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 [498]
在他做了皇帝的最初10年中，永乐帝和他的顾问们在编订朝廷的实录中搞了一系列历史编纂学上的修改，以确保他受命的合法性。他们的势力不仅导致了对政变的有偏见的相反的叙述，使之能对永乐帝有利；它们还把从洪武帝时代起的记录大肆删削和窜改，砍掉了和永乐帝的声明相冲突的一切材料。①《奉天靖难记》（约在1403年）、《天潢玉牒》（约在1403年）和《太祖实录》（它第一次修订于1402年，在成于1418年的现在仅存的版本中再次加以修订）——这些著作都是旨在重写建文朝历史的这种努力的一部分成果。看来是永乐帝的主要顾问姚广孝和他宠爱的翰林学士解缙两人在编写和完成头两部著作以及在修改太祖的《实录》中出了大力。①
在所编的用来支撑永乐帝的权利的合法性的著作中，第一部便是《奉天靖难记》。宫廷史学家们写这本书时把未经证明的武断之词和谎言都写进了事件的叙述中去，以丑诋建文皇帝。它们指责他是一个卑鄙堕落的君主；他使用了“奸臣”；他因废除了他祖父的法律和制度而犯了背叛罪；以及他用撤消藩封的办法来迫害各藩王。这部书谎称永乐帝为马皇后所生，因此他作为健在的最年长的嫡子应该在1392年被指定为太子，但因某些儒士顾问的干预而未果。它还说，他不情愿地对建文朝廷采取惩戒行动不是为了夺取皇位，只不过在履行《祖训录》中的训示而已。②
最后，这些历史学家们说他从来不想伤害建文皇帝，同时断言他的侄子在南京陷落时在宫中是偶然被烧死的。它不说永乐帝是已死之侄的合法继承人；相反地，这些历史学家们却说他是按照嫡长继承的原则直接接洪武帝的班，建文朝却是非法的虚君位时期。这个论点很重要，因为虽然建文帝已死，他的子嗣还健在，他的最年长的儿子应该有权继位为皇帝。这些谎言和捏造对永乐皇帝自称的合法权利来说是不可或缺的。由于与这些谎言和捏造相矛盾的原始材料已被系统地销毁，它们就成了记述事件的无可辩驳的材料了。①
谎言和虚假情节也窜入了明太祖时代的记录中。解缙大约在1402年所编的《天潢玉牒》把洪武帝描述为皇族的先祖，又说他是儒教传统的圣君哲皇。②可是，官方历史学者不得不谎称永乐帝是明太祖的元配马皇后所生：这对证明他的合法继承权来说是必须的。现存两种不同的谱系版本却对他的出身有极不相同的说法。
较早的一种本子说马皇后只生了两个儿子：朱棣和朱橚；另一种本子说她生了五个儿子——朱标、朱樉、朱、朱棣和朱橚。不论是哪一种本子都有证据表明，永乐帝是他父亲的嫡妻所生。第一种本子似乎后来经过修改，因为它说马皇后只生了两个儿子，其中没有一个是在明太祖生前被封为太子的，可见它是弥天大谎。①谱牒的改订本后来散发给了皇族的成员。永乐帝的继承权在一开始恐怕就受到怀疑，但是要公开表示这种怀疑，那就要命了。随着人们对此事的淡忘，这些捏造也就作为支持他的合法性的证据而被人们接受了。
他们齐心协力窜改和伪造历史记录的高潮，出现在两次对太祖朝的实录的修订上。实录是记录皇帝活动的权威材料，它要传到后世，并且用为后来修王朝史的主要资料；因此它必须能够证明日后永乐帝继位的合法性的一切说法是对的。现存的实录是在建文帝时代的1402年初编订的，因此它自然而然地有与永乐帝的主张相矛盾的材料；这种材料必须删除。第一次修订开始于1402年末，即紧接在永乐帝登极之后，而成于1403年7月。这些编订者们曾在建文朝供职，工作时间又匆匆忙忙，因此这一版不得永乐帝之心而在后来销毁了。1411年末，皇帝下令再改一次。它成于1418年6月，这就是流传至今的明太祖的实录的文本。
这次修订大加删汰、歪曲和伪造了实录原文，把永乐帝既说成是王朝开创之君的爱子，又说成是一位合法的帝位继承人。第一次修改的目的或许在于根除与这些说法相反的材料，而且要提供有利于永乐皇帝的历史说法。最后的修订本则对这种比较粗糙的说法做了修饰，对事件的叙述比较首尾一贯，使之能传到后世。有几位现代历史学者详细指出了那些宫廷史家怎样改变了重要的史实，怎样在第二次修改中窜入假材料。这些歪曲包括下面一些说法：即永乐帝是马后所生；洪武帝原本想封燕王为太子；开国皇帝在1398年曾劝告燕王要他像古代的周公曾经辅佐周王那样做建文帝的摄政；以及洪武帝在弥留之际曾想绕过他的孙子而属意于燕王。②明太祖还被形容为天纵之圣的领袖，有神奇的力量，命中注定要君临天下；燕王也有这同样的秉赋，联系到他的非凡的军事领导才能来说，更足以表明他是继承他父亲的最恰当的人选。另一方面，编造出来的一些情节说明，被废黜的建文帝及其子嗣是皇室中最不受欢迎的成员，他们没有得到洪武帝的信任。这种说法就把在逐鹿帝位的斗争中的胜利者和失败者做了最鲜明不过的对比。①
正统意识形态的形成
