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 [149]
军阀时代是普遍不安全和剥削的时代。每一个社会集团都受到影响。在资产阶级条约口岸的外国租界里可以逃避内地商人所受的抢掠和横征暴敛。但是它的经济活动是在地区交流的框架内发展的，因此资产阶级就受到社会关系的可靠性每况愈下和交通及货币体系解体的直接不利影响。军人独裁对半自给自足农业生产者社会的影响具有波及面较小的特点。如果一个村庄被路过的军队抢劫了，相距不远的另一个村庄可能幸免。但是这些社会动乱的扩散，却可以不改变这一现象的地区性和局部性的基本特点而将灾难波及到广大地区：这是一种分散的灾难的积累。商人也和其他人一样受到这些危险事件的损害：他们的店铺被抢劫，他们的仓库被焚毁。但是他们还因发生在其他地方的动乱而受害，有时甚至是离他们很远的地方。四川的战争对江苏的农民没有威胁，但是却使上海的工厂主失去了一个重要的市场。在20年代初，商业资产阶级是其发展与繁荣直接有赖于中国的内部和平与民族团结的唯一阶级。就这一方面说，它可以被视为反对和平与统一的军事独裁的直接牺牲品。
资产阶级所建议的政治上的补救方法在各商会和金融团体所通过的决议以及企业界各种专业刊物的社论里提出。在许多方面，它紧跟胡适以及他周围那些自由主义理论家们通过他们新创办的《努力周报》所发表的思想。这两个集团都同样呼吁“好人”参政，都寻求用专业技能来解决专门性的“问题”，都开出了“好政府”这个药方（也就是所谓“公开的政府”，必须将财政收支向全国公布），并且要求制定“计划”，俾能在保存个人主动精神的前提下确定各个阶段的发展。①
这些观点彼此类似，这可以部分地从各种个人的、家族的和组织的关系中得到解释；正是这些关系将城市精英们联合在一起。例如，在1922年10月，教育联合会的代表和商会联合会的代表在上海开“全国商教联席会议”，共同拟定政治主张。②无论如何不能将企业家们看作胡适的信徒。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通过对妨碍他们发展经济的种种障碍如军事独裁、财政混乱、官吏专横等的认识，而独立地获得自己的政治觉悟。不存在胡适成为中国资产阶级的代言人的问题。外国的影响在胡适的政治思想中占主导地位，这一点就排除了这样理解的可能性。但是这两股思潮——文化的和资产阶级的——却一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中国的自由主义经常被认为是中国文化史中有点异常的插曲，正是由于资产阶级的卷入它才具有了政治和社会的意义。
虽然《努力周报》的思想家们和商会中的实干家们所采取的立场往往是完全相同的，行动中的自由主义还是不可避免地被歪曲了，或者毋宁说作了必要的修改。自由主义中国化的最惹人注目的特点，就是它以扞卫地区的自由代替了扞卫个人自由。胡适和他的朋友们由于受了西方模式的影响，主张保卫个人的权利。企业家们则根据他们共同的或各自的实践，将保护他们这个社会集体不受政权的过分干涉，视为高于一切的任务。但是由于接受了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资产阶级只好采取折中办法，将自治的愿望寄托在一个更加广泛的组织体系上，认为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最终保证自由的实现。其结果就是从传统的“自治”主题转向“联省自治”。中央政府的衰落给了资产阶级重新规定它与国家的关系的机会。它极力想打破多少个世纪以来如下的恶性循环：要么是企业自由和社会动乱并存，要么是政治稳定和经济剥削（或压迫）同在，这一直是设想任何新的国家结构时仅有的选择。这样，在一段时期里，自治和联邦主义成了资产阶级实现其政治策略和阶级抱负的工具。
