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 [667]
除了使湘军的财政基础和政治基础得到巩固以外，曾国藩在1860年的擢升最后还为保皇派提供了健全的战略领导。曾国藩持有与太平天国相同的看法，也认为天京安危系于从南京至汉口之间的江面，而控制这段长江的关键则是安庆（自1853年以来一直在太平军控制之下，它是皖北具有战略意义的沿江口岸）。在曾国藩的坚持下，1859年后期朝廷已经认识到收复安庆的重要性，于是曾国藩马上按部就班地进行收复该地的行动，他把这一战斗托付给他的兄弟曾国荃去指挥。1861年9月5日经过激烈战斗后安庆被攻陷，平民大批遭到杀戮。这样便为打败叛军奠定了战略基础。
曾国藩按湘军型式创建了由他先前的幕僚率领的新军，是这个时期发生的具有同等重要意义的事件。构成他本人力量的因素就是这样传到下一代绅士军事家之手的。曾首先看中了他的门生 李鸿章（1823—1901年）。李鸿章是一个有能力的进士，抱负很大，颇具才干，其父与曾国藩有同学之谊。李出身于安徽合肥的一个官宦之家，从1853到1857年之间他带领一支勇军守卫乡里，从而开始了自己的军事生涯。安徽上层人士整军经武的行动开始原是针对豫皖边界的捻军叛乱的，太平军的猛攻则加快了这一行动。李鸿章的作用似乎可与湖南的王鑫和罗泽南相比拟：他根据团练名册征募人员并将他们编入正式作战部队。李不久辞去直接的军队指挥职务，转到福济（任安徽巡抚，是江忠源的后继者）手下任幕僚。在安徽过了六年，后来李鸿章决定与其兄李瀚章一起去投靠老师曾国藩。1859年1月，他到达曾国藩设在江西的行辕。
曾国藩认为李鸿章担任幕职是大材小用，于是设法委以实职，使之独立指挥军队。曾国藩和胡林翼久已留意安徽淮阳一带是军旅的来源，曾国藩多次想安排李鸿章编练一支该地区的军队。1861年时机终于来到，当时有一名上海流亡绅士代表从上海围城中来到曾国藩设在新近收复的安庆大营请求援助。李鸿章便马上开始召募军队。他的新军从团练中征召，又得到一些勇军的补充，后者已经组成并由于有了能征善战的湖南人组成的八个营而使战斗力得到了加强。1862年4月，富裕的上海绅士把一个向外商租来的船队派到安庆。李的军队随即被运往下游去占领上海。
曾国藩之所以决心创建新军，部分是由于他认识到湘军业已过了它的极盛时期。它的实力已经由于大部分有才干的将领（罗泽南、江忠源、李续宾和1861年9月死亡的胡林翼）相继死去而遭到削弱；自三河镇之役受挫以来士气问题一直令人头痛；在湖南征募新兵又日渐困难：凡此种种都使湘军前途未卜，难以为继。除此以外，曾国藩还急于通过扩大军政权力结合这种新形式来利用他新近获得的政治权力。就在李鸿章于1861年后期着手募军之后不久，曾国藩决定荐举他为江苏巡抚，而在他抵达上海时被授予此职。在此以前，胡林翼的密友左宗棠受命节制南线，并奉令用湖南勇军收复浙江。左宗棠是一位干练的湖南学者，在曾国藩和其他官员手下任过行政官员。1862年1月左宗棠被任命为浙江巡抚。
促使曾国藩决定把他的权力扩展到上海地区的一个根本原因，是他担心外国军队在江苏内地建立军事基地，因为长时间来在上海逃难的社会名流一直在寻求它们的干预。曾国藩对外国的介入是否有用深表怀疑，他确信利用西方的办法并非雇用外国军队，而是创办中国的兵工厂来制造西式武器弹药。
外国的介入
西方在五十年代初期曾对太平天国抱有超然的、有时甚至抱有温和希望的看法，但到此时这些看法都已化为乌有。到1860年时，叛军主要被看做是对外国贸易的一种威胁。在中国市场上利益最大的英国，它的官方政策是坚持在内战中严守中立，仅仅要求各通商口岸不受骚扰。但是英国领事和武官的一些文书函件则表现了对太平天国日益增加的敌对看法，它们强调“暴乱的破坏性质以及……它所据以存在的那些亵渎神灵和伤风败俗的特征”。①英国担心的并不是太平军会对外国贸易甚至外国的条约权利采取敌视态度，它是担心他们不能建立一个有效率的政府，那就会使农村和商业陷入混乱。虽然英国各级行政官员都曾设想过干涉叛军，但它的官方政策始终限于保护英国在贸易港口的利益，实际上仅限于决心保卫上海。法国得出了相同的结论（1855年法国的干涉曾帮助清军从小刀会手中夺回上海）。因此李秀成于1860年8月19日和20日向上海的推进（这次尝试只有三千人参加）被英、法军队所击退。令人好笑的是，这次干涉恰恰发生在英、法另一支军队正在北方猛攻大沽炮台的时候（见第五章）。
