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 [666]
太平天国在征服地区实施的土地政策，总的表明了对农村的控制是脆弱无力的。应当认为，这是急需财政收入，缺乏可靠骨干从而必须使农村社会关系基本不受扰乱的结果。实行激进的土地政策是需要时间和安全保证的，这两者太平天国从来都不具备，所以一旦实行，就不可避免地要造成生产和岁入的暂时下降。我们已经谈过，《天朝田亩制度》干脆删除了定期重分土地的规定，这样就暗示了已经重新分配的土地可以成为耕作者的财 产。实际上，太平天国的土地纲领既不是国家所有制的纲领，也不是耕者有其田的纲领。虽然中国的历史学家对这一点仍有很多争论，但大量的证据表明，在太平天国占领的大部分地区，地主和佃户的关系始终存在。尽管与地主和解的趋势在运动后来年代中才似乎更为明显，但是有迹象表明它在此以前也是存在的。如果说在某些地区太平天国曾试图把所有权授予佃户，那么，主要的考虑似乎也是出于在地主逃走之后向原佃户征税的需要。太平天国的赋税手续很快发展起来，不再实行通常作为他们侵入一个地区的标志的那一套没收和勒索的粗暴做法，除了税额稍轻以外，田赋制度经过系统化，与清制区别不大。
一般说来，在太平天国控制的那些未受战争严重破坏的地区，农民的状况是有所改善的。叛军的存在似乎坚定了佃户抵制苛租的决心，有时地主也只好满足于部分的收入。1860年以后在长江下游的某些地区，向佃农征课各种直接税与一项官方的减租纲领同时并行。这便是另一种与地主分享农村剩余产品的形式。①太平天国占领区的经济，无论是商业或是农业部门，租税负担一般都比旧政权时要轻。太平天国的商业税不象无处不施行的厘金税那样泛滥成灾，而且显然条文比较合理，施行中的弊端也少一些。
太平军中央的分裂及其领导的恢复
1856年发生的震撼太平天国的那场灾难，既不是它在地方行政管理方面的某些缺陷造成的，也不是由于它的敌对力量所致，而要归咎于他们自己中央领导方面的动荡不定。如前所述，这种动荡性在运动最初年代中就已经孕育于太平军的制度之中。 政权要继续存在下去，就需要有一种在共同事业中形成的兄弟情谊，以煞住诸王之间的不和。但是兄弟情谊不久都被东王杨秀清的无情野心所毁。1853年在定都天京时，他那已经巨大的权势由于冯云山和萧朝贵都在战斗中死去而更形膨胀。杨秀清在行政地位上的加强是在损害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和秦日纲（1854年封王）以至洪秀全本人的利益的情况下取得的，洪秀全本人也往往跟其他人一道蒙受杨秀清的羞辱和威吓。洪秀全智虑逐渐衰退的状况最终使他事实上不能再积极参与行政决策。杨秀清马上以新的精神权威自认，宣称他是圣灵的化身，地位甚至在上帝次子之上。许多历史家都鄙弃杨秀清为毫无信仰可言的阴谋家，认定他个人的宗教主张（反之，洪秀全则有至诚的信念）只是一些诡计而已。杨秀清是不是邪恶的阴谋家暂且不论，有一点是很清楚的，如果没有杨秀清的卓越行政才干和集权本能，太平军运动决不会取得那么大的成就。
杨秀清的垮台看来是他试图取代洪秀全本人以篡夺最高权力的行动促成的。1856年8月，当杨秀清逼洪秀全封他为“万岁”（这是迄今为止仅为洪本人保留的一项帝王特权）时，洪意识到自己处境的危险。天王于是把韦昌辉和石达开秘密召回天京，降诏要杀死杨秀清；这个行动也许是书昌辉、石达开和秦日纲蓄谋已久的。韦昌辉当时正在江西作战，距离最近，他率领几千精兵迅疾返回南京。韦昌辉出身于富有的地主家庭，对自己长期蒙受象杨秀清这样一个出身贫穷的劳工的迫害可能倍加恼恨。9月1日夜间他迅猛出击，把杨秀清杀死，并下令屠杀杨的随从人员，据说约屠杀了二万人。屠杀在南京蔓延了将近两周，其规模显然远远超出了洪秀全的预料。当石达开在约十天以后到达南京时也为之震惊，力劝韦昌辉住手。韦昌辉这时已经杀红了眼，竟怀疑石达开同情东王集团。石达开十分谨慎地逃离天京，重返他的前线部队，韦昌辉因此也杀害了他的全家。石达开带领了一支庞大 的军队向南京进发，想来报仇。这时洪秀全也感到韦昌辉的权势咄咄逼人，象杨秀清以前那样又成了一个潜在的威胁。洪获悉石达开受到太平军全军的普遍支持，便于11月中旬调集了他的军队把韦昌辉及其同伙二百多人杀掉。在这个屠场上，贪欲和偏执狂使太平军运动原来理想的任何残迹都已澌灭无余。
还有一个令人痛心的损失，那就是失去了一度集于中央的权威。幸存下来的领袖没有人能行使位极人臣的东王有过的权力。石达开被洪秀全召回南京主管行政，他发现自己处处受到一个由洪氏兄弟和佞臣蒙得恩结成的宫廷集团的掣肘。六个月后石达开出走，领着自己的队伍开赴西南长期单独作战，没有再加入太平军运动了。清朝的保皇派马上对太平天国的分崩离析加以利用。1856年12月，胡林翼的军队把太平军逐出武昌。1857年下半年曾国藩夺走了太平天国在江西征服的大部分土地。这样便使太平军在长江上的要冲安庆受到威胁。自1856年下半年至1858年年中，太平天国在军事上的颓势终以战略要地九江的易手和清军重建其对南京的包围圈而达于顶点。
