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 [28]
① 1901至1908年的汉务参赞卫理，1887至1896年曾在外国基督教传道会工作，1896年他离开该会，接受了上海美国总领事馆翻译的任命。他是1911至1913年驻北京美国公使的一秘，在嘉乐恒离任和芮恩施到任期间当了几个月的代办——在此期间美国承认了中华民国，发生了“第二次革命”。在1914至1918年期间，他是美国国务院远东司的负责人。1918年卫理成为伯克利加州大学东方语言和文学的阿加西斯基金的教授。接任卫理的是丁家立，他在美国海外布道会的赞助下于1882年来华。丁家立1886年不再继续从事传教工作，以后的20年在天津进行教育活动，受到前后两任总督李鸿章和袁世凯的赞许。他于1886至1895年任中西书院院长，从1895至1906年任天津新建的官办大学（1900年后称北洋大学）的总教习。从1902至1906年他还是直隶的高级和中级学堂的学监。从1908至1919年，除了一段短期间歇外，他在美国公使馆任汉务参赞，在1919至1920年以一秘的身份代理馆务。由于他广交中国官员，包括袁世凯总统，丁在公使馆的作用是有影响的。裴克，1903至1918年任助理汉务参赞，1913至1914年和1919至1926年任汉务参赞，生于天津，父母均为传教士。他1906年在加州大学毕业后任见习翻译，1914至1919年期间在驻青岛、汉口和天津的领事馆任职。裴克1945年退职以前于1935至1940年任大使馆参赞，在处理美国与中国的关系方面一直是一个突出的人物。
① 马士写道：“公使馆区可以认为是在一个敌对国首都的中心取得的一个可以防守的要塞——用于这一目的，它是太大了；或者可以认为是幸运地抓住机会，在损害中国的情况下，为列强的外交代表取得的花园般的、没有旧时代肮脏环境的宽敞居住区——如果是这样，建立它是没有道理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3，第355页。
① 田贝：《中国及其人民》，1，第34—35页。
① 西里尔·珀尔：《在华的莫里循》，书中第86页概述了莫里循未发表的日记所记的各种印象。
② 华蕾：《含笑的外交官》，第88页。
③ 许立德：《在华四十年》，第4页。甚至在政治上并不重要的意大利公使馆，在公使和一秘住所的旁边，有“一等、二等‘汉务参赞’和使馆牧师的房屋各一所。小教堂（实际上与大部分教堂一样大）的天花板从意大利运来；有驯马空地和一个大院子的马厩能容纳八匹马；还有一间洗衣房、一座水塔、一个浴室和两幢中国仆人居住的房屋，这些都圈在一个绿树成荫的大花园内。在它们旁边并与公使馆建筑群相连的是海军卫队的营房，它们附有医院、厨房、军官和低级军官的专用住所、饭厅、办公室、监狱和军需库。还有一座内设蒸馏水设备的建筑和几个马厩”。华蕾：《含笑的外交官》，第88页。
① 芮恩施：《一个美国外交官在中国》，第20页。
② 华蕾：《含笑的外交官》，第92页。
① 田贝：《中国及其人民》，1，第91页。
① 田贝：《中国及其人民》，1，第99页。
① 小约翰·A.穆尔：《对华的国际财团和美国的对华政策，1909—1917年》（克雷蒙特研究院博士论文，1972年），第18—31页。
② 云南府即昆明——译者。
① 许多俄国领事的汉学才能，可以举以下数例加以说明：驻天津总领事体德满，1894年毕业于圣彼得堡东方学院，1896至1899年为见习翻译，然后任领事职务；驻汉口领事贝勒城科也毕业于圣彼得堡东方学院，1899年来华。贝勒城科在1912年与其他人合作把《今日中国政治组织》一书译成英文。此书由俄国公使馆的助理汉务参赞H.S.勃伦奈特和上海总领事馆的参赞V.V.哈格尔斯特罗姆于1910年在北京出版。英文版经总领事、俄国驻北京公使馆的汉务参赞科列索夫修订和补充后，是后来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学者的必备手册。
传教士
传教士
1900年，基督教在华北广泛地受到攻击，然后攻击者被一次多国的外国入侵所镇压，在这一转折期以后，传教运动发现自己进入了一个具有良机的新时代。通过1860年中法天津条约中的一个花招取得的“在所有的省租地和购地”的权利，可以越来越频繁地加以利用，以便在限制其他外国人的远离条约港口的地方建立布道站。①
传教事业的建立
在民国初期，传教士是短期在华居住、因共同目标而认同的欧洲外国人中最大的单一集团。他们受到各项条约总的和具体的治外法权条款的保护，深入到中国的几乎每一个角落。到1919年，中国本土和满洲的1704个县，除106个外，都报道了新教徒的某种传教活动。传教士一般都懂汉语，必然与听福音的中国人有着比较密切的日常接触。他们最大的目标，强调通过皈依基督教和坚定地组织中国的基督教教会来平等地拯救个人。到了20世纪20年代，许多传教士（至少是新教徒）开始看到，外国传教士多方面的活动未能创立强大的土生土长的教会，而外国人的存在可能是达到这一目的的主要障碍。各教派共有的中华续行委办会的干事罗炳生，在该会一份对新教在华活动的权威性调查中写道：
