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 [174]
这个时期的军事方面，在刘馥着《现代中国军事史》中被卓越地勾画出来。国民党在努力实行军队现代化的过程中非常依赖德国，威廉·C.柯尔比在他所着的《德国与中华民国》中分析了这种重要的联系。
由于中国经济史研究一般发展落后，令人意想不到，南京十年的经济竟比这个时期大多数方面受到更多的注意。两部在20世纪30年代写成的优秀着作提供全面的背景：卜凯着《中国土地的利用》和R.H.托尼着《中国的土地与劳动》。具有有价值的统计分析的专着，是刘大中着《中国国民所得，1931-1936年：初步研究》和刘大中、叶孔嘉合着《中国大陆的经济：国民所得与经济发展，1933-1959年》。杨格在1929-1947年任国民党政府财政顾问，集中研究货币问题，但也在他所着《中国的建国成就，1927-1937年：财政和经济记录》中广泛地提供了对经济的清楚见识。银行和货币市场在弗兰克·M.塔马格纳着《中国银行业和财政》中得到研究。关于现代部门的发展的有用研究专着，有程玉桂着《中国的对外贸易与工业发展》和约翰·K.张着《共产党统治前中国的工业发展：定量分析》。
这个时期的研究越来越精深，这在数量日益增多的（有些尚未发表）集中研究国民党统治下中国地方及区域诸方面的专着中得到证明。这类专着的第一部是帕克斯·M.科布尔着《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1927-1937年》，该书强调上海国民党和企业家阶层关系紧张。科布尔的解释在理查德·克拉伦斯·布什着《国民党中国的棉织品政治》中受到挑战。国民党与地方士绅的关系在两篇博士学位论文中得到研究：诺埃尔·雷·迈纳着《浙江：国民党在农村改革和建设方面的努力，1927-1937年》，和布拉德利·肯特·盖泽特着《权力与社会：国民党与中国江苏省地方名流，1924-1927年》。林振华以一省为焦点进行类似的研究，在所着博士学位论文《国民党在江西：围剿共产党根据地，1930-1934年》中评估国民党在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所作的努力。若干类似的南京十年时期研究目前在准备阶段中。
有关南京十年的主要史料往往分散各处，散布很广。读者可在多梅斯、田弘茂、易劳逸和上面提到的其他人的着作中以及在本书其他文章的书目中找到参考信息。
书目提要 4.共产主义运动
书目提要 4.共产主义运动
由于研究早期中国共产党的基本专着已在本书上卷《书目介绍》第10节中提到，我们不拟在此重复。关于中国共产党早期，最重要的唯一档案史料来源是陈诚档案缩微胶片，中华人民共和国外研究这个领域的学者可以容易得到。档案不仅有油印的政府法令和党的决议，而且有许多期刊，如苏维埃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红军机关报《红星》、共产党和青年团刊物《红旗》、《斗争》、《布尔塞维克》和《实话》--全是研究者必须阅读的史料。1925-1935年共产国际机关刊物《国际时事通信》仍然是最重要的史料。
按时序，这个时期从1927年夏至1928年夏瞿秋白领导中国共产党开始。论瞿秋白的政策及其实施的唯一英文专着是萧作梁着《1927年的中国共产主义：城市与乡村的对抗》，而在中文着作中，这段历史要复杂得多，触及共产党史的所有问题。在1945年4月20日通过的关于党的历史的着名决议中，虽然瞿秋白的领导未被说成“路线”，但是被说成“左倾主义”、“冒险主义”、“命令主义”和“宗派主义”，同时又被说成“极端民主”。这种混淆不清的评价在文化革命时期发展成毫不含糊的谴责，终于在1980年发展成了进一步的含糊不清。直到现在，尚没有学者作出认真的尝试来撰写一部关于瞿秋白领导的专着。李立三时期在R.C.桑顿的力作《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1928-1931年》中有论述。李立三也在1945年决议中受到严厉批评，然而关于瞿秋白和李立三的中文学术专着尚告阙如。
关于土地革命和苏维埃的建立，萧作梁的两部早一些时候出版的编着《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权力关系，1930-1934年》和《中国土地革命，1930-1934年》仍是最好的专着。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和70年代初期，学者兴趣集中在政治制度和政治问题，终于产生三部深入研究的专着--约翰·E.鲁着《居于反对派地位的毛泽东，1927-1935年》，金一平（音）着《中国共产主义政治》和T.勒特菲特着《中国共产主义，1931-1934年》。对于江西苏维埃的更全面研究，见于曹伯一着《江西苏维埃之建立及其崩溃》。苏联在这些年及以后年月所起的作用，在查尔斯·B.麦克莱恩着《苏联政策与中国共产党，1931-1946年》中得到概括的研究。而对毛泽东持严厉批评态度的别的观点，由在中国服务的最后一位共产国际顾向奥托·布劳恩（李德）着《中国纪事，1932-1939年》提出。关于这个时期的文献资料集，有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第六组编《共匪重要资料汇编》两卷和刘培善编《中国共产党在江西地区领导革命斗争的历史资料》。
