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 [1312]
京剧现代戏中的英雄人物，包括清教徒式的杨子荣，都与张思德有许多共同特征。他们与张思德一样，对毛泽东忠贞不渝，富有纪律性和战斗精神，毫不利己，坚信共产党一定胜利，其中最有意思的一个英雄人物是样板戏《红灯记》里的李玉和。1970年发表在《红旗》杂志上的该剧剧本是根据翁偶虹和阿甲的老剧本改编而成的，以适应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铁路扳道工李玉和需将一份密电码送到一支游击队手中，但未能完成任务，他的女儿继承了他的事业，这样，革命工作没有中断。由这位扳道工的红灯所代表的革命传统由父亲传给了女儿。他在日本人的严刑拷打下坚贞不屈，为使革命继续进行而牺牲了自己的生命。这出戏没有什么战斗场面，李玉和在日本人的监禁下顽强反抗是本剧的主题。按京剧套路所要求的传统方式，李玉和受刑后在舞台上跌跌撞撞，控制着自己的姿势，他的身上血迹斑斑，而其精神却是不可战胜的。
为表现符合毛主义道德规范的英雄，京剧这个形式显然是提供了受人欢迎的机会，它场面壮观，故而心理刻画虽大大减少但仍引人入胜。在京剧场面里，有传统的唱段和音乐，有高度表达主题的手势和动作，有武打动作以及舞台艺术。但是为了表现革命的理想而回到传统的风格，颇有点自相矛盾。在道德标准上，毛主义和儒家学说有某些相似之处，但不很多。儒家学说也树立楷模，也是教训人的，毛主义和儒学都从空想中汲取了力量。另一方面，儒家理想中的廉正的清官（如《海瑞罢官》所表现的）是从他们个人的义务感和诚实感中汲取道德力量的，这与列宁的顺从思想是不相容的——列宁将革命比喻成机器，人则是机器中的一个“齿轮”。这一差异可能与当代远为发达的通讯系统有关（但不能完全这么解释），如果没有无线电和电话，文化大革命也许不可能发生，这个假定似乎是正确的。
在某种程度上说，毛式英雄与儒学以外的传统有关，例如侠客传统，他们机灵、愚忠、扶弱济贫，这些品格在传奇小说均有描述。一个不同点是，毛式英雄盼望共产主义社会，而侠客通常忠于被推翻的朝代；另一个不同点是，如同詹姆斯·J.Y.刘①所解释的那样，侠客一般都是独来独往我行我素的江湖英雄，自己认为怎么合适就怎么干，无须征求他人意见，也不管当权者持何态度，而毛式英雄符合列宁的比喻，必须遵守党的纪律，必须按最新的意识形态规定来表现。作为政治家手中的工具，毛式英雄在制造一个新的神话方面是不成功的，京剧样板戏的观众们对于倾轧、敲诈、非法拘监、自杀、暗杀太了解了，他们是不相信那些戏剧化的共产党员的行为举止的。
① 参见D.W.福克玛：“毛主义的神话及其在新京剧中的体现”，《亚洲季刊》1972年第2期，第341—361页。
② 陆定一：“在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开幕式上的讲话”，载《文化战线的一个大革命》，第68页。
③ 江青：“谈京剧革命：1964年7月在出席京剧现代戏汇演的文艺工作者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国文学》 1967年8月第8期，第120页。
① 吴晗：“神话剧是不是宣传迷信？”，《中国青年》1961年第15期。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41页。
③ 江青：“谈京剧革命”，第119页。
④ 参见赵聪：《中国大陆的戏剧改革》。样板戏被拍成了电影，它们是文革期间制作的仅有的几部电影，1966年前拍的电影几乎全被打入冷宫。见保罗·克拉克：“70年代的电影业”，载于邦尼·S.麦克杜格尔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通俗文学和表演艺术（1949—1979）》，第177—196页。
① 上海京剧院《智取威虎山》剧组：“努力塑造无产阶级英雄人物的光辉形象：赞扬杨子荣等英雄形象的塑造”，《中国文学》1970年1月第1期，第62页。
① 詹姆斯·J.Y.刘：《中国文史中之侠》。
1976年和“伤痕文学”的产生
1976年4月的清明节几乎是专门用来纪念当年1月逝世的周恩来总理的。在北京，成千上万的人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他们献花圈、发表讲演、朗诵诗歌，想以此来悼念总理，联想到“五四运动”，这次自发的示威被冠以“四五运动”之名。但是，工人民兵、警察被用来镇压这场示威，4月8日的《人民日报》称示威为反革命运动。“四人帮”的这个定性直到两年多以后，即1978年11月21—22日，才被揭发和推翻。此后，过去只能秘密流传的悼念周恩来的诗集，得以正式出版。
只是在推翻了对天安门事件的结论以后，文化气候才开始有了决定性的变化。文化大革命期间受批判、遭逮捕的作家恢复了名誉，这又被看作是新的信号：新政治领导人赞成对文学艺术采取一项不同的政策。
1978年公开平反的有：艾青（诗人，1957年遭批判，1958—1976年被送到新疆劳动改造）、周立波（小说家，1966年受迫害）、周扬（文艺理论家，官员，1966—1967年坐牢）、刘白羽（短篇小说作家，官员，1967年受批判）、夏衍（剧作家，官员，1965年受批判）、欧阳山（小说家，1965年受批判）、王若望（评论家，短篇小说家，1957年和1962年受批判、坐牢）。
