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 [1180]
在30年代，中国共产党内有一些人，他们并不采取同样的独立态度，正如在以后的年代里，有一些人在与莫斯科打交道时，准备比毛泽东更灵活一些。从1935年到1945年，在中国共产党内，毛泽东与所谓“国际主义的”（就是亲苏的）派别之间的斗争的历史，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历程，本书已另有记述。在这里我们不拟谈论莫斯科与中国共产党，或其不同派别之间的权力关系，而是要谈毛泽东坚持独立于苏联监护之外的理论的性质与意义。在毛泽东于30年代末期提出的概念当中，在他相信中国革命的独特性和中国人必须以自己的方式解决自己的问题方面，最大胆、最不含糊的标记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这一口号事实上只被中国共产党人使用了相对短的一段时期，开始于1938年毛泽东第一次自己提出这一说法，而达到它的顶点，则在1945年，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刘少奇欢呼毛泽东在创建理论方面的伟大成就，说这些理论“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又完全是中国的”。但是，如果这一说法本身是比较短暂的，那么它所表达的关注的事情却在1938年以前就出现了，并且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开始，它不仅依然存在，并且变得更为重要。
毛泽东提出这一想法的原因不难理解。中国化的概念，象征面对共产国际傲慢、专横的态度，对中国民族尊严的肯定；因此，这个概念的价值不仅在于是党内斗争的武器，而且也是一个民族危机时期对非共产党人的舆论具有吸引力的口号。但是它也反映了毛泽东真正深信：归根结底，来自西方的思想在中国的环境里不适用，除非让这种思想适应中国民众的心理和条件。
对于毛泽东来说，中国化在1938年的确切含意是什么，是一个更为复杂的问题。要求把马克思主义“民族化”（如刘少奇在1945年所说），①不仅在中国，也在其他非欧洲国家，都含有使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适应许多不同水平的国家的现实——从大量前资本主义农业社会的语言和文化，到经济和社会的结构——的意思。此外，关于哪样的“马克思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的什么要素要在中国具体化的问题也会出现。
使这个问题的不同方面混合在一起的，是毛泽东1938年10月关于中国化的不朽陈述，其中一部分是这样说的：
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之一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该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该给以总结，我们要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承继遗产，转过来就变为方法，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着重要的帮助的。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这种东西，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运用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一部分而与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的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替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①
毛泽东的中国化的概念，最简单、最易为大家所接受的方面，就是这段引文中最后的那句话。很显然，要想使马克思主义在非欧洲国家起作用，所用的语言就必须不仅是那个国家的人民可理解的，而且，按照他们的心理和条件来看，也是生动、有意义的；而不是从另一种语言和文化逐字翻译过来的莫名其妙的语句。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形式在中国这样的具体化，尽管在毛泽东看来是不可少的，也只是在于使马克思主义的实质适应中国条件的更基本的事业的外在表现。
为了确切说明这里谈到的问题，让我们首先看一看毛泽东说的“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这种东西，有的只是具体的马克思主义”这句话的意思。按照他在延安时期写的其他文章，以及他以后多年的言行，这一断言隐含的意思可以大致清楚地说明如下。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最早是由马克思阐述的。马克思的著作的某些方面——例如，他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对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分析，和辩证法的基本规律——都是普遍正确的，但是这个理论从总体上来说，反映的既是它的19世纪的理论来源，也是马克思的具有欧洲特性的心理和经验。因此，当我们谈到（像斯大林和列宁以后的其他任何人一样）运用普遍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原理于中国的条件时，我们力图抓住并使之适合于我们的需要的，正是这些理论的永恒的核心。