在1860年清政府与列强签订条约之后，英国决定暂不介入中国的内部冲突。太平天国被看作长江中游地区事实上存在的政权。1861年2月海军少将何伯领导了一次对南京的考察，谋求达成一项稳定的谅解，使英国得以安全进行贸易，英国则以保证中立作回报。李秀成在南京接见了英国人（洪仁玕此时已被解除了外事职务），甚至答应当年内不对上海发动进攻。太平军将不进入上海周围三十英里之内。英国继续在内战中依法严守中立。但是到了1861年夏，驻北京公使卜鲁斯则明显地倒向了清朝。西方侨民社会对“渎神”的太平军基督教抱有日益增长的反感，而太平天国反对鸦片贸易的无情事实，也必然影响了英国的态度。1861年6月卜鲁斯采纳了赫德提出的建议，即由李泰国出面代表清政府购置一支海军舰队。10月份，即在曾国藩收复安庆后一个多月，卜鲁斯应允了恭亲王的请求：即长江上的外国船只不得在通商口岸附近以外任何地点停泊，以使太平军难于得到外国船只提供的武器和物资。不过，卜鲁斯无意让英国干涉中国内战，伦敦则更无此意图。在12月，只有法国一艘和英国两艘炮舰停泊在宁波港。驻扎在上海的外国军队，英国仅七百人，法国仅五百人。①
可是到1861年末，双方都解除了各自的约束。太平军迫于西线危急的军事形势，不得不巩固它在沿海的地位，遂于1861年12月9日占领了宁波，29日占领了杭州。1862年1月李秀成对上海地区发起总进攻，占据了通往该城的河道。
与此同时，英国人开始从一个可以复兴的和更为牢固的清政 权的角度来考虑它未来的利益。1861年11月清廷发生的政变使英国萌生了希望，因为已故咸丰帝的弟弟恭亲王在这次政变中成了清帝国的决策者（见第八章）。恭亲王准备与新条约相依为命，英国公使卜鲁斯则准备提供一切机会让他照此办理。此后，英国对太平军进行的干涉应当被视为卜鲁斯为稳定中英关系而作的全面努力的一部分。没有证据表明，英国害怕太平军会成为一个潜在的更强大更排外的政府。恰恰相反，倒是太平军那些不出所料的弱点和无纪律才促使英国反对他们，转而支持清政府。
外国参与反太平军战斗的方式有下述几种：英、法军队直接进行干涉；为清军提供现代化的武器和训练；为非正规雇佣军分队提供外籍军官。无疑地，其中以外国军队的直接作用最不重要。雇佣军分队（其中以“常胜军”为最突出）在江苏对清朝有相当重要的意义。但历史意义最大的莫过于提供现代化的武器装备；因为武器装备与随之产生的军火制造业，其进步的技术可用来促进中国军队和军事工业的现代化。①
长江下游地区的官绅长久以来一直在谋求西方对叛乱者的干涉。上海道台吴煦（他的功名是捐来的）早在1853年便看出外国支持的潜在价值，此后他一直汲汲于谋求得到这种支持。1860年兼任江苏布政使时，吴煦不仅本人热衷于与买办商人合股进行私人商业投资，而且还擅长通过商业行会征收厘金。巡抚薛焕手下有约四万名绿营军和乡勇，但成分复杂，未经训练，纪律很差。早在1860年5月，吴煦便着手征集一支规模不大的“夷勇”。在那个广有资财的同胞和商业合伙人杨芳（此人是浙江银行家，曾当过怡和洋行的买办）的建议下，吴煦得到了华尔（1831—1862年）的效劳；华尔曾在中国轮船上任过职，在马萨诸塞州的塞勒姆度过童年后一直在海上和陆上从事冒险生涯。华 尔胆大勇敢，性情急躁，但又胸无城府，一任杨芳摆布（他最后跟杨芳的女儿结了婚）。他和几名高加索同伙领着二百名菲律宾士兵于1860年7月攻陷了位于上海西北（应为西南——译者）的一个重要小镇松江，但不出一个月它又沦于叛军之手。1861年他和其他官佐们（主要是美国人）在他们业已着手训练的“马尼拉兵”外又开始了对几百名中国士兵的训练。在吴煦和杨芳的大量资助下，华尔按照“英国方式”操练他的士兵并用精良的连发快枪装备他们。他们的兵力到1862年已增加到三千人。由于参加了上海附近的战斗，它被官方封为“常胜军”，以象征吉祥。正因为这支混合部队有上述来历——基本上是外国人领导的中国雇佣军团，所以它在以后两年的江苏战役中赢得了普遍的赞誉。
不过在吴煦和江苏巡抚薛焕的心目中，常胜军仅仅是为谋求洋人直接援助所作的努力的第一个步骤。薛、吴二人小心翼翼地听从了那些在上海避难的绅士和著名的在野官员们的意见，这些人现在领头请求皇上“借”洋人军队助剿。请愿书甚至提出引外国军队去攻打苏州和南京。绅士领袖们声称，巴夏礼在1862年1月初就曾表示，倘蒙皇上和卜鲁斯批准，英国军队将不仅帮助防守上海，而且愿意长驱直入，帮助收复宁波、苏州，甚至南京。①薛焕起初故作不应，保持观望，只是等到有相当多的卸任高级官员签名于请愿书上后才上奏清帝，赞助“借兵助剿”的请求。关于进攻苏州和南京的建议也包括在内。同时经薛焕批准，吴云（苏州前任知府）和应宝时（吴煦的副手）于1月13日建立了一个“中外会防局”，为期待已久的联合作战筹集经费。2月初发布的两道诏令准许薛焕的建议只适用于上海：“上海为通商要 地，自宜中外同为保卫”。①至于把外国援助扩大到苏州和南京的想法，则被提交曾国藩征求他的意见。
1862年1月13日当太平军被发现沿吴淞江堤岸行军时，英法军队仅从船上朝他们开炮而已。但是到了2月21日，海军中将何伯便亲自带领远征队向上海东北十英里太平军所占据的高桥发动了攻击。何伯的炮兵得到了三百五十名英军和六十名法军的支援，还有六百名华尔的士兵充作散兵和突击队。接着在整个4月里，对上海附近的几个市镇采取了类似的行动；但它们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