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 [451]
⑩ [840]翁独健：《斡脱杂考》。
① [195]萧启庆：《元代的军事制度》（坎布里奇，1978年版）。
② [300]冈瑟·曼戈尔德：蒙古统治下的中国军事制度》（班贝格，1971年版）。
③ [63]陈恒昭：《蒙古统治下的中国法律传统》（普林斯顿，1979年版）。
④ [412]保尔·拉契内夫斯基：《元法典》，4卷（巴黎，1937—1985年版）。
⑤ [55]陈学霖和威廉·T.德巴里编：《元代思想：蒙古统治下的中国思想和宗教》（纽约，1982年版）。
⑥ 见[348]野上俊静：《元代道佛二教的争执》和[349]《关于元代的宣政院》二文。
⑦ [410]保尔·拉契内夫斯基：《蒙古大汗和佛教》（莱比锡，1954年版）。
⑧ [497]约瑟夫·蒂洛：《蒙古时期的佛道之争》。
⑨ [377]L.毕达克：《吐蕃与宋、蒙古的关系》。
⑩ [143]傅海波：《元代中国的吐蕃人》。
① [41]E.A.沃利斯·布治：《中国皇帝忽必烈汗的僧侣》（伦敦，1928年版）。
② 詹姆斯·A.蒙哥马利译：《亚巴拉哈三世史》（纽约，1927年版）。
③ [384]尼古拉·鲍培：《蒙古八思巴字文献》（戚斯巴登，1957年版）。
④ [340]中野美代子前揭书。
⑤ [80]詹姆斯·I.克伦普：《忽必烈汗时期的中国戏剧》（塔克森，1980年版）。
⑥ [539]斯蒂芬·H.韦斯特：《北戏发展中的蒙古影响》。
⑦ [282]李雪曼和何惠鉴：《蒙古统治下的中国艺术：元代（1279—1368年）》（克利夫兰，1968年版）。
⑧ [45]詹姆斯·卡希尔：《山水画：元代（1279—1368年）的中国画》（纽约，1976年版）。
⑨ [307]玛格丽特·梅得利：《元代瓷器与硬陶器》（纽约，1974年版）。
⑩ [181]威廉·亨索恩：《高丽：蒙古的入侵》（莱登，1963年版）。
① [190]Hori Kyotsu：《蒙古入侵和镰仓幕府》（哥伦比亚大学1967年博士论文）。
② 关于蒙古入侵的研究，日本有很多成果。经典性的研究是[207]池内宏的《元寇的新研究》（东京，1931年版）。近年的论著有[546]山口修的《蒙古袭来》（东京，1964年版，1979年再版）；[179]旗田巍的《元寇：蒙古帝国的内部事务》（东京，1965年版）；[4]阿部征宽：《元寇袭来》（东京，1980年版）；[5]相田二郎：《蒙古袭来之研究》（东京，1971年版）。[246] 川添昭二的《蒙古袭来研究史论》（东京，1977年版），对新研究成果进行了历史分析。亦见[216]石井进《中世纪日本》的有关章节， 载《剑桥日本史》第3卷（坎布里奇，1990年版），第131—148页。
③ [85]窦德士：《从蒙古帝国到元朝：帝国在蒙古和中亚统治形式的变化》。
④ [114]傅海波：《阿合马在忽必烈时期经济发展方面的贡献》。
⑤ [134]傅海彼：《从〈元史〉卷205〈奸臣传〉看忽必烈时期的畏兀儿政治家桑哥的活动》。
⑥ [376]L.毕达克：《元代的吐蕃政治家桑哥》。
⑦ [93]戴密微：《南宋陵墓》。
6.元中期政治
元中期政治史的研究远比对蒙古人的元朝其他时期的研究薄弱。历史学家之所以忽视这段历史，部分因为这个时期夹在朝代创建者忽必烈汗光辉的历史时期和妥欢贴睦尔的“末代乱世”之间，似乎缺乏历史意义。还有一个次要的原因，就是与此有关的资料和各种原始资料的短缺。
与蒙古早期诸汗和忽必烈时期不同的是，现存的有关这一时期的蒙古和西方文字的历史资料很少。波斯史书拉施特的《史集》，对研究早期蒙古帝国的历史很有价值，但是只记述到铁穆耳汗时期。该书关于铁穆耳时期的叙述，现在有波义耳的英文译本，①亦有俄文和中文译本。记述铁穆耳汗以后时期的，有哈撒尼的《完者都史》②和瓦撒夫的《瓦撒夫史》，③这些仅有波斯的史料主要对研究元朝与西方汗国的关系有用。由此，研究元代中期的政治史，只能主要依靠汉文史料。
在汉文史料中，《元史》里各帝的本纪和这一时期重要人物的列传是重构这一时期政治史的最基本的和不可缺少的史料。在后继的明朝的初期急忙拼凑起来的官修史书《元史》的缺憾是众所周知的。④绝大多数史学家对《元史》的整体批评都适应于该书有关这一时期的部分。
首先，没有为海山和也孙铁木儿朝的主要大臣立传。因此，《元史》的叙述必须得到元中期和晚期文集中的相关资料的补充和确认，这些文集的作者不少曾在官府任职。此外，亦应参考后来邵远平①、屠寄②和柯绍忞③编的元史。这一时期最有用的文集包括赵盂頫、程钜夫、刘敏中、张养浩、黄溍、虞集、揭傒斯、马祖常、苏天爵、欧阳玄、许有壬、危素的文集。苏天爵编的诗文选集《国朝文类》，④也保留了许多别处未载的资料；但是，该书收文终止的时间是在1310年前。苏天爵编的另一部书《元朝名臣事略》，⑤是从蒙古帝国初期到铁穆耳朝重要官员的列传，只对我们这个时期的早期部分有用。元朝中期和晚期的笔记，包括长谷真逸的《农田余话》⑥、杨瑀的《山居新话》⑦、孔齐的《至正直记》⑧、陶宗仪的《南村辍耕录》，⑨都对《元史》的叙述有补充作用。
