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 [284]
总的来说，穆宗并不被认为是受人敬畏之君，而受敬畏这一点正是唐代君主制度得以运行的必要条件。部分原因是由他的个性引起的。九五之尊的沉重的职责和他励精图治的父亲所要求于他的榜样，在他准备承接以前就已强加在他头上了。他似乎是一位相当平凡的青年人，朝气蓬勃而热切地期望与宫廷和军队里的朋友寻欢作乐。他喜欢打猎、击鞠以及盛陈歌舞盛宴。据正史自以为是的报道，穆宗也沉缅女色。不管真假如何，这种种说法损害了他的声誉，使他不得不遭到关于他行为不检的阵阵批评。①纠正他的行为的道德责任感极受重视，致使在当年的考课中竟把萧俛和他的一位同僚以渎职论处，予以降职。更糟的事情发生在823年初期，当时穆宗在击鞠时②因坠马而有了伤残。结果他不能亲自处理国事，因此许多职责都被宦官梁守谦和王守澄完全接了过去。王守澄给穆宗找了一位医生，但未见效用。穆宗在824年之初故去，按照他伤残以后匆匆草就的诏书，他的15岁儿子敬宗即皇帝位。
但是，穆宗失败的另一部分原因应该归咎于官僚阶层。在他最后病倒以前，这位青年天子曾经真心真意地想履行他的职责，但他没有得到大臣们的通力合作。例如，他即位不久就曾请求他从前的几位师傅担任宰相，但都被谢绝。穆宗不得不向各种类别的朝臣一一求助；他先后找了年轻的翰林学士，又找了他父亲时代即已发迹的宿将和勋臣，但大部分人都态度冷淡。①那时的许多官僚都只知道政治上党同伐异；我们要对他们更进一步有所了解，就必须论述朋党问题，这或许是9世纪时唐王朝历史中最恼火的问题。
朋党问题
821年的进士科考试据说有贪污作弊现象，这一事例标志着出现了为控制长安中、上层官僚而进行的阶级内部长期政治斗争。历史上人们所称的“牛李党争”②就是以牛僧孺（847年死）和李德裕（787—850年）为双方领袖而得名的；这场争端出自个人恩怨，它可以上溯到宪宗时代。在9世纪20年代他们的个人积怨公开化了，使越来越多的人在政治上不是参加朝臣的这一派，就是参加那一派。这种派别不论在当时或在后世历史记载中都被称为“党”（factions），但决不是我们今天意义上政党中的党（parties）。9世纪唐朝的党不是基于经济的、政治的或思想意识的共同利害关系而结合成有严密组织、明确纲领和严格纪律的集团，它只是政治人物们的松散结合体，产生于难以确认的复杂的个人关系网络。唐代的朋党不像今天的政党那样根据政见的不同来吸收成员；它没有很强的核心结构；它的成员的属性也不固定。一个人很可能只为了个人原因参加到具有无休无止环节的另一个联合体中去。其中的原因包含着家族关系、共同的出身、科举或宦途中的师生关系、同僚关系以及单纯的恩仇问题。①遗憾的是，组成9世纪两个朋党的关系网的许多细节尚晦暗不明，莫知究竟。这是因为我们现有关于唐代的传记资料只限于统治精英集团中的一部分人士，还因为这种材料常常是矛盾百出和挂一漏万，因而很难把朋党的结合问题弄个水落石出。因此当我们阐释9世纪的朋党问题时，我们实际上只能谈谈双方的几位领袖人物——例如他们干了些什么；他们跟哪些人结成了联盟；又和哪些人过不去，如此等等。下面还要看到，由于材料的质量差，它大大地限制了任何想挖掘牛李党争的深刻意义的努力。它特别使我们想弄清作为朋党形成的起因的思想观点和社会分化的企图无法实现。
据我看来，朋党的领袖们是在追求政治权力，因此他们能抓住那些想分润杯羹的追随者。这一点从821年的有争议的科举中看得很明白。在那一年的春天当公布前一年冬天进行考试的结果时，前宰相段文昌（773—835年）当即发现，录取名单中朝廷显宦的“子弟”之数多得可疑。②有一个及第举子是段文昌的政敌李宗闵（846年死）的女婿，另一个人为副主考官的弟弟，还有一个人则是显赫的前宰相裴度之子，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段文昌上奏了一道措词激烈的本章，抗议录取唯亲和“通关节”的弊端，因而损害了考试结果。翰林学士元稹、李绅（846年死）和李德裕也参与了抗议活动，因为他们每个人都各有具体原因不满于考试的结果。穆宗不能漠然置之。他叫白居易和另外一位朝臣重新主持了一次考试。这一次除了一个人以外，凡上次中举的士子都落了第，因而使原来的试官都丢了面子。
可是事实上，821年的进士科举考试并不是特别有弊的和特别受到外界影响的，也许只是在考试结果的人数上被抓住了把柄。我们应该记住，科举在唐代还只是处于初期阶段。它那时没有明、清时代为科举考试订下的那些客观标准。大体上说来，一个士子的是否中式既要看他写答卷时的临场表现，也要看他能投合试官的脾胃的程度。例如，士子通常要在考试前把“温卷”送给主考官，以显示他的文学才能。试官们是不能不考虑这种自我宣传方式的，因为试官们主持考试的主要动机之一是要录取一批优秀的年轻人：这些人不仅有着光辉的前程，而且将来还可能指靠他们政治上的支持。当然还应该假定，享有知贡举这种殊荣的官员对公然滥用对他们的信任会感到内心有愧。事实上，这种非正式的控制方法效果也不错。但是尽管有相反的正义凛然的辞藻，考生的家族和其他社会关系决不能等闲视之。在这一次考试中，段文昌和李绅对考官的循私情的抱怨特别显得诡诈不实，因为他们每个人事先都曾经把自己欣赏的士子的优点向考官作过嘱托。①
