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 [1370]
从1979年开始，中国政府又恢复了对官方统计资料的公布和出版。这项工作已中断了将近20年，这期间中国把所有的经济资料都当作国家机密。1979年统计工作的规模很小，进入80年代以来，规模就越来越大了。最有用的资料是国家统计局用中英文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该年鉴始于1981年，以后每年一版，收录的资料越来越多，其中不但有80年代的，而且有更早时期的。1989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共1029页，而50年代的主要统计资料《伟大的十年》（国家统计局编）只有200余页，且开本要小得多，二者显然不可同日而语。目前尚有数十种各部门的专门统计年鉴（如《中国农业年鉴》），各省的统计年鉴（如广东统计局的《广东省统计年鉴》）以及许多专项研究资料（如国家统计局编的《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资料（1950—1985）》。
除这些统计资料外，依据在中国的实地调查资料写成的英文著作也越来越多，有一些实地调查工作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世界银行的合作项目。这些合作项目的两项重要成果是吉恩·蒂德里克和陈毅远编的《中国的工业改革》和威廉·伯德和林青松编的《中国的乡镇企业：结构、发展和改革》。
在依据新获得的材料对六七十年代的中国进行的各种研究中，对中国农村的研究成果最多。根据中国的实地调查资料对改革前后农村的研究，参阅威廉·L.帕里什编：《中国农村的发展》。对1949年以来中国农业的发展进行的较广泛的经济分析（利用了一些新资料），参阅尼古拉斯·拉迪：《中国现代经济发展中的农业》；德怀特·珀金斯和沙义德·尤素福：《中国农村的发展》。仅依据80年代新获得的资料对六七十年代中国工业的发展的研究成果很少，较卓著者是巴里·诺顿的“三线：在中国内地保卫工业化”（见《中国季刊》）。
有一些综合性的论文集集中讨论了80年代中国的经济改革和经济成就的有关问题。此类著作有：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编：《面向2000年的中国经济》（2卷）；伊丽莎白·J.佩里和克里斯廷·汪编：《毛以后中国的政治经济改革》。目前出版的许多论文集是中外经济学家合作的结晶，其中最有用的是布鲁斯·L.雷诺兹编的《中国的经济改革》（《比较经济学杂志》专刊）。世界银行大约每隔四年推出一本关于中国经济的综合性著作。德怀特·H.珀金斯的“改革中的中国经济体制”（见《经济资料杂志》）一文从总体上分析了中国的改革活动，文中附有很多书目索引。
80年代与六七十年代的一个不同之处是，80年代中国学者的经济研究成果越来越多了。这些成果有的发表在数十种经济学杂志上（其中许多杂志在1979年以前是不存在的），有些发表在各种报纸上。上海出版的《世界经济导报》在组织文章辩论经济改革的争议问题方面尤为活跃，读者群很广。然而，此类文章大部分是用中文写的，虽然其中的一些被译成了英文以便让其他国家的读者阅读。最值得注意的英文译文集是由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编辑、由M·E.夏普出版公司出版的《中国的改革：挑战与选择》（布鲁斯·L.·雷诺兹写了引言）。该公司还定期出版名为《中国经济研究》的专门刊登经济论文译文的杂志。
最后，还有一类讨论中国经济的著作。这类著作主观上主要是写给生意圈中的人看的，但其中亦有论述当前人们普遍感兴趣的经济问题的文章。这类著作中较著名的有美中贸易委员会出版的《中国贸易评论》和日本海外贸易组织出版的《中国通讯》。着重讨论贸易问题的一本有用的论文集是尤金·K.劳森编的《美中贸易：问题与前景》。
第七章 教 育
本章是《剑桥中国史》第14卷第4章和第9章的续文。那两章中所述的资料和研究方法是笔者在此处提供资料和进一步评论的必不可少的背景材料。总的来讲，官方的中文报刊杂志仍是主要的资料来源，但某些变化值得注意。从50年代末开始，中国政府限制报纸在境外发行，使香港联合研究所剪报的用处减少了许多。不过，联合研究所的剪报一直保持到了70年代初。最后，当该研究所于1983年关闭时，始于1950年的剪报全部移交给了香港浸礼会学院图书馆。此外，红卫兵编印的大量非官方出版物记录了1966—1968年间发生的事件，并对“文革”前几年的事情做了重要的回顾。然而，当红卫兵“复课闹革命”后，他们的独立出版活动就停止了。文化大革命的10年（1966—1976）中，地方政府的报纸一直在出版，只是在1967—1969年动乱最严重的时期在各地曾有过简短的中断。
不过，这些出版物在境外的发行仍受到严格限制。所以，1969—1976年间，外国人所能接触到的中国新闻媒体基本上限于“两报一刊”。这些都是由毛的中央政府控制的国家出版物，作为建立中央政府在红卫兵群众运动阶段结束以后谋求建立的新秩序的舆论工具，它们拥有绝对的权威性。《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加上紧紧追随它们的《光明日报》和后来的《学习与批判》，是“教育革命”试验及1968至1976年间发生的事件的主要资料来源。偶尔也有地方出版的研究刊物被带出中国，例如广东师范学院出版的《教育革命》和上海师范大学出版的《教育实践》等。