1979年平反的有：陈荒煤（评论家，1966年遭迫害）、周而复（小说家，1969年遭批判）、廖沫沙（杂文家，1966年遭批判）、刘宾雁（短篇小说家，1957年受批判）、丁玲（小说家，1955、1957年遭批判，1958—1970年被送到东北劳改，1970—1975年坐牢，1975—1978年在人民公社）、王蒙（短篇小说家，1957年遭批判）、吴强（小说家，1968年遭批判）、阳翰笙（剧作家，1966年遭批判）、杨沫（小说家，1967年遭批判）。
对有些作家来说，平反来得太迟了。1978至1979年间，被宣布平反的已故作家有：赵树理（小说家，1967年遭批判，1970年死于狱中）、冯雪峰（评论家，诗人，1957年遭批判，1976年因长期患病而死）、老舍（小说家，1966年遭批判，同年自杀或他杀）、柳青（小说家，1967年被捕，约在1977年死于狱中）、罗广斌（小说家，1966年遭批判，1967年自杀或他杀）、邵荃麟（文艺理论家、评论家，1964年遭批判，1971年死于狱中）、陶铸（评论家、官员，1966年被捕，1969年死于狱中）、邓拓（杂文家，1966年遭批判，同年自杀或他杀）、田汉（剧作家，1964年遭批判，1966年被捕，1968年死于狱中）、吴晗（剧作家、杂文家，1965年遭批判，1966年被捕，1967年自杀）。
平反通常是无条件的。邓拓的《燕山夜话》（1961—1962）曾于1966年5月遭到最残酷的批判，1979年，北京出版社重印了15万多册。其他在文革期间受迫害的作家的作品也得以重新发行。最后，胡风（1955年被捕）于1981年获得平反。同时，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及30年代的文学作品、欧洲文学作品被重新发掘出来了。1978年出版了巴尔扎克、高尔斯华绥、萨克雷、马克·吐温、莎士比亚作品的译本，这一势头在以后几年里继续发展。
在新作家中，刘心武是第一个尖锐地涉及文化大革命恶果的作家。他的短篇小说《班主任》（1977）引起了全国的瞩目，①它触及了被文化大革命牺牲了的年轻人的犯罪及犯罪渗入他们正常生活的后果，卢新华是另一位很快就声名鹊起的年轻作家，在小说《伤痕》（1978年，也译作《伤口》）中，他按毛泽东去世、四人帮被捕后剧烈变化的政治气氛，分析评价了一个所谓进步的女儿和她所谓修正主义分子的母亲之间的关系。这篇小说获了奖，并被收入一短篇小说集再次发行。②这部短篇小说集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卢新华的小说成了“伤痕文学”的典型，这是描写正直的人们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害的文学。这种暴露文学确实具有真诚的激情，但看来它们也服务于一个政治目的：加强了旨在彻底消除文化大革命后果的邓小平派的力量。加入清算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队伍的作家还有：陈国凯、茹志鹃、高晓声、王亚平。他们的作品也时常影射大跃进。刘宾雁和王蒙是1956—1957年“百花齐放”期间活跃一时的作家，现又重新登场，并异常活跃。
偶尔也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夸大文化大革命的消极面是否明智？1979年7月31日，李准在《人民日报》提出对（文化大革命中）道德败坏和经济混乱情况的描写要有节制。王若望，这位反右运动的受害者在谈到同一问题时则为揭露文化大革命的伤痕小说辩护。周扬以全国文联副主席的身分支持王若望的观点。③周扬在度过了10年牢狱生活后，已恢复了1966年以前的众多官衔，但是他的权威已不能同文化大革命以前同日而语了，这不光是因为他老了，而且他现在也希望与他过去在反右运动中反对过、甚至将他们投入监狱的作家如刘宾雁（短篇小说家，1957年受批判）、丁玲、王若望等人合作。在为王若望辩护时，他解释道，延安《讲话》提供了行动的准则，但不能作教条的理解。与上海座谈会相反，他强调文学创作的特殊性：“领导经济工作，不能违反经济规律……领导文艺工作，也应当按照艺术规律办事，否则，也会失败。”①虽然周扬没有详细阐述“文艺规律”，但在党性与人物典型化的紧张关系中，他打算把全部重点放在艺术创作，或者说“典型化”之上，这一点是很明确的了。和周扬一样，其他评论家也都提到了“百花齐放”时期曾经争论过的问题，旧话题又被重新提起，有时是被原来的同一个倡导者——如果他们幸免于文化大革命之难的话。开明的评论家强调艺术和宣传的不同，并倡导扩大现实主义这个概念的内涵，王若望和秦兆阳是其中的两位。
1981年因剧本《苦恋》而引起的争论，在国内和国外都被认为是对创作自由的一个考验。4月20日，《解放军报》指责作者白桦否定爱国主义，对党的政策不满。白桦和刘宾雁曾是1979年第四次文代会上最大胆的直言者中的两位，他们悲叹虚伪在增加，不敢相信朋友，不敢保留日记。白桦还赞扬了独立思考的青年作家的勇气和能力。②两年后，他的作品遭到了批判，在评价这广泛批判时，不应忽视的是白桦是解放军文化部门的一名军官，这使他的案件特别微妙。此外，人们从一开始就被告知，这场批判不是一场反对作家的运动的开端。迟至1983年7月，《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