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 [949]
军事问题有两个方面：内部的和外部的。当基本上是自治的杂牌军的师长、旅长和团长在香港被孙博士的助手收买过来时，他们的部队已占领了广州。来自云南的军队以杨希闵将军为首，但是有几支独立的滇军，其中一支由孙博士的比较忠诚的军事追随者之一——朱培德——率领。刘震寰将军和沈鸿英将军率领桂军。还有政治上分裂的粤军的几个师和团以及在最后时刻参加纷争的几支地方“民团”。这些部队的指挥官一到三角洲就在城镇竞相建立有利可图的根据地，争夺大部分可以创收的机构。约35000人的部队（根据当时一个有可靠情报的人估计）装备甚差，大部分人训练也很差；它们内部之间互相对立，并且面对与迫切地想夺取广州的陈炯明相勾结的军事力量。陈将军似乎与孙博士的敌人吴佩孚结盟了。要使孙逸仙大元帅的军队投入战争，需要额外的巨额现金，其中大部分来自广州市政府向当地的居民开征并由得力的广州警察征收的额外的税收。
在1923年春、夏期间，孙逸仙的军事支持者保卫他的根据地，使之不受沈鸿英将军的攻击，沈得到了吴佩孚以及拥护陈炯明的军队的支持。通过这些战争，根据地的面积向西和向北扩大到广东省的边界，但广州仍易受东面邻近的陈炯明的追随者的攻击。到秋季，孙博士最多只能对他的军队进行名义上的控制，而且军队的素质也很少有所提高。“客军”实际上是占领军。②
孙博士的财政问题是严重的。基本上有三种收入来源——捐献、借款和税收。在1922年秋季，他的党已经向他的中国支持者筹集50多万元（上海和香港的通货）的捐赠和贷款，以资助他收复广州。现在已难以再筹措经费。1923年春季，他试图与香港商人谈判一笔600万元的贷款，与广州商会谈判一笔100万元的贷款，但都没有成功。他还希望向英国工、商界借一大笔特许权贷款，但是他所处的危急的军事地位，也使此事不可能进行下去。为了使他根据地的税收潜力成为现实，他的行政机器必须置于他自己任命的人的控制之下。
孙的政府组织分成三级——大元帅大本营（有如一个全国性的政府）、省政府和广州市政府，而市政府最有实力。广州是一个富饶的城市。它有一个在孙博士的31岁儿子孙科领导下的比较有效率的政府。孙科在快到2月底时担任了市长之职。广州市还有一支高质量的警察队伍，孙博士任命他的一个老同事吴铁城为广州的公安委员。孙市长和他的六名受过西方教育的委员，在以后的几个月中推动了广州的现代化，还使该市成为提供军费的主要来源。
根据1923年的官方市政报告，广州市除了城市的事业费外，还向大元帅大本营提供了600多万元（广州通货），用于军事给养。对比之下，省的岁入却比前一年减少了将近900万元，因为省财政局只能向省内的部分地区征税。孙博士夺得了地方盐税的控制权，使他从1923年5月至12月净得了近300万元，虽然这种外国人管理的盐务税应由北京政府的稽核分所征收，以偿还1913年签订的一笔外债。有利害关系的列强提出了抗议，但没有阻止这种“挪用行为”，不过，当孙博士在年底威胁要夺取最稳定的财源——广州海关征收的关税——时，它们为了阻止这个行动，使用武力进行了干涉。
这是一幅财政危机的景象，孙逸仙的政府与军人争夺征税权，二者都给民众加上了沉重的负担。可是在孙逸仙回广州后的八个月的时期内，南方政府逐渐增加了它的生存所必需的收入，并且扩大了它的地区根据地。
国民党从其前身（由孙逸仙组织和领导的几个革命政党）算起，已经有近30年的历史。在上海的中央党部有五个机构和一小批从事筹款和宣传的人员。在1923年，除了广州外，在其他城市显然没有活动的分支机构。党员的总人数不详，因为广东省几个地方分支机构的记录，由于陈炯明1922年6月的叛乱已经散失。总之，党员的数字是靠不住的，因为孙博士的做法是对诸如军队、工会和学生组织的整个组织进行登记，宣称其中的人就是党员。
可是，党仍具有一种产生全国性影响的潜力，因为它有一批有经验的领袖，并有反满、反对袁世凯、谴责外国特权和主张行政改革的声誉。领袖们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许多人受过良好的传统教育，有的人在清帝国政权中当过官。有的人得到了欧美大学的学位，许多人在日本的学院和军事学校学习过。这些领袖此时大部分已届中年，他们在国外时建立了友谊，曾以不同形式策划推翻政府的行动，筹措和分发革命经费，偷运武器，在部队中进行宣传，与下层的秘密会社一起活动，参加议会斗争，办学术和政治刊物，在学院中教书，组织工会，指挥军队，治理省份，以及进行工商业活动。他们来自中国所有的地区，各有其地方纽带，虽然其中大部分人来自广东和长江流域的几个省。他们与中国社会的传统成分及较现代的成分结成了关系网。
党需要受到激励而行动起来。显然孙博士被财政问题和军事问题占去了过多的精力，以致不能十分注意国民党，虽然他不时呼吁上海的办事机构去执行外交使命或开展对外宣传运动，并且无疑要它寄来经费。1923年10月，孙博士把注意力转到重新向党注入活力的方面。苏俄派给他的主要顾问鲍罗廷于10月6日抵达广州，在以后的七个星期中，两人定期就党改组计划进行商讨。
国民党内苏联利益的背景
