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 [173]
民国初期也已是研究西方外交的史学者的一个研究课题。例如，可见到彼得·洛：《英国与日本，1911-1915年》；和詹姆斯·里德：《传道精神与美国东亚政策，1911-1915年》。后一部着作把美国政策放在差会对外交政策的影响增大的格局中研究。差会在美国国内和在中国的影响是一种吸引人注意的历史现象，一些写得极好的专题着作已探讨这个问题，其中有瓦伦丁·拉伯：《美国在华差会的国内基地，1880-1920年》；和简·亨特：《上流阶层的信仰：美国女传教士在世纪转换时的中国》。
从二十一条到凡尔赛和会的喧嚷时期已由许多作者论述，但是，几乎全部在于中国政治和知识分子运动方面。论述中国对外关系的最佳着作仍是马德琳·池着《中国外交，1914-1918年》。关于激起五四运动的山东问题，见拉塞尔·法菲尔德：《威尔逊与远东》；诺埃尔·H.普加奇：《芮恩施》；以及伊恩·尼什：《同盟在衰亡：1908-1923年的英日关系研究》。
20世纪20年代是中国对外事务研究得最好的时期之一。人们可以从多萝西·博格着《美国政策和中国革命，1925-1928年》着手，该着作的开拓性贡献已为其他一些着作扩充，这些着作有：保罗·瓦格：《传教士、中国人及外交官》；沃伦·I.科恩：《中国派：顾临、拉门德、索克思与美国-东亚关系》；以及罗伯特·奥尔伯特·戴耶：《在华的银行家和外交官，1917-1925年》。华盛顿会议以后亚洲国际关系仍是一个生动的讨论课题。研究华盛顿会议的最佳着作是罗杰·丁曼着《太平洋的军事力量》。至于主要概念的介绍，见入江昭：《帝国主义之后：探求远东新秩序，1921-1931年》。20世纪20年代日本对华政策在一些专论中得到很好的研究，这些专论有马场伸也着《进退维谷的日本外交》，威廉·莫顿着《田中义-与日本对华政策》，细谷千博和斋藤真着《华盛顿会议体制与日美关系》中的几篇论文；以及入江昭和有贺贞编着《两次大战之间时期的日本外交》所收麻田贞雄、宇野重昭和大畑笃四郎的论文。
世界经济危机时期“华盛顿会议体制”的崩溃，在克里斯托弗·索恩着《外交政策的限度：西方、国际联盟和1931-1933年远东危机》中得到很好的研究。远东危机本身也有学者研究，专着有绪方贞子着《在满洲的挑战》；臼井胜美着《满洲事变》；詹姆斯·B.克劳利着《日本探求自主》，以及岛田俊彦着《满洲事变》。至于对美国帮助中国的努力提供受挫的背景的动乱所作的极好论述，也见小詹姆斯·C.汤姆森着《中国面向西方之时：美国改革者在国民党中国，1928-1937年》。
1931-1945年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也由家永三郎着《太平洋战争》予以生动的论述。在这部着作中，这位着名的日本历史学家以自我批判、悔恨的心情撰写种种事件。许多与这位学者同时代的人，以及年轻的作者，合作出版了角田顺编《通向太平洋战争之路》。后一部着作是1962-1963年出版的若干日本大史学家的七卷论文集，仍然保持档案史料的发掘和勇于形成的概念所产生的新鲜感。这部论文集已有若干卷译成英文，最近出版的有詹姆斯·W.莫利编《中国的困境：日本在亚洲大陆的扩张，1933-1941年》和《日本通向太平洋战争之路：日本突然爆发。伦敦海军裁军会议和满洲事变，1928-1932年》。用英文撰写的研究20世纪30年代日本扩张主义思想的最佳专着，有马克·皮蒂着《石原莞尔》和迈尔斯·弗莱彻着《对新秩序的追求：战前日本的知识分子与法西斯主义》。
史学界有研究西方列强对中日冲突的反应的权威着作。关于美国的反应见多萝西·博格着《美国与1933-1938年的远东危机》；关于德国的反应，见约翰·P.福克斯着《德国与远东危机，1931-1938年》；关于英国的反应，见安妮·特罗特着《英国与东亚，1933-1937年》，斯蒂芬·莱昂·恩迪科特着《外交与企业：英国对华政策，1933-1937年》和威廉·罗杰·路易斯着《英国的远东战略，1919-1939年》。珍珠港事变前夕亚洲的英美外交已是一代学者热烈讨论的课题。主要问题是中国在造成日美之间的危机和最后终于爆发战争中所起的作用。最近出版的专着，如彼得·洛着《英国与太平洋战争的原因》和戴维·雷诺兹着《英美同盟的建立》，提供了详细的分析。在这方面也值得提到的专着，有多萝西·博格和冈本俊平编的两卷多国合作的论文集《作为历史的珍珠港事变》所收的多篇论文，和伊恩·尼什编《英日疏远，1919-1952年》。
可惜，论及20世纪30年代中国对外政策的专着不多。这种状况部分地反映文献资料的缺乏，而且也反映学者的主要兴趣在于研究中国国内政治，特别是国共关系。几乎全部通过日本及西方史料来研究中国对外事务的反常状态，有朝一日将会得到矫正。同时，学者应利用这方面的已出版的为数不多的专着，如吴天威着《西安事变》，以及入江昭编《中国人与日本人》所收苏珊·汉·马什、易劳逸和入江昭的论文。关于近年研究中国对日本侵略的反应的日本学者论文编目，见日本国际政治学会编《战后日本之国际政治学》。