尽管太平军的中央已陷入混乱，但这运动在普通士兵中仍保有旺盛的活力。1858年下半年太平天国在军事上主要靠陈玉成和李秀成（此二人出身于广西最贫苦的农民阶层，又都从叛军的各军阶上缓缓晋升上来）的努力而取得了转机。作为最高统帅，这两位才华卓越的军事家于1857年逐渐恢复了攻势，并成功地使江北的清军处于一片混乱之中。1858年9月他们在淮北三河镇重创湘军，11月又在南京对岸的浦口击溃了清朝的正规军。由于这两次打击，太平天国解除了安庆的压力，并重开了天京往北的交通。
太平天国复原的第二个因素在于天王的堂弟洪仁玕（1822—1864年）的个人集权得到了有限的和暂时的恢复。洪仁玕是受洪秀全影响的第一批改宗者之一（他跟洪秀全一样，也是因科场 失意而成为村学塾师），自1852年以来他一直未曾介入运动。在香港期间跟他相过从的，最初有新教传教士瑞典人韩山文，后来有包括苏格兰汉学家理雅各在内的伦敦会的一些成员。他除神学以外，还探讨了西方的科学和政治经济学，这些研究不仅使他成为太平军人物中受教育最广泛的人，也使他成了中国最早介绍西方文化的人士之一。1859年4月当他最后安全抵达南京时，受到了天王热情的欢迎，并被擢升为最高行政长官，受封为“干王”。
洪仁玕在1859年发表的《资政新篇》中概括地提出了强化中央集权、采用西方技术以使中国经济和交通现代化以及发展与西方列强友好关系的政策。洪仁玕所提出的开设现代银行、颁发专利权、建造铁路和轮船以及发展采矿业等项建议表明，他对西方力量所在的若干因素抱着全心全意的、虽然认识很不全面的赞赏态度。这些建议是太平天国经济理论的一个重大转变。洪仁玕在另一部著作里提出要在太平天国考试制度方面实行一些重大改革，目的在于倡导一种更注重实用的文风并促使文武结合。新型的太平军的杰出之士应当是，文“可兼武，韬略载在诗书”，武“可兼文，干戈化为礼让”。①此外，洪仁玕孜孜不倦地争取中国正统的优秀之士来效忠，根据传统的种族理由重新向他们发出呼吁。
到1860年中期，太平天国在江北的军事胜利虽然解除了清朝对它的一些战略要地的压力，但它并没有建立起可靠的经济基础。更重要的是它未能占领湘军在长江中游的防区。在安徽新增加的兵力大部分是政治上不甚可靠的捻军（他们不久又投靠了清朝），这也使太平天国不能长期依靠此地，把它当成作战基地。不过江南大营于1860年5月的再次被摧毁，大大振作了太平军 的士气，于是洪仁玕便策划了一次规模很大的战役以征服长江三角洲地区。有了长江三角洲作为经济基地，就可以再度攻占远至武昌和汉口的长江中游地区。洪仁玕认为，据有长江下游城镇的另外一些好处是，太平军将有机会使用西方的轮船，派它们到上游去打仗。
在东面发动的这次新战役很快就初战告捷。守卫句容、丹阳和常州的清朝正规军一片混乱，仓皇溃退。6月2日，李秀成的军队进入苏州，这里是江苏东部的经济和政治中心，又是通向沿海城镇的门户。整个这一地区的太平军将领们为了长期占领，他们励精图治，竭力稳定地方经济和控制农村。他们奉行的政策是尽量不打乱地方社会组织，以期确保各种资源能够源源不绝地流入太平天国的国库。这时的急务只是想把清军赶出沿海城镇。除了想张罗轮船以便溯江而上去作战的计划以外，没有证据表明，洪仁玕和其他太平天国首领都已认识到上海作为外贸收入的来源所具有的长期价值。但必须把上海视为在长江三角洲进行较大规模战役的一部分，于是洪仁玕着手铺平与外国列强交往的道路。可是，洪仁玕为争取外国支持或中立所作的种种努力是建筑在天真的乐观主义上面的，以为西方会把太平军看作是进步的基督教同道而报以同情；这些努力都以失败告终。因为西方列强根本无意同叛乱者合作，它们更感兴趣的毋宁是看到清帝国的力量在长江下游各省份复兴起来。
曾国藩出任统帅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在保皇派将领系统中发生了一些对清朝的胜利具有决定意义的重大事件。“江南大营”的再次瓦解（1860年5月）不仅使清朝的最高将领张国梁与和春身死，两江总督何桂清被废黜，而且使南京以东的清朝正规军遭到覆灭。在此以后帝国的方针发生了重大改变，曾国藩被授予整个战役的领导权， 因为舍此而外已别无其他选择。于是曾国藩于1860年6月8日被任命为代理两江总督和钦差大臣，拥有指挥长江下游地区军事的最高权限。曾国藩在他首次担任的这个封疆大吏职位上，终于能够使他的军队与更充裕的经费，以及与一员高级总督所拥有的巨大权威结合了起来。
对清政府来说，把个人军权与地方省份的正规权力这样结合起来，乃是惊人之举。在这方面五十年代已有过一些先例，即曾国藩的几名部属已经担任了巡抚或代理巡抚，例如安徽的江忠源和后来的李孟群；广西的刘长佑；湖北的胡林翼。但是曾国藩新任的这个地位显赫的两江总督则明显地集中了军政大权于一身，权势更大。这是内战的一个转折点，就许多方面说也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转折点。正是满族君主政体与汉族上层分子中的领袖人物溶为一体的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