和关心他的合法地位一样，皇帝也很关心他有一个儒家君主的形象。他早年在翰林学士顾问手下所受的儒家经典教育也使他对这种身份很敏感。像元代那样，他在1404年把程朱的儒家经典的注疏传统规定为科举的正统的标准程式，承认学者们早就给予这个学派的至高无上的地位。
加强这一个正统学派一直是他倾全力关注的事情。皇帝为了确保他的圣君形象，他在1409年发布了一篇训谕式短文，即《圣学心法》。这篇文章是皇帝自己写的，翰林学士顾问们给了某些帮助，它把这种正统传统界说为“正统的”宋儒首先加以阐明的“心学”，并且给他的臣民和后嗣定下了伦常日用的规范。②此文在形式和风格上都借鉴了宋代的两种性质相似的书：即范祖禹（1041—1098年）的《帝学》和真德秀（1178—1235年）的《大学衍义》。这两种著作都收有为帝王讲学作准备的材料，它们成了使帝王作圣君的指南。特别是后一种书被广泛地认为是阐发“心学”的优秀作品，是理想政府的基础；明太祖对它极为重视。
这两种著作明确地表达了朱熹所定下的正统学说，在元代被视为为人君上的指南；现在正在致力于把这种意识形态定为帝王权力和文官政府的正统的基础，所以它们很有用。
永乐帝在编写他的这篇作品时，广泛地引用了早期儒家经典中的文字和宋儒的哲学著作，其中有些话直接抄自范祖禹和真德秀。他仿照宋人的办法，也对许多段落附上自己的评论以便进一步阐明“心学”。虽然它主要强调为君之道，但是他的教育也旨在使所有臣民受到教益。它的第一部分是讨论一个君主应该以身作则的道德品质和原则：这就是言行一致的原则；克制私欲；敬天法祖；正心诚意。第二部分讨论的是教育皇帝的问题，并且强调了上述的德行和通过学习、实践和自我约束去培养这些德行的义务。皇帝要他的臣民们敬畏和顺从上天，同时他也强调个人自觉的重要作用；这表明他虽然明白宣布要恢复祖宗的传统，但他也不认为自己应受它们的限制。
皇帝在此文的第三部分中强调皇帝极端需要有智慧的进言、正确的教导和忠直不偏的劝告。虽然皇帝很重视大臣们无私的和诚实的谏诤，并且强调需要他们有正直的性格，但他又绝对清楚地指出了君主的无可质疑的权力和他为此目的而培养自己心理素质的重要性。最后，他在关于为臣之道的这一部分中着重指出了忠诚的意义，并强调说：人臣若不能与君上一心一德，就不能为之服务——即他应该对君上全心全意，敞开胸怀而无所隐讳。永乐皇帝不坚持盲目的忠诚，强调君臣之间应该互相交换意见，以使每一件事都能得到自由的讨论。
这篇著作生动地显示了永乐帝为自己所树立的圣君形象，显示了他所设想的君臣之间尽可能有的鱼水深情——这种深情是以具有共同的伦理认识和共同的目标为基础，又是通过“心学”的体验而获致的。它不仅说明了皇帝关于为君之道的看法，也给他的臣民和后代指出了指导性的原则。这篇著作大大地提高了皇帝作为圣哲之君的形象，同时又阐明了渊源于宋儒学说的主要传统——它被宣布为明王朝的正统学说——的帝王思想体系。
1414年末，皇帝命令一批翰林学士汇编朱熹和朱子学派其他宋代大师所写关于《四书》《五经》的注疏，并且摘编他们关于人性问题的哲学论述。这些汇编著作在1415年10月完成并呈报朝廷，用《五经四书大全》和《性理大全》为书名，在1417年4月予以颁行。这个做法正式承认它们是熟悉儒家学说的法定的捷径。
编订这些著作的背后有几种原因。首先是需要有一种标准的《五经》、《四书》注疏本，以便在学校和科举中使用。虽然朱熹对于经籍的注释长期以来被视为在这种课题上的定论，但他的注释有不同的版本，学生必须知道哪一种版本被规定在正式场合使用。就《四书》来说，朱熹认为《大学》是对儒家学说的基本的综合；它变成了在帝国学校课程中使用的首要的课本。
可是，也还有其他同样重要的理由来编订这些著作，特别是编订《性理大全》。皇帝认为，宋代哲学家做出了新贡献，他倾向于把他们的著作本身也看作是经典著作。因此，他在给编订者的指示中强调宋代大师们的“发明”，并且要求把他们的观点融合进经书和注疏中去。皇帝用这种办法含蓄地承认，正统传统并不是固定在遥远的古代而停步不前，它给后来的扩充、甚至于革新留下了活动的余地。
他个人对这项计划表现出强烈的兴趣，认为《大全》已囊括了所有真正的学识，从而使他义不容辞地把这些真正的学识普及到平民百姓中去，正像古代圣哲之君过去做过的那样。也可以这样说，通过指导帝国的学生用集中精力来学习钦定精选的经书和新儒学学识的方法以准备科举考试，他能够运用一种巧妙的思想控制方式，以保证学生符合他的标准。这种办法产生了压制自由研讨和限制有创造性的及广泛的学术活动的后果，因为要在科场得意，这一切已经没有必要了。③
皇帝还支持汇编几种经书和文献的大部头集子，这一方面使他获得了作为经书遗产和学者精英阶层的庇护人的美誉，一方面又为文官和宗室提供了指针和伦理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