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 [1203]
由于这段话说得清清楚楚，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改造同时进行是大跃进的特点，总的来说，这同毛对革命的总的看法一样。与此同时，在1958年毛的眼里，技术水平和物质生产水平的迅速提高是很重要的部分。号召进行“技术革命”及1957年12月宣布的“十五年赶超英国”的口号，明显地表示了对生产和技术的重视。
确实，在大跃进的高潮中，毛曾两次把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开端和变革的时间定在19世纪末，那时，张之洞开始实施他的工业计划。1958年9月，毛根据机床的数量衡量进步的程度；1959年2月，他的计量标准则是中国工人阶级队伍的增长。这两次，他都比较了1949年前后中国在追赶世界上发达国家方面所取得的成就。①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毛把工业化或经济上的总体发展看作革命的全部实质之所在。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正式宣布开始“大跃进”，毛在会上的一次讲话中表明了他要加速经济增长的决心，但他又指出，革命并不是经济发展的唯一结果：
我们不提“干部决定一切”的口号，也不提“苏维埃加电气化就是共产主义”。我们不提这个口号，是否就不电气化？一样的电气化，而且更化的厉害些。前两个口号是斯大林的提法，有片面性。“技术决定一切”，——政治呢？“干部决定一切”，——群众呢？在这里缺乏辩证法。斯大林对辩证法有时懂，有时又不懂。②
因而，虽然中国想要实现“电气化”，也就是说像苏联那样迅速地发展经济（这里用的是列宁的一种比喻的说法），但毛认为这个过程是与人的转变紧密相连的。
这样大跃进就并行不悖地包括了许多各不相同的灵感和强制命令，同时坚持技术革命与政治动员仅是这方面的一个实例。这类矛盾中最显著的就是，一方面用“政治是统帅”这一口号来强调党的统一领导，另一方面，经济上的主动性和控制权分散到这样一种程度，以致连毛后来都承认，行之有效的计划经济基本上不再存在了。这个问题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1956年重新采用“双重领导”制度造成的（参见《剑桥中国史》第14卷第3章）。这一制度在1958年对党极为有利，以致于各级领导的实际控制权都在党的干部手中，而他们没有任何办法来检测经济决策的广泛后果，即便他们想要这样做。
当时，毛认为这没有什么好担忧的，因为不平衡是推动事物发展的“普遍的客观规律”。①在这一意识形态公式的背后是这样一种信念，那就是把所有的人都动员起来在经济发展中发挥能动作用是绝对必要的。反转过来说，这不仅强调作为专家对立面的人民群众的创造性，而且实际上赋予全体“革命人民”（专家或至少是他们当中的“红色”专家）无限的能力，去改造他们自身的环境。因而，在那些在大跃进时期明显地反映出了毛的观点的思想著作中，我们发现了诸如“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或甚至是“主观创造客观”这样令人瞠目结舌的言论。②
或许可以这样说，在大跃进时，即1968年5月事件前的十年，毛就领会并阐明了“想象会变成力量！”的口号。后来巴黎的学生使这一口号名噪一时。当然所不同的是毛大权在握。1958年夏，总的来看，不是冷静观察而是不断的狂热，作为确定真理和事实的标准。
1958年9月毛在进行形势总结时宣称全国的粮食产量差不多翻了一番，并可望在1959年再翻一番。以致于很快就会发现，粮食太多，即使喂了牲口也有余，于是，就会出现如何处理粮食的问题。③
1958年12月9日在武昌召开了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发表讲话，他在全会召开前举行的非正式讨论中，再次提出了“实事求是”的口号。他解释说，这就意味着在计划工作中，需要既热情又冷静，既要有崇高的志向，同时又要进行大量的科学分析。毛具体地说到，当他在预计1962年钢产量达到1.2亿吨时，他仅仅是考虑到中国对钢的需求，而“没有考虑到可能性的问题”。他说实际上这样的目标既不可能也不现实。中国人民不应该把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和向共产主义的过渡混为一谈，或企图先于苏联进入共产主义。①
在1959年的头几个月里，当“共产风”刮遍全国时，毛本人再次陶醉在幻想之中。1959年3月，他对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说，如果钢产量能像1958年那样达到1959年所订的目标，那么就可以每年有600万吨钢用于农机设备的生产，机械化很快就可以实现。②到7月，他终于认识到土高炉是一种鲁莽的冒险行为，他应该对此负责。③不过，经济上取得突破性进展的时间表虽然很快朝着更加现实的方向作了修改，但是，经济高速发展这一决定性的根本目标仍然没有改变。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就需要全国上下进行有效的通力合作。因此，在1959年7月对在大跃进高潮时期摧毁了计划体制一事也负有责任50000447_0045_3④的毛，赞同了1959年初采用的“全国一盘棋”的口号。
在认为有必要对工业领域实行更加有效的集中控制的同时，毛又带头在公社实行了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分离。1959年3月，在调整有关核算与分配的基本单位是否应下推一级或两级的激烈争论中，毛选择了后者这个比较大胆的解决办法。⑤（这里讨论的单位是“生产队”，通常译为“Production team”，这意味着在1959年，现在所说的队就大致相当于过去的高级社）。中间方案坚持要把后来取消了的相当于行政管理区域的实体作为基本的核算单位，毛反对这一方案。有关这方面的详情以及对后来发展的说明，参见《剑桥中国史》第14卷第8章。
