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 [452]
西方和中亚各族人，被称之为色目，在元代政治中起着重要的但是不同的作用。色目人集团政治命运的变迁已是引起重视的课题。下列研究与元代中期的政治有关：杨志玖对回回人的研究；①罗依果对突厥人的整体研究；②陆峻岭、何高济合作的研究来自突厥的康里、钦察、阿速人的论文；③汤开建对唐兀人的研究；④札奇斯钦⑤和傅海波⑥对吐蕃人的研究。这些研究显示了这些色目集团在元代政府中的不同作用和命运。现在我们应该把命运变换的色目人作为一个集团来分析它的政治作用。
元朝在内亚草原的地位及其他与西方汗国的关系很重要，因为元朝的统治者喜好作为全体蒙古人的大汗的地位，也喜欢设在中国的政府的政治和文化地位。有关元朝与海都和笃哇的战争与和平问题的研究越来越多起来。著名的波兰学者W.柯维思在50年前发表了他的关于蒙古世界1303年获得和平的开创性的研究成果。⑦日本学者惠足俊之撰写了关于海都与元的战争的文章。⑧刘迎胜是近年来研究元与中亚汗国关系的最积极的学者，他比较汉文和波斯文史料，撰写了好几篇论文。⑨日本老蒙古学家佐口透关于1303年和平及元朝后期与西方诸汗国的关系的长文，发表于1942年，对研究1303年以后元与西方诸汗国的关系依然有用。⑩托马斯·爱尔森研究了元与窝阔台和察合台汗国为争夺畏兀儿斯坦控制权的斗争。①除了在《征服者与儒士》中关于元与草原关系转变的研究之外，窦德士还撰写了一篇有意义的深入研究的文章，指出元朝从遥远的中国控制蒙古和中亚的努力的限度，导致了14世纪20年代后期中亚的丢失，他把此称为“空间限度”。②
研究一个时期的政治史，不能完全忽视这一时期政府的政治、法律、经济和文化制度以及它的政策。日本学者青山公亮著书研究了元代中期的新政治制度和海山为增加税收建立的尚书省。③对爱育黎拔力八达恢复科举进行研究的，有宫崎市定④、杨树藩⑤、姚大力⑥和丁昆健。⑦萧启庆通过对1333年进士的研究，探讨了恢复科举考试对精英流动的影响。50000441_0824_7⑧关于法律的发展，保尔·拉契内夫斯基的《元法典》⑨中保留了许多资料，每个元代制度史的研究者都应该参考。陈恒昭的《蒙古统治下的中国法律传统》，⑩虽然主要研究1291年的法典，也考察了元中期和其他时期的立法活动。
没有单独的著作专门研究元代中期的财政和经济政策。我们不得不依靠那些整体研究元代的专著。在这类专著中，舒尔曼在《元代经济结构》①一书中对赋税、海运、纸钞和官府专卖做了极好的开拓性研究。田山茂探讨了元政府的收支问题。②傅海波在《元朝中国的货币和经济》③中最充分地研究了货币制度，他认为元代从未过多发行纸钞，货币政策对元朝的衰亡没有直接影响。全汉昇④、前田直典、岩村忍⑤和彭信威⑥从不同角度对傅海波论述的问题进行了研究。颁给皇亲的“岁赐”，给政府带来了严重的财政枯竭，史卫民对此作了考证。⑦从长江下游到首都的粮食海运，对保证中央政府的经济和政治稳固极其重要，吴辑华研究了这一问题。⑧
对元中期文化倾向和文化政策的研究很多。吉川幸次郎对元代诸帝的中国文学程度的考释，⑨发表于1943—1945年，仍是这一课题的最有深度的力作。傅海波的《蒙古皇帝能读、写汉文吗？》⑩，与吉川幸次郎的论著类似但是独立写作的。二文都指出元代中期和后期的多数君主有很高的中国文学修养。关于图帖睦尔汗的书画收藏，在姜一涵和傅申对图帖睦尔专为收藏书画建立的机构奎章阁的研究中作了探讨。(11)傅申的著作亦包括了妥欢贴睦尔朝。在不同皇帝支持下的汉文著作翻译成蒙古文方面，有沃尔特·富克斯①、傅海波②和罗依果③的研究。
有人认为元代的蒙古人一般对汉人文化一无所知，为消除这一误解，萧启庆撰写了两篇论文，考释了102个蒙古人，其中大多数是元代中期和后期的官员，他们都很熟悉汉人的文化。④色目精英的汉文化程度在陈垣的著名著作《元西域人华化考》中有精辟的考证；该书出版于本世纪20年代，现在已有英文译本。⑤
但是还没有可靠的论著解释元廷和蒙古精英如何保留草原文化。这样我们对元廷和蒙古精英的文化倾向的描述只来自一个方面并且是不完整的，因为我们能清楚地看到在中国的蒙古人的逐步汉化，但是我们不知道他们在征服王朝成熟期的元朝所保留的草原文化形态。
① [407]拉施特：《成吉思汗的继承者》，约翰·A.波义耳译（纽约，1971年版）。
② [387]哈撒尼：《完者都史》，马因·汗八力编（德黑兰，1969年版）。
③ [536]瓦撒夫：《瓦撒夫史》，石印本（孟买，1852—1853年版）；穆哈默德·马丁·伊斯法尼再编本（德黑兰，1959—1960年版）。
④ [653]宋濂等撰：《元史》（北京，1976年版）。
① [663]邵远平：《元史类编》（扫叶山房本）。
② [689]屠寄：《蒙兀儿史记》（北京，1934年版）。