为研究各种制度的发展，《元史》各志中的资料是最重要的材料。但是，志的资料必须用《元典章》⑩和《通制条格》(11)收录的基础文书补充，两书所收文书的终止时间分别是1322年和1315年。研究元代制度的其他有用的基本史料包括1330—1331年编撰的政书《经世大典》①的残存部分和妥欢贴睦尔时的几部官修书。后者包括《宪台通记》②和《南台备要》，③两书都是记述御史台的；还有《秘书监志》，④收录了秘书监的资料。
只是在近些年来，元中期政治史在现代标准的历史著作中才得到应有的注意。对政治史的最精彩的叙述可在《元朝史》⑤中见到。该书由中国元史界的权威韩儒林教授主编，但写作者是南京大学历史系的教员，包括著名的研究元史的学者陈得芝和邱树森。作为一个完整的断代史的现代著作，1986年《元朝史》的出版是元史研究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同样有用的有关元代政治的叙述亦见于《中国通史》，⑥该书的作者是中国的另一组元史专家，包括蔡美彪、周良霄和周清澍。李则芬的《元史新讲》⑦对元中期政治的论述最长，但是常有不可靠的地方。
除了多桑和亨利·霍渥斯的在上个世纪的历史著述外，元中期政治没有引起西方学者的重视，直到70年后，才出版了窦德士的《征服者与儒士》。⑧尽管作者主要叙述的是妥欢贴睦尔朝的政治变化，但是在书中他用前两章陈述了他所讨论的元朝后期政治所必需的元中期背景。虽然我不同意他的主要论点，他把出自海山系的人重登帝位的1328年视为元代草原政治不可逆转的终结和元代政治生活“完全儒化”的开端的标志，但是《剑桥史》的这一章还是大大得益于窦德士的敏锐观察和分析。
除窦德士的著作外，兰德彰关于虞集的论文①通过对这个汉人大儒谋臣鼓吹图帖睦尔的正统和权威的分析，探讨了图帖睦尔朝的政治。韩百诗是著名的法国元史研究专家，著文研究了蔑儿乞部的伯颜，②此人在图帖睦尔朝和妥欢贴睦尔朝初期是官僚强人。
对元代中期和早期蒙古帝国的帝位继承危机的研究很多。箭内亘关于蒙古贵族选举大汗的集会“忽邻勒台”的经典性研究，③发表于1917年，是该问题研究的开端。对帝位继承危机最全面和最有价值的研究是萧功秦的两篇文章，④涉及了早期蒙古大汗和元朝的皇帝。他把元代循环发生的帝位继承危机归因于蒙古政治制度的不彻底的转变。虽然按照草原传统在忽邻勒台上“选举”新的大汗不过是一种形式，“选举”的概念依然被各种企图谋取汗位的力量所利用。
周良霄近年发表文章指出，元代的帝位继承依然遵循蒙古人的传统举行仪式。⑤傅礼初的两篇文章⑥和伊丽莎白·恩迪科特-韦斯特的文章，①虽然没有专论元代中期，亦对元代中期帝位继承危机的研究有指导性意义。傅礼初认为游牧民除了武装争斗之外没有其他的继承制度，他把这种现象称为“血腥继承”。恩迪科特·韦思特认为忽邻勒台不是一个选举集会，而是一个口头表决和政治协商的会议。她用该制度的存在否定了蒙古统治加强了中国专制传统的观点。
除了窦德士、兰德彰、韩百诗的论著之外，只有中国和日本的学者对重要政治事件和人物进行了研究。植松正撰文对1303年被元廷处死的富有的江南汉人官员朱清和张瑄做了研究，50000441_0821_1②用他们的例子解释了铁穆耳朝后期的政治阵线，指出这是卜鲁罕皇后为增强财力以备铁穆耳死后控制帝位而制造的事件。松田孝一研究了海山汗的早年生活，特别是他在对抗海都的草原战争中的作用。③孙克宽的众多文章中有一篇专述爱育黎拔力八达时期——他称之为“儒治”的文章。④萧功秦研究硕德八剌汗在1323年被谋杀的文章⑤中指出，这是保守的蒙古、色目贵族和官僚势力反对年轻君主推行的汉化改革的结果。匡裕彻论述了左丞相拜住在硕德八剌改革中的贡献。⑥藤岛建树在一篇短文中⑦考证了1329年被谋杀的和世■的悲惨生涯。总的说来，现有的关于元代中期宫廷政治的研究，还远远不够。其他方面的问题，如海山汗为增加国家税收采取的“新政”，也孙铁木儿朝的政治和政策，都还没有仔细地研究过。这一时期的关键人物哈剌哈孙、李孟、倒剌沙和燕铁木儿，都值得专门研究。各派力量准确的思想分野，也需要深入研究。
因为元朝只是部分官僚化和部分世袭封建的国家，有封地的贵族、皇亲和大臣在皇朝政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有封地的贵族，在汉文文献中称为“投下”，已经引起许多学者的注意。除了吴晗的研究外，村上正二①、岩村忍②、保尔·拉契内夫斯基③、周良霄④和洪金富⑤都撰写了有关投下的专文，把其作为政治、军事、法律和财政特权制度研究它在元代的发展。研究诸王和贵族家族的亦多了起来。特别是下列成果与探索元代中期的政治有关：海老泽哲雄⑥和崛江雅明⑦对成吉思汗诸弟的后人即所谓三个东方“兀鲁思”的研究；松田孝一对安西王阿难答家族的研究；⑧周清澍对汪古部的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