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 [29]
到1919年，6639名新教传教士驻在全国所有省份的693个地方，并分别在1037个布道站工作。在这693个驻扎中心中，578个（占83％）只有一个布道会，442个（65％）驻有5名或更少的传教士。这些驻扎人员比较稀少的地方往往在内地省份。约57％的传教士驻于沿海省份，26％的传教士驻于长江流域的省份，只有17％不在东部沿海和长江流域。8个驻扎中心上海、北京、广州、南京、福州、长沙、成都和济南，各有100多名传教士，合起来占全部外国人员的26％。2/3新教传教士和1/4有权受圣餐者住在估计有50000人以上的176个城市，那里居住的人数也许占中国总人口的6％。按地理位置排，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山东、直隶和奉天7个沿海省份，共有71％的新教徒受圣餐者、63％的初小学生、77％的中学生。宣讲福音的活动从驻扎中心向外辐射；1919年宣称有6391个“教堂”和8886个“福音中心”。可是，大部分离城市的布道站只有数里之遥。
1920年，独立的新教传教团体已从1900年的61个增加到130个，另外还要加上36个诸如基督教青年会、救世军和雅礼布道会等基督教组织，这些组织都不是在教派的基础上组成的。传教团体的增加，是1900以后许多小的教派团体（其中大部分是美国的）来华的结果。这个时期开始工作的最大的布道会是基督复临安息日会。1905年，外国力量的一半是英帝国的（包括大不列颠、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1/3是美国的，其余的来自欧洲大陆。到1920年，英帝国和美国所占的比率颠倒，美国此时占新教传教士的一半。天主教的传教活动绝大部分由欧洲人进行和控制，美国的天主教传教士主要在1920年以后来华。表32显示主要教派的力量而不考虑它们来自何国。
表32 1919年新教各教派的相对力量
从20世纪第一个十年起，虽然教派之间继续有区别，仍保持各团体自己内部的特性，但是在华的新教基督教出现了种种倾
表33 最大的几个新教传教团体，1919年
续表33 最大的几个新教传教团体，1919年
向，即拟订出一种共同和基本的神学，和在某些活动领域中大力进行组织的统一。由于与欧洲的过去（中国人对此基本上不清楚）有关的不同的忏悔形式不相干，这就为修改和简化外来的神学理论提供了动力。1907年召开的中华百年传教会议，表现了采取一种共同的神学理论的姿态，它为所有的团体（除中华内地布道会等更信奉原教旨主义的新教团体外）提供了教义的指导路线。在组织上，较大的团体共同出版了一份新教的主要月刊《中国纪事报》；支持非教派性的或涉及不同教派的文学团体；参加中华基督教教育协会、中华医学传教协会、中华主日学校联合会；创办联合的神学学校、涉及不同教派的学院和大学；参加1877、1890和1907年全中国的传教会议和1922年的全国基督教会议，后者还首先正式把中国的教会包括在内。新教统一的主要表现，是1913至1922年的中华续行委办会，它在1922年由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接替，这再次扩大了中国教会在基督教整个教会中的正式作用。当然，调和和合作决不是完全有效的。例如，保守的中华内地布道会在1926年退出了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
表33所列为按1919年当地保持的传教士人数多寡排列的最大的新教传教团体，它还显示了各大团体的布道站的数目和地理分布。①这18个团体共有传教士4350人（占总数的66％）和611个布道站（占总数的59％）。一个“一般”的布道站可能有6至7名传教士，但是实际的分布状况却大不相同；如中华内地布道会、宣道会的传教士人数常常为4人或更少，而美国监理会海外布道会、美国长老会（北美）和美国海外布道会则平均为14或15人。总的来说，传教士集中在一个布道站的情况，表示了对教育、医药以及宣讲福音的广泛努力，而分散在若干小布道站的情况，反映了该团体工作重点主要（虽然不是唯一地）放在传布福音方面。几个团体不同工作重点的情况，还可从以下例子反映出来：中华内地布道会所雇中国员工的66％从事福音宣讲工作，30％从事教育，4％从事医药工作，而与之相比，美国海外布道会的比率为28％从事福音宣讲工作，64％从事教育，8％从事医药工作。
晚清一般新教徒的内向性一直保留到民国时期很久。保罗·科恩对晚清时期的情况曾经写道：
传教士生活在布道团院落的高度组合在一起的建筑物中，结果导致他们在心理和肉体上严重地脱离周围的中国社会……除了不得不这么办，传教士不愿意进入中国
Chapter_5
人的世界。他们的整个目的是让中国人进入他们的世界。①
随着这种隔离的状态，产生了一种对他们天职的绝对自以为是的心理。这种心理，常常压倒了因他们的政府使用炮舰去解决他们在华时期时有发生的反传教士运动而引起的任何道德上的不安。
布道会和中国社会
