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 [497]
这些步骤导致内阁起越来越大的作用；这些炙手可热的翰林学士开始成为皇帝的主要顾问和作为皇帝与官僚政制之间的承上启下的人。在洪武朝代，大学士主要是在内廷起草制诰；现在这些新翰林学士则能够与皇帝进行个人接触，决定国家事务，参与制定政策。他们常常和六部主管官员开联席会议审议国事，但是他们逐渐地左右了外廷的六部，因为他们很容易接近皇帝。皇帝无论驻跸在什么地方，也都一般地要把大学士召到身边：1402年年到1409年在南京时是如此，1409年到1417年在南京和北京两地时是如此；以后定都北京时也是如此。
皇帝甚至在1410、1414、1422、1423和1424年几次讨伐蒙古的战役中也随身带着几位大学士。在这些情况下，皇帝让太子朱高炽（1378—1425年）——即后来的洪熙皇帝——先是在南京、后来是在北京留守，看管政府，并且指派他的秘书班子的成员做太子的顾问。这种安排在他后来的统治年代中变得司空见惯了，因为皇帝这时经常离开京师，内阁就变成了一种政府的内阁。这种办法使得太子和大学士更加密切了关系，它在永乐帝死后对稳定政府起了作用，因为这些人一如既往地继续为皇帝服务。
皇帝在1402年挑选了那七名翰林学士之后再没有选用新的大学士。除了胡俨在1404年另就国子监祭酒外，其余的人都任此职许多年，其中有四个人一直到死。在永乐之治的初年，解缙是这些人中的首席学士；但是他在1411年被囚禁，并在四年之后死于狱中，因为他得罪了想取代朱高炽为太子的皇帝的次子朱高煦。解缙曾经竭力支持朱高炽为太子，而强烈反对另换朱高煦。①
皇子争嫡的斗争的卷入也使得黄淮和杨士奇失宠并于1414年被拘禁，因为他们也捍卫太子朱高炽，反对朱高煦的指责，即所谓朱高炽在皇帝离京远征蒙古时在南京处理国事中未能恪尽职守。杨士奇马上被释放，但是黄淮一直被囚禁到1424年，在永乐帝去世后立即官复原职。①在解缙于1411年倒台以后，胡广变成了首辅；胡广在1418年死后，杨荣接了他的位置。胡广和杨荣——同金幼孜一起——有一两次跟随皇帝讨伐过蒙古部族。杨士奇一直跟随太子，终于在1424年上升为首辅，迄1444年他去世时都未离开过这个职位。①这个大学士集团终永乐之世一直在职，并一直献身于皇帝的各项政策；他们是永乐帝重建文官政府中的柱石。
皇帝用专门知识的标准仔细地挑选六部首脑；和大学士的情况一样，他也让他们长期任职，让行政官员酌情处理行政细节，比明太祖放手得多。这种办法保证了文官政府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这些长期任职的尚书包括吏部尚书蹇义（1363—1435年），在1402至1421年任户部尚书的夏元吉（1366—1430年），从1409年到1424年任礼部尚书的吕珍（1365—1426年），分别在1404至1415年和1409至1421年任兵部尚书的金忠（1335—1415年）和方宾（1421年死）；分别在1405至1422年和1407至1416年任工部尚书的宋礼（1422年死）和吴中（1372—1422年）。②
和新任命的大学士一样，这些关键性的尚书都是少壮派，四十来岁。事实证明，他们全都是很优秀的尚书：在永乐帝整个统治时期任吏部尚书的蹇义是文官制度的设计师；一直到1421年被拘囚时为止同样地担任户部尚书的夏元吉是一位理财能手；1422年去世之前一直任工部尚书的宋礼负责监督迁都至北京的工作。政治的连续性只有一次严重地中断过，那是1421年当夏元吉、吴中和方宾因反对第三次征讨蒙古之议而使他们的宦途经受危险，因为他们主张减轻人民的财政负担比出兵更重要，这便激怒了皇帝。方宾自杀了；夏元吉和吴中被囚禁，直到皇帝驾崩以后才官复原职。
不幸的任命只发生在刑部和都察院。原任刑部尚书（1405—1408年）的吕珍在1409年改任礼部尚书，后又被刘观（1385年进士）接替，刘观一直干到1415年。1403年被任命为都御史的陈瑛在1411年因滥用权力被处死。刘观在1415年接手做左都御史，直至永乐帝宾天之时；他最后也被指责有贪污行为，可是他直到1428年才垮台。刘观的刑部尚书的后任是吴中，他被认为是一个好尚书，但也在1421年因抗议皇帝第三次出兵讨伐蒙古而被下狱；自此以后，刑部尚书一职一直虚悬以迄永乐帝之死。①由此看来，六个部中有四个部（吏、户、礼、工部）在整个永乐帝时期或其大部分时期是只有一个尚书主持部务，其中某些尚书继续在后来的君主下面任同样的职务。整个15世纪中在主要尚书之中存在这样异常稳定的情况，这与洪武时期权力被肢解和任期短暂的特点相比是刚好相反的。它保证了永乐帝时期和永乐帝以后的时期文官政府中行政上的连续性。
