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 [950]
临时执行委员会开了28次会，起草了一份响亮的宣言和一个新党纲。它监督党员的重新登记工作；办了一个刊物，以宣传打算进行的改组和解释党的革命的意识形态；成立一所学校，以训练区和区以下执行委员会的成员。它确定全国大会的议事日程，监督从中国各省和大城市以及海外分支机构选举代表的工作。①
随着陈炯明率领的部队威胁广州，孙逸仙对广州的控制在1923年11月变得不稳固了。人们担心大元帅可能会被迫出逃。在这次危机中，鲍罗廷极力主张采纳动员群众支持的激进的计划。他敦促孙及国民党的一批领导人让党颁布一些法令，内容是通过没收和分配地主产业把土地分给农民，保证一天劳动八小时、最低工资以及其他权利。他争辩说，这些诺言将使与陈炯明作战的部队得到支持。但是孙博士拒绝颁布土地法令，因为有些重要的追随者强烈反对。经过认真讨价还价，他同意——根据鲍罗廷的回忆录——颁布一项减地租25％的法令和另一项规定建立农会的法令。②对国民党人来说幸运的是，支持孙的部队赶走了敌人。军事危机度过了。孙逸仙没有颁布减租法令。
另一个使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都心神不安的问题，是在鲍罗廷和主张孙博士倒向苏联的最坚决的人之一廖仲恺在11月底前往上海以后不久出现的，他们此行是向几个领导同志说明改组党的必要性。11名国民党广东省党部的有威望的党员（都是老资格的党员）上书孙博士，就党的新体制中和在起草文献过程中的共产党的影响向他提出警告。他们指控共产党的领袖陈独秀是幕后人物，并指责两党合作的政策是共产国际阴谋的一部分，为的是在资本主义国家中煽起阶级斗争以加速社会革命，在新生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煽起阶级斗争，以联合劳工、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掀起全国革命。他们断言，陈独秀已使他的信徒们进入国民党以便进行接管；他们警告孙博士，不出五年，陈独秀可能被选为国民党的领袖。这次请愿是一个早期的证据，证明在保守的老资格党员中不断有反对倒向苏联和让共产党员进入老大哥政党之事。
孙逸仙拒绝了这一批评。在书面答复中，他说明鲍罗廷是新党章的作者，陈独秀根本没有参与此事。与国民党亲近是俄国的主意，建议中共党员在国民党内工作的是俄国。他断言，俄国必定同国民党而不是同陈独秀合作。“如果陈独秀不听从我党，他将被驱逐出党。”孙逸仙提出警告，不要因怀疑陈独秀，就怀疑俄国。①尽管有这种信心的表现，新党章的草案也被修正，取消了选举党的领袖的内容；取而代之的是，它任命孙逸仙为领袖，使他成为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总理，并授予他对两会各项决定的否决权。
广州的海关危机在12月中旬发展到了顶点，这更加深了孙逸仙的反帝情绪，虽然鲍罗廷在此之前的建议——危机期间他不在广州——一定也起了作用。大元帅及其政府要求分享外国人控制的海关征收的广州关税，因为有过一个先例。当北京的外交使团没有按照孙的外交部长的要求，指示总税务司拨给海关收入时，孙大元帅宣布他将夺取广州海关和任命自己的官员。这危及了所有强国都承认的海关——北京政府的一个机构——的统一；这个行动还可能开始形成一种有损于两大赔款和许多外国贷款的趋势。有利害关系的列强派炮舰前往广州阻止夺取海关，以此对付孙的挑战。国民党人太弱，无力战斗；取而代之的是，他们转而求助于群众示威和在外国首都进行宣传。危机过去了，但孙逸仙由于他向外国统治挑战，在中国取得了巨大的政治资本。国民党更明显地趋向民族主义：反帝国主义成为它的重要主题，完全像共产国际所主张的那样。①
1924年1月20日，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有196名代表被任命或当选，开幕式有165名代表出席。大部分是老资格党员，约40人代表国外的支部。约20名代表既是国民党员，又是共产党员。10天的大会听取了孙逸仙的七次演说和关于党在中国和海外不同区域的活动的报告；大会进行了辩论，通过了宣言以及党纲党章；它选举了两个中央委员会。一份关于党员的报告宣称，经过大力吸收党员以后，在中国登记的党员数超过了23360人，国外的党员约4600人。大会休会三天，以哀悼列宁逝世。②
在开幕词中，孙逸仙号召全体团结一致和作出牺牲。这份宣言强调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军阀，同时强调群众——特别是贫农和工人——在国民革命中的作用。可是，在幕后发挥重要作用的鲍罗廷未能说服孙逸仙把与苏俄结成运动的统一战线这一明确的声明包括在内。他也未能把剥夺大地主和不在地主的土地并将这些土地分给佃农的声明包括在宣言之中。①党纲是一个旨在安抚中国社会的许多成分的改良主义纲领；它答应通过合法手段解决中国的问题。