可以预期，下段时期是过渡时期，此时工作的负担及对工作的控制，将日益从外国人转移到中国人。基督教界中日益高涨的民族意识，正导致最能干和最献身的中国基督教徒对现状的某些方面深切的不满。他们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正当愿望，即基督教应摆脱被人视为“外国宗教”的沉重负担，西方教派分立的状况不应在中国长期存在下去。他们认为宗教界外国势力支配一切的状况，是在中国更迅速地传布基督教的主要障碍之一。①
在1949年以后镇压在华基督教会之前，罗炳生所定的任务只取得了很有限的成就。传教士和受圣餐者的人数增加了，更多的华人被吸收为教会的领导，教育和医药服务的质量有了提高。但是在1922年后的25年，大多数基督教传教士的外国在华机构的成分，与20世纪的头20年的情况相比，在性质上基本上没有多大变化。
20世纪头25年盛行的“中华归主”，可以说，是一段短暂的插曲，在此之前是义和团起义，在此之后把基督教敌视为外国帝国主义产物的恶意的民族主义迅速兴起。在义和团起义以后不久的几年，在华的新教基督教盛行，因为在取得了半个多世纪平庸的结果以后，它与需要它的中国国内的改革力量形成了一种临时的联系。在清代的最后十年，当本地的教育设施和师资供不应求时，发展中的教会学校对现代教育的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在民国时期的第一个十年，情况也是如此，而且不仅表现在初等教育方面。中国的现代西方医学，在很大程度上是传教士示范和教授的结果。20世纪10和20年代的青年中国多半是教会学校的产物——它们造就了新型的城市爱国者和改革者，以及诸如科学的农业、新闻事业和社会学等新型职业的领袖。但是新教教会事业的繁荣依靠与当局的一种不明确的联系。它最后与国民党政体认同，因为二者基本上以城市为基础，并且都是资产阶级式的“现代化”的变异形式。即使保守的民族主义，像罗炳生承认的那样，从长期观点看也只能接受真正土生土长的教会。由于是城市的和非政治性的，而且实际上强调在现存的政府制度的范围内拯救个人，基督教变得越来越脱离呼声日益响亮的农村社会革命，这场革命在1949年将结束与传教活动有密切关系的半西化的城市精英对革命的短暂控制。
1900至1920年这段时期的“中华归主”——1922年所用的一个不恰当但却生动的词组（“Christian ocupation of China”中的“occupation”一词意即占领——译者）——在所有方面都有相当大的发展。①表31总结了关于新教传教团体的材料。
表31 在华新教教会的发展
在义和团起义以后的几年中，罗马天主教布道会也迅速发展。在1901年，有1075名外国神甫和500名中国神甫在估计有721 000名受圣餐者的天主教社团工作。到1920年，有1500至2000名欧洲神甫、将近1000名中国神甫、1000名外国修女、1900名中国修女、200万名有权受圣餐者、13000名中国教学者和教师以及18万名天主教学校的学生。在13个或13个以上的天主教布道会中，法国的布道会（如遣使会、外方传教会）特别突出，这反映在法国根据各条约中信仰自由的条款，而提出取得在华天主教会的保护地的要求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一半以上在华神甫是法国人。天主教会正式组成51个“副本堂神甫的教区和教廷的大教区”，由它们来划分中国所有省份。将近1500个地方有外国或中国神甫，天主教徒最多的地方是直隶、江苏、四川和山东。虽然天主教徒也出现在新教徒集中的较大城市，但他们着重在农村地区工作，争取全家或全村皈依天主教，尝试建立完整的地方天主教社区，倾向于把教育活动限制在教徒子女本人。在20世纪20年代以前，天主教传教会没有出现可与义和团起义以后的新教徒活动相比的教育和医学活动的大发展。与拯救灵魂相比，企图扩大对中国社会影响的任何愿望，肯定都是次要的。与19世纪的教案不同，20世纪20年代的反基督教运动几乎只是针对新教徒的，这说明天主教活动依然处于形成20世纪中国的主流之外。
除了原教旨主义的中华内地布道会及与它有联系的布道会外，1900年以后，新教传教士逐渐地把他们的重点从劝个人信教的压倒一切的关心，转向使中国社会全部基督教化这一扩大的目标。这意味着要在教育和医药工作方面投入更多的人员和经费，以便实现一位传教士领导所写的福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