下级文官行政的稳定性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通过科举考试贮积知识分子人才，并选拔他们充任各级政府的官吏。全帝国的考试在1404年和1406年已经恢复，但是，廷试由于皇帝出征蒙古而长期在外，因而拖了五年，直到1411年才恢复。1412年以后科举均按期举行，永乐朝共有1833人进士及第；比之从前时代，有更多的进士立即实授了官职。到了1424年，已经有足够的进士去担任直至县一级的大部分负责的文官。在这些年中科举几乎变成了获取高官的唯一途径，而关于任命、升迁、贬黜和考绩的规定逐渐严格起来。许多进士变成了能干的行政官员，而且他们在永乐朝和以后朝代中在保持文官政府总的品质和稳定性上起着主要作用。②
宦官与锦衣卫
皇帝在揭示了变节行为如何能够颠覆皇上之后，便重新组织了他的监视网，以确保他的地位的安全，同时用它来监察弊政。为了获取情报，他不仅依靠文官政制中的监察和司法官员，他也依赖自己的宦官和锦衣卫。
宦官们作为皇帝的私人仆役又直接听命于皇帝，对皇帝公开表示绝对的忠诚，并且准备随时执行交给他们的任何任务。皇帝给宦官们的信任大于对其他人的信任，因此让他们广泛地从事监视工作，这是不足为奇的。宦官们由于在建文朝时已经忠实地履行各种不同的特殊使命而显示了他们的价值，而且正是在南京的宦官们泄漏机密，才使得建文朝廷打了败仗。其结果是皇帝把曾为建文帝服役的许多宦官倚为心腹（其中有几个人还是蒙古、中亚、女真或朝鲜人），并且经常使用他们。最著名的宦官有率领船队远航东南亚和印度洋的郑和（1371—1433年？），还有李达、侯显（活跃在1403—1427年）和亦失哈（1409—1451年），这三个人都曾奉旨出使到某些外国去。
另外还有许多不这么知名的宦官也给皇帝执行了不同寻常的任务。①这些宦官被派去刺探各种不同人物的情报，其中包括官员、皇族宗室成员以至平民百姓；作为给紫禁城内庞大的皇室负责采办的官员，他们被任命为特派员，为皇宫的建筑工程去获取稀世珍宝和稀有材料；另外，他们也被派去进行征战或执行外交使命。可是，他们因职在刺探文武官员的言行而臭名昭著，不得人心。宦官们在搞调查和执行判决时拥有绝对的权力；另外，虽然他们确实揭露了某些贪污和背叛分子，又往往伪造罪名，而且侵权妄为，从而常常造成悲剧性后果。1420年，在北京设了特殊的调查机构——东厂；这个机构交给宦官掌管，从来不受正规司法当局的辖制。它是一个声名狼藉的治安保卫机关的牢狱，而且，关于东厂实行的非法监禁、严刑拷打和不明不白地致人于死地的传说一直在公众中流传不息，直至明朝的灭亡。①
为了加强帝位的安全程度，皇帝又重建锦衣卫来协助宦官搞调查工作。锦衣卫最初由洪武帝在1382年通过重建他的个人卫队而创立，但是它的警察职能在1387年被撤消，因为那时发现了锦衣卫的某些军官有越权和滥用权力的行为。为了在即位之初就恢复他的锦衣卫的那些功能，永乐帝征调了他信任的许多军官做它的指挥使；这些人中有非汉人的指挥使——特别是已经赢得了他的信任的蒙古人和女真人。他授予这些指挥使以各种秘密调查之权，还授权让他们拘捕和处罚一切被怀疑向他的权力进行挑战的人。②
锦衣卫的指挥使不仅调查文武百官和平民百姓，还要调查内廷和皇室的成员。比如，皇帝利用锦衣卫暗中监视他的异母弟宁王朱权（1378—1448年），甚至他还刺探他的长子朱高炽，即后来的洪熙帝。不但如此，锦衣卫的成员还常常滥用手中的权力并玩忽法律，收受贿赂和迫害无辜。最臭名远扬的违法乱纪的指挥使名为纪纲（1416年死），他因在内战中效命有功而受到皇帝的恩宠。他被委以最秘密的安全保卫工作，但是他滥用了这种信任，因贪黩和压榨而使自己声名狼藉。据说他还阴谋反对皇帝，所以他终于被捕并被处死。结果皇帝对他给予锦衣卫的广泛权力警惕起来，也认识到了专门依赖锦衣卫搞调查工作的危险性。他于是更转向被委派负责东厂的宦官们；他们在秘密工作中终于超过锦衣卫，有时甚至也直接调查锦衣卫本身。
在永乐帝时期，宦官和锦衣卫对皇帝的安全来说是不可或缺的。但是，只有他们能被紧紧地控制住，他们才能为一位君主工作，象他们在刚强的永乐帝和他的父亲手下工作时那样。没有这种制约，他们的广泛而不受限制的权力使得他们在后世君主手下能轻易地滥用自己的权力而损害皇帝的利益，因此为祸于百官，瓦解他们的士气。永乐帝在使用这些权力的手段时创造了明朝专制主义的一种最可鄙的形式。
帝位的合法性和正统意识形态
皇帝受命的合法性
皇帝一直关心巩固他的权力，他同样倾注全力来使他受命进行的统治合法化。他是在对建文皇帝进行暴力的造反以后才坐上皇帝宝座的。在那次战役中，未来的永乐帝对他的侄儿提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