战时中国外交事务已再度倾向于由学者通过大国对外政策来加以研究。最近出版的书中有克里斯托弗·索恩着《徒有其名的同盟：美国、英国与对日本的战争，1941-1945年》，迈克尔·沙勒着《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年》和入江昭着《实力与文化：日美战争，1941年-1945年》。
由于美国在中国政治和经济中的日益增长的重要性，又由于中国问题在战后美国政治中引起的争论，战时和战后的美中关系成为一个特殊范畴。邹谠着《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年》是这个课题的开拓性研究专着，现在已由其他学者利用邹谠当时不能获得的档案文献加以增补，虽然并未完全取代。例如，见拉塞尔·D.布海特着《赫尔利与美国对外政策》，肯尼思·彻恩着《在中国的困境：美国政策辩论，1945年》，保罗·A.瓦格着《门户的关闭：中美关系，1936-1946年》，威尔马·费尔班克着《美国在中国的文化实验》，和加里·梅着《代人受过的中国通：范宣德的外交考验》。美国战后对华战略已由学者充分研究，有多萝西·博格和沃尔多·海因里希斯编《不确定的年代：1947-1950年的中美关系》所收的论文，罗伯特·布卢姆着《限制：美国东亚遏制政策的由来》，南希·伯恩科普夫·塔克着《屈辱的模式：中美关系和承认问题的争论，1949-1950年》，和小威廉·惠特尼·施蒂克着《通往对抗的道路：美国对中国和朝鲜的政策，1947-1950年》，所有这些研究专着都需要在战后亚洲国际事务的更大格局中叙述。这方面有用的专着有永井阳之助和入江昭编《亚洲冷战的由来》，唐纳德·F.拉奇和埃德蒙·S.韦尔莱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东亚国际政治》，入江昭着《亚洲的冷战》，和中嵨岭雄着《中苏对立与现代：战后亚洲之再考察》。
书目提要 3.南京十年时期的国民党中国，1927-1937年
书目提要 3.南京十年时期的国民党中国，1927-1937年
直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为止，史学界很少研究南京十年的历史。然而，从那时以后，南京十年已成为历史探究的最热门和最引起兴趣的时期之一，部分原因是对这个时期的解释争论激烈。1970年，薛光前编《紧张的十年：中国建国的努力，1927-1937年》出版，该书是一部专题论集，所收论文大部分是具有亲国民党的同情情绪的学者撰写的。那些论文研究南京十年的政治经济和教育诸方面，总的意思是国民党建立了国力的稳固基础。薛光前及那些论文着者认为，如果中日战争不在1937年爆发，中国就会成为现代繁荣的国家。于尔根·多梅斯在他1969年出版的巨着《推迟的革命：中国国民党的政治，1923-1937年》中，也有和薛光前的解释一样的乐观情绪。然而，多梅斯也坦率地提到国民党在取得政权后迅速地失去革命势头，不能博得民众拥护，而且缺乏实行土地改革的能力。撇开这似乎自相矛盾的解释，多梅斯的专着是现有的一部研究南京十年时期国民党制度和政策的最博学的着作。
薛光前和多梅斯对国民党的有利评估，不久以后受到两部强调国民党制度及纲领的缺点的专着挑战。第一部是田弘茂着《国民党中国的政府与政治，1927-1937年》。田弘茂研究国民党制度及行政结构之后，断定至少到1937年的时候，这些结构在组织上太弱，不能建立强大统一的国家。易劳逸着《夭折的革命：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1927-1937年》特别强调国民党在1927年掌权之后失去革命推动力；易劳逸依靠研究以后十年一连串的政治及经济现象，试图为那个论点提供论据。
其他专着更狭窄地集中注意力于南京十年的一些个别的方面。钱端升研究这个时期的政治制度作为他的两部权威专着的部分内容，这两部专着是《民国政制史》和《中国的政府与政治》。最详细地研究这个时期国民党史的专着是张其昀着《党史概要》五卷，不过必须考虑到着者的亲国民党偏向。涉及这个时期的蒋介石传记尚无可以无条件推荐的着作，不过下列着作可能显得有趣：董显光着《蒋介石》和布赖恩·克罗泽着《失去中国的人：第一部蒋介石全传》。
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大量出版的研究南京十年专着中的第一部，是约翰·伊斯雷尔着《中国学生的爱国心，1927-1937年》，该专着研究20世纪30年代中国学生对日本侵略的爱国反应。日本侵华问题本身在毕恩来所着依然有用的《日本在中国》，在周开庆着《抗战以前之中日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