着甜言蜜语来到这里，但是他内心是含有敌意的。英国人在我们的背后活动，企图消灭我们。与之斗争的唯一的方式是首先抵制一切英国货”。载《北华捷报》，1926年12月24，转引于威尔逊：《英国和国民党》，第468页。12月26日反英集会的一份报道载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第383—384页。
① 中国一方的报道载于蒋永敬：《鲍罗廷》，第99—104页，报道根据临时联席会议的会议记录；《国闻周报》，4.2和1月3、9日（有徐谦和蒋作宾的照片），以及1927年1月16日；《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第384—393页，转载了广州《民国日报》的报道；张国焘：《中国共产党的崛起》，1，第562—566页，有一份回忆的报道。威尔逊：《英国和国民党》，第484—497页，此文使用了英国档案和国民党文件，有说服力地断定，国民党领导集团没有计划去夺取租界。一篇英国目击者的报道由E.S.威尔金森所写，载《北华捷报》，1927年1月15日，第46—47页；关于1月份的事态，见《自由西报》。
① 这一论述主要根据威尔逊：《英国和国民党》，第498—530页，此文以双方的文件和报道为基础，考察了演变中的英国人和中国人对汉口事件的反应。关于这个事件的国民党的文件载《革命文献》，14，第2343—23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