821年的年轻应试士子只不过是些小卒而已。局外人把这次考试变成了一场政治事件。他们人人都在宦途半路的节骨眼上。他们或者曾经暂时掌过权而又希望再次掌权，或者正在即将初试身手的时候。我们知道，唐代的长长的官场阶梯上有两大杠杠：一条杠杠在六品到五品之间；一条在四品到三品之间。那些跨过了第一道杠杠的人，即那些从沉沦的下僚而能跻身于大约两千个四、五品官员行列的人，可能要为自己获得受人大大尊崇的胜利而暗自庆幸。他们可以进入首都社交界，能够获准参加某些朝觐，可以享有特殊的财政和消费特权，而其中最重要的是可以指定一个儿子获取荫庇入仕之权。不过在这同时，许多四、五级官职还是主要地负责日常事务。那些想在唐朝政府中掌大权的人有两种办法能达到目的：如上所述，他们要么能在皇帝左右找个很特殊的职务，如翰林学士或盐铁使，而在任期内试一试运气；要么他们能在正式职官中爬到三品或三品以上的位极人臣的地位。这些煊赫的官职包括那些行使宰相职务的位置，它们为数当然更要少得多。那些怀有“望相”野心的人都凶相毕露。对于这些有希望做宰相的人来说，他们既要引人注目，也要力挫可能的对手。对821年考试的控诉便是要达到这些目的。
很难想象一位像宪宗那样意志坚强的皇帝会容许考试中发生这样的政治舞弊事件，或者说，他也不会容许朝臣们就此事搞一场政治混战。正如许多学者指出过的，一个正人君子不应该和别人有以私利为动机的交往，这在传统的中国是奉为圭臬的。这种思想在先秦的著作中比比皆是。后来它便概括为不能以任何政治结盟来破坏主宰一切关系的君臣关系。中国的政治理论通常都认为，如果准许在朝廷结成朋党（朋党乃是广泛的政治活动的必然结果），那么，人们所期待的能实现长治久安的道德和社会秩序便要可悲地受到损害。所以中国历史上的英明有为之君都不厌其烦地尽量消除他们朝廷中的朋党污垢，这既是为了要保护自己的政治利益，也是为了后世史家能对他做出积极的评价。①不言而喻，官员们没有停止过搞他们的政治结盟，也没有停止过互相倾轧，尽管经常向他们描述无争斗的理想之治是他们应树为典范的政治。强有力的皇帝能取得的真正成就是要指出，坚持公开的朋党活动是很危险的。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把自己的关系网或影响范围泄漏于人，这是愚不可及的，甚至在竞相向上爬时充分使用了这些手段也很蠢。如果要夸耀它们，这就更是灾难性的了，因为朋党活动很容易引起人们的疑虑。常有些官员想玩弄反朋党的花招为自己谋利，但这也要冒风险。“党”这个字表示道德败坏，它对指控者和被指控者都有威力，都可能遭受贬谪。
在9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几位庸懦皇帝的时代，情况就大不一样了。穆宗和他的两个儿子敬宗及文宗都不善于震慑首都的官员。这些皇帝大权旁落，表明他们不能像宪宗和德宗那样无数次地摧毁朋党活动，换句话说，他们既不能阻止宪宗以后朝廷上层的争权斗争趋于表面化，也不能阻止它变得越来越狠毒。而且，朋党之争大有愈演愈烈之势；它积重难返，是这些皇帝所压制不下去的。曾有一次想在朋党之争按照它自身规律发展下去之前终止它的决定性尝试———即835年的所谓甘露之变，但我们在下面还要谈到，这次事变以彻底失败告终。大致可以这样说，如果雄才大略而猜忌成性的宣宗（846—859年在位）能直接继其父宪宗即位，9世纪朋党之争或可和缓得多，或者甚至会使中国人不知朋党为何物。
使牛李党争异常激化而且后来闹得声名狼藉的另一原因，是宦官参与了朋党政治。宦官权力的日益增大和为他们特设了许多禁脔似的官署，总的说来，这在8世纪下半叶很受士大夫们的反对。但是，自从二王集团在805年想制服宦官的计划失败以后，胆小怕事的官僚们都得承认，不管你喜欢不喜欢，宦官已是长安政界的组成部分。的确，终宪宗之朝有一些不大随和的正统官僚总是持大家熟知的教条主义嘲骂态度，而且我们知道这曾引起他们和皇帝之间越来越多的摩擦。但是，他们也在幕后进行和解。例如，官员们无疑都痛恨吐突承璀，但他们也还得在一些实际事务上要和吐突承璀及其他重要宦官携手合作。与此同时，宦官们也不再是铁板一块的了；宦官集团的瓦解过程几乎随他们的每一次得手而出现，因为随着进入9世纪以后他们取得更多的权力，他们内部也出现了更多的争夺目标。随着宦官“家族”日益繁衍，他们内部的政治也变得十分复杂。宦官与官僚的接触倍蓰增加。宫廷阴谋的参加者超越了内廷和外廷之间的界线，尽量寻求各方所能找到的最强大的同盟者。820年以后在没有了宪宗这位形象高大的皇帝的情况下，没有人能够阻止他们自由而公开地拉帮结伙了。以后，到了9世纪20年代中叶，宦官们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