③ [687]柯绍忞：《新元史》（天津，1922年版；北京1930年第二次修订版）；重版载二十五史刊行委员会编《二十五史》（上海，1935年版；台北1962—1969年再版，以及近年来的其他影印本）。
④ [623]苏天爵编：《国朝文类》（《四部丛刊》本）。
⑤ [622]苏天爵编：《原朝名臣事略》（1335年刊本，北京1962年重印）。
⑥ [630]长谷真逸：《农田余话》（宝颜堂秘籍本）。
⑦ [648]杨瑀：《山居新话》（《知不足斋丛书》本）。该书在[115]傅海波的《蒙古统治下中国文化的成就》中翻译成了德文（威斯巴登，1956年版）。
⑧ [647]孔齐：《至正直记》，伍崇耀编《粤雅堂丛书》卷321—324（1853年再版；台北，1965年重版）。
⑨ [649]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北京，1958年版）。
⑩ [628]《大元国朝圣政典章》（《元典章》）（元刊本，台北，1972年重印）。
① 关于该书的全目，见[747]苏振申：《元政书〈经世大典〉之研究》（台北，1984年版），第40—50页、64—74页。
② [635]《宪台通记》，收入《永乐大典》（北京，1960年版），卷 2608—2609。
③ [636]《南台备要》，收入《永乐大典》（北京，1960年版），卷2610—2611。
④ [643]《秘书监志》（《广仓学窘丛书》本）。
⑤ [867]韩儒林主编：《元朝史》，2卷（北京，1986年版）。
⑥ [876]蔡美彪、周良霄、周清澍等著：《中国通史》第7卷（北京，1983年版）。
⑦ [762]李则芬：《元史新讲》，第3卷（台北，1978年版）。
⑧ [84]窦德士：《征服者与儒士：元代后期政治发展面面观》（纽约，1973年版）。
① [277]兰德彰：《虞集和他的蒙古君主：充当谋士的学者》。
② [170]韩百诗：《蔑儿乞部伯颜传札记》。
③ [549]箭内亘：《关于蒙古国会忽邻勒台》，重版见岩井大慧编《蒙古史研究》（东京，1930年版），第361—447页。
④ [852]萧功秦：《论元代皇位继承问题》；[851]《论大蒙古国的汗位继承危机》。
⑤ [811]周良霄：《蒙古选汗仪制与元朝皇位继承问题》。
⑥ [113]傅礼初：《奥托曼帝国中的突厥—蒙古人的君主制传统》；[112]《蒙古人：生态环境和社会视野》。
① [103]伊丽莎白·恩迪科特-韦斯特：《元代的中央机构》。
② [514]植松正：《关于元代江南的豪民朱清张瑄》。
③ [305]松田孝一：《海山出镇西北蒙古》。
④ [745]孙克宽：《江南访贤与延祐儒治》。
⑤ [850]萧功秦：《英宗新政与南坡之变》。
⑥ [730]匡裕彻：《拜住及其新政》。
⑦ [151]藤岛建树：《元明宗的生涯》。
① [336]村上正二：《元朝投下的意义》。
② [220]岩村忍：《蒙古社会经济史研究》（京都，1964年版），第401—469页。
③ [413]保尔·拉契内夫斯基：《蒙古时期投下的意义》。
④ [809]周良霄：《元代投下分封制度初探》。
⑤ [822]洪金富：《从投下分封制度看元朝政权的性质》。
⑥ [101]海老泽哲雄：《蒙古帝国的东方三王家族研究》。
⑦ [191]崛江雅明：《蒙古—元朝时期东方三王研究序说》。
⑧ [304]松田孝一：《从安西王看元朝的分封制度》。
⑨ [812]周清澍：《汪古部事辑》。
⑩ [857]萧启庆：《元代蒙古四大家族》。
① [753]杨志玖：《元代回回人的政治地位》。
② [398]罗依果：《蒙古统治下的突厥人：13—14世纪突厥与蒙古关系初探》。
③ [776]陆峻岭、何高济：《元代的阿速、钦察、康里人》。
④ [736]汤开建：《元代西夏人的政治地位》。
⑤ [709]札奇斯钦：《蒙古与西藏历史关系之研究》（台北，1978年版）。
⑥ [143]傅海波：《元代中国的吐蕃人》。
⑦ [253]W.柯维思：《蒙古人：12世纪（原文如此）初叶世界和平思想的倡导者》。
⑧ [107]惠足俊之：《海都之乱的考察》。
⑨ [740]刘迎胜：《〈史集〉窝阔台汗国末年纪事补证》；[739]《元代蒙古诸汗国间的约和及窝阔台汗国的灭亡》。
⑩ [435]佐口透：《14世纪元朝与西方三王的关系》。
① [13]托马斯·T.爱尔森：《13世纪的元朝和吐鲁番的畏兀儿人》。
② [85]窦德士：《从蒙古帝国到元朝：帝国在蒙古和中亚统治形式的变化》。
③ [15]青山公亮：《元朝尚书省考》（东京，1951年版）。
④ [315]宫崎市定：《元朝的蒙古官职和蒙汉关系：科举复兴意义再探》。
⑤ [755]杨树藩：《元代科举制度》。
⑥ [824]姚大力：《元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