但是在义和团起义以后的20年中，在许多新教传教士与其周围社会的关系方面，在他们寻求武装干涉以保护其特殊地位的程度方面，都发生了某些变化。他们那种甚至伤害中国基督教徒的文化优越感依然如故，但是越来越多的新教传教士，突破了19世纪在布道会院子里传布福音的界限，参加教育、医药和慈善工作方面的活动，从而与20世纪初期的改革潮流会合起来。妇女教育（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成立于1915年）、反裹足运动、基督教青年会和基督教女青年会对城市问题和劳工问题的关心、饥荒救济、公共卫生（消灭肺痨和灭蝇运动）、公共运动场所以及运动和娱乐计划、禁毒运动、农业的科学研究（由金陵大学农学系进行），这些是新教传教士倡导或明显地参加的一些领域。
布道站是传教团体所有或租用、并受治外法权保护的有围墙的建筑物，它一直是传教活动的最典型的特征。在这块封闭的场地内，通常悬挂一面国旗，是传教士的住地，又是教堂、学校或教室、医院或药房。典型的布道站位于城市地区。街道的教堂一天开放一部分时间，配备一名外国传教士及其本地的助手。“站外”的教徒社团，由本地的牧师为之服务，布道会的工作人员一年来访几次。
以两三个传教士家庭及一批单身妇女为工作人员的布道站，平均每三个中可能有一个包括一名医生或护士，虽然医务工作者的实际分布是不平均的。据1919年的报告，在6636名新教传教士中，有2495名（38％）是男人，其中任圣职的计1310人；2202名（33％）为已婚妇女；1939名（29％）为单身妇女。有348名男医生，116名女医生；妇女中206名是受过训练的护士。有圣职的男人负责主要布道会传布福音的工作，并担任领唱的角色。许多无圣职的男人在教会学校的扩大网络中担任教师；妇女则担任教学和护理工作，并承担对中国家庭的大部分家访工作。
传布福音的主要办法，是在布道会教堂或街道小教堂布道，其成效至少部分地取决于传教士讲汉语口语的能力。在1910年前，仅有的供新教传教士学习的组织起来的语言学校，是中华内地布道会在扬州和安庆开办的，安庆的一所可能追溯到1887年。在每个布道站，语言教育都特别重要；对许多站来说，掌握汉语能力不佳的情况仍然是一个严重问题。但到民国初期，已开办了一批水平高的联办（涉及不同教派的）语言学校，它们采用现代“语言归纳”法和分级的教科书。中华内地布道会在镇江和扬州开办“训练之家”，它们采用鲍康宁的初级教材并聘用中国教师，开设六个月的基本课程。每年有20个不同传教团体的将近150名学生在金陵大学传教士训练班学习，自1912年以来，那里开设为期一年的住读课程，由51名中国教师任教。还有第二年的课程，但大部分学生在以后几年采用函授的方式继续学习。在北京，北京协和语言学校在1913年正式组成，1920年隶属于燕京大学，1921年招收147名学生，所设课程与南京的相似。其他的学校有成都的协和传教士学校（是华西大学的一部分）、上海东吴大学的英语学校和广州的协和语言学校。像少数外交官那样，只有很少传教士精通汉文，但他们普遍地能在某种程度上讲方言。
几乎每个布道站都办一所初级学校。在693个新教驻扎中心中，据报道有306所高小和141所中学。表34所列为1919年各级学校的数量和招生数，它还列出了1916年公立学校招生的估计数。这些数字可能都是猜测性的——教会学校招生数少于表31所列之数——但比率多半反映了实际情况。它们显示教会的初小学生只占公立初小学生数的4％，但是高小和中学的学生所占的比率，都提高到8％以上。1907至1920年期间，教会学校的学生——其中一半也许来自基督教家庭——增加了三倍，而新教的受圣餐者人数只翻了一番，这既表明有意识的传教努力深入到了中国的青年，又表明现代教育的诱惑力。新教的传教士夸耀说，虽然总的说中国每75名学龄儿童中只有一名在接受教育，在全部基督教青年中，每三名中就有一名在一所教会学校入学。
表34 新教传教士学校和招生人数，1919年
*包括同等水平的技术学校和师范学校。
新教的教会学校不但配备了外国教师（他们在高小和中学更常见到），而且配备了8000名中国男教师和3000名中国女教师。初级小学往往是简陋的只有一间教室的学校，严重地缺乏书籍和设备。高级小学设备稍好一些，常常用英语作为教学的手段。教会学校采用类似于教育部为公立学校所定的课程，在开始时是有选择地，然后从1925年起，则是为了取得在政府备案的资格。所有的教会中学都教一些宗教课；中文和文学课采用教育部的“国民读本”，大部分学校的科学教学很差，因为实验和示范的设备很贵，供应又少；很少学校提供职业训练。它们很可能不比公立中学差，但是又可以看出，在民国初期，从教会中学随时提供财政资源的能力来衡量，它们已显得力不从心了。
在20世纪20年代的高等教育中，有20所新教的学院和一所天主教办的学院。新教的院校经过改组和合并，最后组成了13所基督教院校，它们的全盛时期是20世纪30年代。20世纪20年代末期又新设立两所天主教的院校。除了文科院校外，新教的传教运动保持了若干神学校（其中几所是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