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苏俄在中国既有国家的战略利益，又有革命的利益。俄国和中国共有一条漫长的边境地带，苏联政府希望与北京政府建立外交关系，因为这样会带给它许多好处。俄国的一个重要战略目标是取得对中东铁路（前俄国的一个国营企业）的控制，该铁路穿过满洲，是连接俄国滨海诸省与外西伯利亚的一条主要纽带。俄国和中国因争夺外蒙古的统治地位而对立，中国认为外蒙古是自己的领土，但是它被一个最近被红军树立起来的蒙古政体所统治。俄国不愿中国控制这块缓冲区，这是阻碍俄国的三个使团与北京建立政府之间正式关系的绊脚石。1923年9月，副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作为全权公使来到北京，企图重开谈判。
作为应从资本主义剥削中解放出来的一个区域，中国被纳入俄国的世界战略之中。1919年，列宁组织了第三（或共产）国际作为世界革命的总参谋部，其总部设在莫斯科。在1920年的第二次大会上，他明确地阐述了一项在资本主义大国及其殖民地之间打进楔子从而削弱这些大国的战略。共产国际以及统治大国中的共产党应把力量集中在解放斗争上，把这一斗争当作世界革命的准备阶段。列宁预见到，殖民地的新兴的资产阶级必然要领导这些解放运动；他坚持，殖民地每个新生的共产党应该在民族解放斗争中帮助资产阶级。这是统一战线的战略。但是，共产党应保持自己的独立性，通过组织和训练无产阶级和贫农来壮大力量，为第二个革命阶段——推翻资产阶级和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斗争——做准备。共产国际精心制订了这一基本战略，并在那些其使者能够渗透的殖民地进行宣传。中国虽然不是殖民地，却被纳入这一计划，于是共产国际派代理人来到这里。
苏联的使者在中国有双重任务：帮助组织共产主义运动；寻找苏俄和共产国际在解放斗争中将进行援助的民族革命组织。俄国的领袖们不了解中国，需要侦察员几年的调查，才能选定国民党。（关于中国共产党产生的根源和环境已在第10章进行讨论。）统一战线一旦组织起来，亨德里屈斯·斯内夫利特——荷兰籍共产国际代理人，化名马林——就超过这一战略，劝诱共产党人（大部分人违背自己的意愿）加入国民党，因为孙逸仙不愿意两党之间结盟。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批准了这个策略，认为这是新生的党在华南接近无产阶级的一种途径，更重要的是，委员会希望共产党人能使国民党趋于激进，并引导它与俄国联合。俄国的领导人计划为革命掌舵。
孙逸仙和苏俄相互之间的眷恋长达五年之久。在其革命生涯的不同时期，孙博士向所有的大国求助。在布尔什维克革命后不久，他派出几个试探者，以求他的党与列宁的党缔结盟约。后来，他希望这个新型的革命国家将在军事上帮助他登上北京的总统宝座。列宁和外交人民委员格列戈里·契切林通过非经常性的通讯来引导孙逸仙。三名共产国际的代理人——吴廷康、马林和达林——试图说服他必须改造党。1922年6月孙博士被陈炯明打败后，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迫切地想得到外国的援助，于是他开始寄厚望于苏俄。1922年下半年，他与俄国驻北京的外交代表越飞通信。越飞作出了几次努力而未能与中国政府谈成一个条约，于是来到上海，在1923年1月与孙博士进行了广泛的讨论，此时正是孙逸仙雇用的军队收复广州之后。他们商议的内部详情从来没有披露过，但是以后不久，苏联的领导明确地决定在财政上援助孙博士和国民党，并派顾问来帮助党复兴。①鲍罗廷是指导这项工作的人选。
根据共产国际的观点，鲍罗廷具有足够的资格。他生于1884年7月9日，从他在拉脱维亚的青年时代起就已经是一个革命者。1906年他被驱逐出俄国，在美国度过了11年。然后在1918年夏季回到祖国，再次投身于革命工作。列宁很了解鲍罗廷，他的一部主要著作就是鲍罗廷翻译的。共产国际成立后，鲍罗廷成了它的使者之一，为组织工作访问了西班牙、墨西哥和美国，然后在英国被拘禁，因为他已在那里协助改组英国共产党。1923年春季他回莫斯科不久，就被选定执行中国的这项任务。他抵达广州时年39岁，从各方面看，他是一个聪明和性格有吸引力的人。
鲍罗廷的指示没有发表，但他可能已经熟悉共产国际过去有关中国的决议。1923年5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国共产党一个指示，它清楚地说明了共产党在国民革命中的作用，以及共产党应与国民党合作的条件。指示极力主张，必须积极地准备农村的暴动以扩大革命，必须改造国民党以使它成为民主的反帝反封建战线的领袖。对国民党的“基本要求”是它必须无条件地支持中国的工人运动。国民党应该吸引最广大的群众参加反对北方军阀和外国帝国主义的斗争。共产党必须不间断地影响国民党，使之支持土地革命，坚持有利于最贫穷农民的没收土地的做法；它必须尽一切可能阻止孙逸仙与军阀联合。它必须要求尽早召开国民党大会，从而全力建立广泛的全国民主战线，它必须坚决废除帝国主义列强强加给中国的条约和协定。①鲍罗廷的目标可能与此相似；这明显地表现于他在广州的早期活动中。
重振国民党
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