这就是60年代末70年代初口述历史方法流行的客观环境。当时，学术界和其他行业对中国的兴趣都很高，在新闻媒体受到严格控制的情况下，采访离境的中国居民实际上是唯一可行的一种办法。在那些年中，这些采访活动主要由在香港的美国教授和研究生们主持，他们以成立于1963年的大学服务中心为主要研究基地，该中心是从中国大陆迁来香港的。正如在第14卷的书目说明中指出的，主要依据口述资料写成的关于教育的书的作者是斯坦利·罗森、苏珊·舍克和乔纳森·昂格尔。他们三人都是在大学服务中心开始博士论文的撰写工作的。
1976年以后官方出版物的激增和向境外销售限制的放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前10年文件资料的匮乏。目前最值得人们注意的是香港的大学服务中心于1987年获得的大批省级报纸。1987年后，该中心已不再是独立的研究机构，但它的图书馆座落在香港中文大学，仍然是收藏中国国家级和省级报纸最全、查阅最方便的地方。实际上，各省从1949年一直到今天出版的报纸该图书馆都有。这些报纸收藏是研究文化大革命的10年的独一无二的资料来源，亦可替代大学服务中心收藏的早些年间的剪报，因为（据出版的索引介绍）那些剪报的来源——各省的报纸很不完备。此外，这些报纸收藏还优于中国本土的报纸收藏，原因有二：一是它们很容易借阅，二是中国的图书馆没有把如此大量的报纸收藏在一处供人使用。
1976年之后，关于教育、青年和科学的官方和半官方的出版物也极为丰富。到80年代中期，花费笔墨集中讨论这些主题的报纸主要有：《光明日报》、《中国教育报》、《教育文摘》、《教师报》、《中国青年报》、《中国少年报》、《科技日报》、《科学文化报》、《两用人才报》（专登军队教育方面的消息）等。中国人民大学的报刊资料选编有一些与上述主题有关的系列专集，收录的与教育问题有关的文章虽然不很完备，但很有利用价值。
主要的刊物有：《人民教育》）、《教育研究》、《高教战线》（80年代中期改名为《中国高等教育》）、《高等教育研究》、《教育理论与实践》、《教育与职业》、《教学通讯》。各省市都有这些专业报刊的复印资料汇编本，其中的大部分都与教育有关。北京、上海和其他许多省市还出版自己的刊物，如《上海教育》、《山西教育》和《福建教育》等。这些省市级教育刊物在形式上都是相似的，刊登的主要是与教学有关的消息，面向的是教师。
另一个资料来源是绝大多数高等院校出版的学报。这些刊物所登的学术论文的面非常之广，主要讨论教育问题的是师范院校出版的刊物，如《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华南师范大学学报》、《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和《东北师范大学学报》等。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中国的出版物数量大增的同时，各个翻译机构译出的成果却日趋减少。各个方面的主题（特别是与教育有关的主题）的译文数量都减少了。美国政府主要的翻译材料（报刊概览、报刊摘要、《当代背景材料》和附录）都于1977年并入了外国广播信息处：《中国动态》中。这份刊物简要摘发每天的重大新闻。据美国驻香港领事馆人员讲，决定合并的原因是（决定是他们于1976年做出的），当时把持中国官方新闻媒介的“两报一刊”使大规模的翻译活动成了多余之事。但是，由于美国政府的中国问题专家在预料事情的发展方向一事上发生了一系列历史性的失误，这个决定今天看来是个错误。合并计划刚执行完毕，中国的出版物就如雨后春笋般大批出现了。这就需要对越来越多的资料进行整理。这种需要于1979年导致原来的美国联合出版物研究署变成了出版系列专业丛刊的机构。1979—1987年间，联合出版物研究署和外国广播信息处联合出版的《中国报告：政治、社会和军事事务》中译载了关于教育和青年问题的文章。80年代中期，联合出版物研究署各类丛刊进一步专业化。以1987年为例，有三种丛刊译载有关教育问题的文章，它们是：《中国地区报告》、《中国——红旗》和《中国——国务院简报》。科技文章的译文由一份专门的丛刊发表。然而，遗憾的是，1977—1979年间，这些丛刊对教育问题的兴趣虽然极高（当时毛主义的实验正在被推翻），但当教育制度恢复到文化大革命以前的状态后，讨论教育问题的译文的比例很快就大幅度下降了。结果，大约从1980年开始，想要单纯依靠英文译文对教育战线的发展做一个概括的了解都成为不可能的事了。对不懂汉语的人来说，《中国教育译丛》是一份很好的杂志。1977年前，它由国际艺术和科学出版社出版，1977年后由M.E.夏普出版公司出版。这份杂志一年出四期，译文的面虽然不宽，但都非常好。
除了某些专业领域之外，中国方面可能仍对中国国内和世界各地政治模式和公众情绪的变化特别敏感（包括中国的和外部世界的）。特别是，外国研究者感到惊讶的、能提示当代中国的情况的变化，就是那里发生的政治事件的反映，其结果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