人们使毛相信，人民公社制度基本上是正确的，通过1959年春和初夏的调整，很容易得到巩固。①或许他认为，由他亲自动手修正他以前设计、或者说至少由他推广的制度中的缺陷就可以消除党内可能对他的批评。如果他真是这样想的，那么他也实在是太失望了。在1959年7、8月间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张闻天和其他人公开抨击了大跃进的一整套政策。②
这一冲突对于庐山会议，不仅在毛对待他的同事们的态度上，而且在他的思想实质上所产生的影响，我们难以作出过高的估计。正如1957年一样，他犯了判断错误，但这番经历不仅没有使他吸取教训，相反却使他对自己的尊严变得更加敏感起来。结果，从心理角度看，庐山会议以后，毛泽东不仅力图打击每一个同他意见不一致的人，而且愈发认为他提出的任何一个想法都是正统的标准。换句话说，任何与毛所规定的正统标准相左的意见，即便不是彻头彻尾的反革命，也是“修正主义”。③
综合或折衷主义：毛思想中的中国
成分与马克思主义成分
毛作为统治者的自我形象的产生，势必产生另一个二元性的问题，即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的关系问题。自50年代后期起，这一问题在他的思想中日益突出。1958年5月，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毛宣称，大跃进的新政策带有与中国革命的“先生”——苏联比一比的意图。他还说，“我们有两个生身父母，一个是国民党的社会，二是十月革命。”④他明确表示把这一说法用于政治学和经济学。
在毛承认的两个“生身父母”中，十月革命的重大意义不用作什么评论或解释。他一直说，中国从列宁、斯大林以及从1917年以来的苏联经验中学到了进行革命、特别是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的理论与实践经验。另一方面，与“国民党社会”的关系，其所指远比当初提出时深刻得多。他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由1949年的中国人民创造的，因此，它不仅反映了在国民党统治的20年，也反映了他们在整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所形成的思想、态度和风俗习惯。
固然，中国需要一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革命改造，但这并不意味着要把这个国家变成苏联的复制品。1959年3月，毛说：“有些东西不要什么民族风格，如火车、飞机、大炮，政治、艺术可以有民族风格。”①在这一论断背后，我们可以再次感到毛在1938年所表达的信念，即对过去的总结不仅为今天制定正确路线提供了素材，而且也提供了“方法”。
到大跃进时，毛就这样一方面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苏联传统以及中国历史的经验教训相提并论，另一方面甚至认为国民党社会是现阶段革命中处于首位的“生身父母”。六、七年后，他强调的重点进一步发生了转变，他多次对党内的同志说：“我是土哲学家，你们是洋哲学家。”②
在1964年和1965年，毛声称自己是一个“本国的”或“土生土长”的思想家，并不意味着他放弃了马克思而选择了孔子。但无论如何可以肯定的是，直到晚年，他的思想中的传统根源仍是十分重要的。不过，确切地说，在50年代晚期到60年代初期毛的思想中的中国成分与西方成分是怎样结合在一起的？他们是融合在一起了或是合并成了一个新的综合物？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两个组成部分中的哪一部分规定了他的整个思想体系的结构？“毛泽东思想”在本质上仍然是马克思主义的变种，因而归根结底仍然是一种西方化的载体？或者毋宁说，他的思想的逻辑和模式日益中国化？或者根本就没有体系，没有明确的结构，只是在由毫无关联的成分组成的一个笨拙的东西里的两个理论框架在运作，有时相互巩固，有时相互矛盾？
毫无疑问，正如已经指出的那样，毛的思想的性质和他本人对它的感知，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了变化。在人民共和国的头几年里，他仍然把源于西方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文化视为他一心要编织的新的社会和政治组织结构的经线和纬线。但是到50年代后期，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解释开始沿着某些方向发展。这些方向既反映了“大跃进”政治气候的影响，又反映在对源出于中国传统的思想方式的越来越多的强调。
在《矛盾论》中，毛泽东毫无保留地接受了马克思和黑格尔辩证法的“三个基本规律”（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但在同时，由于把“对立统一的法则”描述为：具有“思维的根本法则”的特征，从而暗示有一种新的方法解决这些问题。就这样，他似乎把它放在其他两个范畴之上。①诚然，毛在1957年1月的讲话中引了一段列宁曾经说过的话，“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确定为关于对立统一的学说”。但毛马上接着说：“这样就会抓住辩证法的核心，可是这需要解释和发展。”②另一方面，毛归根到底倾向于这样一种观点，即对立统一规律本身概括了辩证法的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