长征紧接在中央苏维埃毁灭之后。关于长征的研究专着，有迪克·威尔逊着《长征，1935年》及乔治·瓦尔特和胡继喜（音）着《他们有十万人（长征，1935年）》。关于长征的中文着作，数量太多以致不能在此提到，可惜大多是有逸事趣味的回忆录，不是严肃的历史。全世界对这个史诗般的事件的战略和战术决定、组织和后勤补给所知甚少。而且，全世界对红军的组织训练、后勤补给、奖惩及其他许多方面也所知甚少。约翰·吉廷斯着《中国红军的任务》和塞缪尔·B.格里菲思着《中国人民解放军》两书应同两部中文书一起阅读，这两部中文书是台北国防部战史局编《剿匪战史》六卷和薛岳着《剿匪纪实》，内容都详尽得多。塞缪尔·B.格里菲思的《毛泽东论游击战》可以同瓦尔特·拉克尔着《游击战：历史的批判的研究》（特别是第6章）一起阅读。
毛泽东的着作及传记在本提要最后一节加以介绍。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传记资料浩如烟海，但分散在中文资料中，而英文传记着作尚失于肤浅。史沫特莱着《伟大的道路》叙述朱德的生平，韦尔斯在所着《红色尘土》中概略地讲述了其他若干中国共产党领袖。
近年，西方学者已在注意研究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社会经济根源。让·谢诺着《中国劳工运动，1919-1927年》是一部不朽的开拓性专着，接着有彼得·施兰着《游击经济》和安格斯·麦克唐纳着《农村革命的城市根源》。最近出版的专着是黄宗智等人的《中国共产党与农村社会，1927-1934年》和詹姆斯·M.波拉切克的《江西苏区的道德经济，1928-1934年》，两书表现出中国社会动荡不安问题研究中的一种新趋向。1933、1934和1935年《国闻周报》刊载了分别由成昌盛、漆琪生和循实撰写的三组文章，全涉及共产党运动的社会经济方面。
王凡西着《双山回忆录》概括地阐明一个中国共产党员（托派分子）的政治社会化和党的生活。这部回忆录与盛岳着《莫斯科中山大学与中国革命：个人经历》成为姊妹篇。
1977年以后，中国历史学者对党史的修正着重史实的核实，以及政治事件和人物，把主要的力量投入编纂和叙述。像唐宝林着《试论陈独秀与托派的关系》（《历史研究》1981年第6期）那样的解释性论文罕见。一个新趋向是把土地革命时期的注意力从江西中央苏区转移到其他苏区，如华中师范学院党史学者编的《鄂豫皖苏区革命史资料选编》第一卷和《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选编》两卷。中国也出版一批关于周恩来、贺龙及其他人，甚至包括向来不闻名的中国共产党创建人包惠僧的书籍。这些趋向有助于矫正党史史料中的不平衡状态--除了毛泽东、江西苏区、第一方面军外，别的人也对共产党运动作出了贡献。胡华主编的多卷集《中共党史人物传》已于1981年在西安开始出版，格外值得注意。胡华已修订他所着《中国革命史讲义》（两卷），尚无别的新民主革命时期的通史出现，取而代之。这个问题在阿里夫·德里克着《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编史学的渊源，1919-1937年》中得到评述。
书目提要 5.土地制度
书目提要 5.土地制度
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许多着作论述中国日益恶化的土地状况。马若孟着《中国的农民经济：河北和山东的农业发展，1890-1949年》第2章对若干这类着作作了评介，并试图把大多数这类着作分为各种类型。这部研究专着也含有关于20世纪华北农业的内容广泛的书目。天野元之助着《中国农业之诸问题》附有1952年以前的中国土地状况研究专着的包罗最丰富的书目。这个时期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最近由田中正俊在《亚洲经济》第19卷第1-2期（1978年1-2月）第41-51页上作了最好的评介。1953年以后日本学者的研究状况，可见于蒲地典子、费正清和市古宙三编《1953年以来日本对近代中国的研究》第368-393页。当然，还可参考史坚雅等编《现代中国社会：有分析的书目》三卷。
民国时期可靠的作物收获统计资料的两大来源，是卜凯着《中国土地的利用》和张心一在1929-1931年所作的作物收获统计调查。前者是根据22个省168个县16786块农田的样本，后者是在政府刊物《统计月报》若干期上的报道，请格外注意该刊1932年1-2月号的汇总报告。
最佳的土地租佃调查由1934年8月2日设立的南京政府土地委员会实施。该委员会使用来自各政府部门和大学的人员3000名在22个省进行调查研究工作。这次调查在每个省抽选至少20%的县，然后从每个县抽选20%的农户作为对象，按农户土地、收入、支出等项进行调查。这次调查的完整详细数据，除普遍调查结果的汇总表外，因中日战争爆发而未发表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