当一批代表试图把禁止任何国民党员参加另一个党派的修正案列入党章时，国民党内部的共产党员的问题再次出现。李大钊为共产党员参加国民党的意图进行了辩护：他们这样做，是为了对老大哥政党的革命工作作出贡献，而不是以它的名义去推行共产主义。他向代表们保证，他们的行动是正大光明的，不是秘密阴谋，并要求他们不要抱有戒心。经过辩论，修正案被拒绝了。孙博士通过任命10名共产党员为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委员和候补委员（约占总数的1/4），明确地表示他同意共产党员参加他的党。②
新选出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大会闭幕后开会，并组成了中央党部（这时设在广州）。委员们决定成立书记处和处理党务的组织部，以及八个职能部：宣传、工人、农民、青年、妇女、调查（后撤消）、海外和军人。老资格的党员担任各部的领导，其中两个由以前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领导：谭平山领导组织部，林祖涵领导农民部。一个三人党务委员会处理日常事务；它由廖仲恺、戴季陶和谭平山组成，是一个左派集团。住在广州的其他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从此一星期至少开一次会，但是大多数委员和候补委员回到了北方的城市，在北京、四川、上海、汉口和哈尔滨成立地区党部，以推动党的发展。逐渐地，中央各部有了少量工作人员，地区党部开始发挥作用。领导集团的大部分力量用于进行全国范围的宣传；在全国吸收新党员；在广东组织劳工、贫农和学生；建立一支忠于党的军队。进行工作只有少量经费，在开始时鲍罗廷似乎每月捐献约3万中国元。①于是，国民党开始成为一个有坚强的领导结构、革命的意识形态和最终在中国夺取政权的计划的大组织。
建立一支革命的军队
与鲍罗廷一起来广州或后来在广州参加他的工作的苏联军事顾问们，在1923至1924年冬对支持孙逸仙的军队的状况感到震惊。俄国人的意见是，部队的大部分训练不足，装备很差，由不够格的军官带领。俄国人认为，只有孙逸仙的150至200名卫兵完全效忠于他，其他部队只是它们指挥官的私人军队。如果国民党人要发动一次统一全国并有希望取得军事成就的战役，这个状况必须纠正。必须进行的改革将是：集中征收税收、采购武器和支付军饷；进行标准化的军事训练和向官兵灌输共同的革命思想；建立一个统一而有效的指挥结构。由于政府资源微薄，以及统一财政和指挥与一些高级指挥官的特殊利益背道而驰，而政府又要依靠这些人来维持它的地区根据地，所以这些是难以实行的措施。地方的兵工厂在开工时，一年只能生产装备一个（最多两个）满员师的步枪和机关枪，但是兵工厂的经营有如商业企业：任何将军只要付钱，就把武器卖给他。由于海关打算执行国际武器禁运，进口武器虽然不是不可能，也是困难的。
孙博士通过让他的将领们担任国民党党内的重要职务，试图加强他的权力。他挑选在广东省的湘军和滇军的两名挂名指挥官谭延闿和杨希闵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他任命挂名指挥一些支持孙逸仙的粤军部队的许崇智将军和指挥桂军和豫军小部队的刘震寰将军和樊钟秀将军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候补委员。3月，中央执行委员会委托他们和率领一支独立的滇军的朱培德将军以及指挥一支杂牌军的四川人卢师谛将军，在他们的部队中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大元帅不时劝说各地将领让他指定的人收税并给他们的部队发饷，但成效不大。事实上，他似乎不得不任命或同意某些将领控制发赌场执照或“禁烟”的机构这一类有利可图的财源。
鲍罗廷和孙逸仙拟定的最重要的措施，是建立一个训练下级军官的军事学校，对这些人充分灌输忠于国民党的思想和其日益强烈的民族主义思想意识。党的代表大会一结束就开始计划，到1924年5月，位于广州南面黄埔岛上的陆军军官学校，已经准备向从全国各中学和高等学校中招收的第一期约500名爱国学生打开大门。孙博士任命蒋介石为校长，主要的教官是日本军事学校或保定及云南军事学校的毕业生。他们得到几名俄国军官的帮助，这些人是伏龙芝军事学院的毕业生，经受过俄国国内战争的考验。蒋将军、管理陆军学校的国民党代表廖仲恺以及像胡汉民、汪精卫和戴季陶那样的老资格革命者教政治课。学校从一开始就得到俄国的资助，而由地方税收加以补充。
6月，俄国派精通军事的指挥官P.A.巴甫洛夫将军为孙博士的军事顾问。他提议成立军事委员会；委员会于7月11日组成，其成员为支持军政府的主要指挥官和几名老资格党员。成立军事委员会是走向在联军中建立统一指挥部和政治机构的一步。他们的军事学校应当改进，在每支军队中还要为再培训而组织精英部队。巴甫洛夫抵达广州后一个月，在东江前线的一次侦察中不幸淹死。代替他的瓦西利·K.布廖赫尔将军（在中国化名“加伦”）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