那么，什么是那永恒的核心呢？毛泽东本人在刚引用的1938年10月的那篇报告中说：“不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字母，而是学习他们观察问题与解决问题的立场与方法。”①1942年2月他号召他的中国共产党的同志们，“拿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应用于中国，并从中国的历史实际与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创造出理论来”。②
这些系统性的阐述引出了两个问题。毛泽东所讲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指的是什么？什么是这样的态度或原则（这是由马克思主义导出的）与“方法”（他说，这种“方法”能够从吸收中国过去的珍贵遗产得到）之间的关系？
关于第一点，当前中国的解释是，毛泽东说的是采取无产阶级的立场，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辩证法的方法。但是，如果毛泽东真的是说像这些那样广泛界定的马克思主义的诸方面，是不是能够这样说。按照毛泽东的观点，马克思本人的理论实际上构成的是“德国的马克思主义”，正如列宁的思想在20世纪初期被批评他的人说成是“俄国的马克思主义”？换句话说，毛泽东所说的“抽象的马克思主义”指的是“绝对的马克思主义”，或在一切国家一切时代都绝对正确的马克思原理。而当毛泽东说这样的马克思主义“是没有过的”，他的意思是，马克思本人的著作也不具有高级水平的一般理论的地位，只不过是他所想出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具体体现，完全不比斯大林或毛泽东本人对这同样的原则的运用高超一些。
可是对于毛泽东来说，这并非仅是把马克思主义运用到中国的问题；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他还建议用从中国的经验里抽出来的要素来丰富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建议以之丰富他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特殊性”，也并非仅是中国与其他亚洲国家共有的经济特点。这些特殊性也是如毛泽东在1938年所说，“我们这个大民族数千年的历史”所表现出来的，和已由历史经验和中国人的特质所形成的“许多珍品”。①
这种观点，认为今日的中国带有过去的印记，并不值得注意。马克思主义者，至少持有列宁主义信仰的人，很早就同意，社会习俗和政治组织的形式，虽然它们随着社会经济基础的变化，和作为这些变化所引起的阶级斗争的结果，它们本身也是历史方程式中的一个变量。但是，必须提出一个问题，即从毛泽东的观点看，文化现实是否基本上是由技术水平和“生产方式”所决定，或者他所强调的“民族特点”是否为他构成一个独立的，或半独立的变量。
依我来看，没有什么怀疑，对于毛泽东来说，不论是狭义的还是广义的文化，都构成了人类经验的部分自主的一面。人们可能称赞他的这种态度，或者对它感到惋惜，也还有既称赞又惋惜的人，并且时常还表现得很激烈。可是，我们不能忽视他思想的这一方面，而不歪曲我们对这个人和他的思想的认识。
确切地说，这个主题在毛泽东的中国革命的整个想象中处于多么重要的地位，已由前面引自1938年10月的报告中的非同寻常的陈述指出来了，即承继中国的遗产“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运动是有着重要的帮助的”。前面要求对过去的经验“给以批判地总结”的训令，并不含有同样的含意，因为其中积极的指导作用似乎取决于马克思和列宁的“观点和方法”，要在中国历史的文献中用它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但是，认为对过去有较深刻的理解，将不仅拓宽革命者对他们自己的社会的理解，还会真正为领导革命提供手段，这样的认识却是另一回事，它在直到1938年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中开辟出一个没有先例的前景。
毛泽东说的能从“历史的中国”的经验中提取的这种方法的实质是什么呢？在产生它的过程中，又得从过去的什么成分中去提取呢？他没有明确地详细说明，但是在他的延安时期的著作中有些线索，他所想的是能够泛泛地限定为治国术的那一领域，①因此，在他1938年10月第一次提出中国化的思想报告的另一部分中，毛泽东涉及了正确使用干部的问题——他说这在过去称为“用人行政”。他进而讨论了现在与过去之间的连续性，说了下面的话：
在这个使用干部的问题上，我们民族的历史中历来有两个表现邪正两派互相对立的路线，一个是“任人唯贤”，一个是“任人唯亲”。前者是明君贤臣用人的方针，后者是昏君奸臣用人的方针。我们今天来说使用干部问题，是站在革命立场上的，根本与古代有区别，但也离不开“任人唯贤”这个标准。以喜怒为爱憎，阿谀逢迎者奖，骨鲠正直者罚，在古时要不得，在我们也要不得。①
在这里毛泽东清楚地指出，由他看来尽管有些政治行为的标准是在前资本主义的、官僚政治的社会环境内逐渐形成的，它们对于当前的共产党革命者来说，仍然是正确的。
更加令人惊异的是，毛泽东在孔子的哲学里也找到了积极的因素。1939年毛泽东在评论陈伯达有关这一主题的文章时表示，他基本上同意陈伯达的看法，但是在批评孔子的正名学说是“唯心论的”时候，陈伯达未能指明，由认识论的观点看，它含有真理的重要成分，因为它强调了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联系。他也认为朱熹解释孔子的中庸之道，与共产党人的进行反对左、右倾的两条战线的斗争的原则是并行不悖的。他说“不及”是右的东西，“过”是“左”的东西。②
当然，这一类的求助于民族的过去，只是当毛泽东为了推动建立新的统一战线，对尽可能广大的舆论范围讲话时，才特别合适。可是，它们也应认真地被理解为他的思想实质的一种表现。在转向专门分析毛泽东与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结成抗日统一战线的思想之前，让我们进一步探讨一下他对中华民族的历史的解释，特别是19世纪和20世纪的历史，因为正是这个环境确定了毛泽东所认识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