自1920年起，这一自治运动好像把基本上互相对立的支持者聚集到了一起：保守的名流和开明的或者野心勃勃的军人、革命的知识分子和商会。资产阶级力图利用这个运动来实现它互相矛盾的愿望：自由与秩序。商人们鼓吹制定省宪，鼓励恢复地方政府机构，希望借此加强自己的权力，以对抗来自政府或军事官僚机构的干涉。在那些将首先受惠于这一运动的非官方的地方精英中，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商人阶级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还有，省或地区的框架似乎特别适合于从丁文江到武堉干这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所鼓吹的“职业主义”发挥作用。①部分地由于约翰·杜威的行会社会主义的说教的启发，职业主义提倡将公共事务的责任移交给专家。“工匠、农艺师、教授和知识分子的政府万岁！从事工作的人们的政府万岁！……打倒无所事事的人的政府！”①《上海总商会月报》以论战的口吻重复了这一主题，主张“职业政治”：剥夺一切“无职业者”的公民权——指的是“贵族、军阀、官僚和政客”。②
大多数有关制定省宪的主张没有走得这么远，它们在保护职业利益的同时，也给地方当局以广泛的经济权力，例如管理铁路、电话、电报，以及创办发行纸币的银行。③
资产阶级不只是希望通过自治来保证从官僚主义下获得解放，它还希望按着自己的利益建立控制社会的有效体系。新近的研究突出了自治政府机关的发展和“里甲”型税收系统或“保甲”型公安机构的发展之间的共存关系。④20年代初商团的发展同样证明企业界急于负责保障社会秩序的愿望。1916年，对这类团练组织作了严格的规定。这是袁世凯1914年解散地方谘议局的结果，表明了官僚主义的复辟。随着自治运动的发展，商人们要求放宽这种限制。他们“请政府允各商会自练商团而行自卫”。⑤汉口商会援引汉撒同盟⑥的先例，要求组织真正的城市联盟，认为如果全国各城市能真正团结一致，商人将拥有极大之权力。⑦
但是，虽然北京政权的衰落鼓励了自治的倾向，商人们也碰到了消极的影响：没有任何方法可以维持社会秩序，也没有办法引导经济现代化，因为经济现代化加速前进的步伐要求有统一的货币和关税制度。这种对强有力的国家的怀念，在各商会要求“中央”给予指示、发出禁令、纠正错误等数目繁多的动议中都表现了出来。其结果是商人们即使在要求自治的同时，也不肯放弃中央集权的好处。他们认为，采用联邦制就可以克服这种矛盾，满意地调节中央政权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
知识界展开了一场关于宪法知识的较量，不断地比较德国、奥地利和美国宪法的优劣。而上海总商会则坚持市政管理和警察职能必须归地方当局负责，坚持工矿企业不能由中央政府管辖，“不但因为这样会使工业本身的发展陷于瘫痪，并且还会使中央政府有可能将属于这些企业的权益抵押或出售”。①因此，资产阶级继续一方面害怕国家政权的专横行为，一方面又感到自己不能没有它。
在经历了十年的篡夺权力和高压政策之后，资产阶级感到，复兴1912年临时约法所建立的共和国法律实体是困难的。1921年10月，商联会支持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建议各省议会和各商业与教育团体的代表聚集在一起负责决定政体，保证统一国家，遣散军队和改组财政。②
在1922年3月至9月国民会议开会期间，大会只限于提出一些宪法草案。与此同时，自由主义分子和资产阶级的确都寄希望于吴佩孚将军，吴把1917年解散的旧国会的议员们召回到北京，似乎要以共和国法统的名义打出重新统一全国这张牌。可是1922年北京的政治春天太短了，不可能导致商界所希求的宪政复兴。重建地区自由和共和原则的努力以完全失败而告终。
在省一级，自治运动被善于投机取巧的将军们利用，成了变相的军阀割据；而在国家一级，1923年10月10日颁布的宪法则是中央集权和单一政府倾向的胜利。
这部悄悄地产生的宪法颁布时的环境比它的条文更重要。曹锟1923年6月14日发动政变解除黎元洪的总统职务所引起的最后危机，葬送了这个宪法想要恢复的共和国的合法实体。为了解决这一全国性的危机，上海总商会企图建立一个“商人政权”——它的迅速崩溃以半是喜剧半是悲剧的方式说明了中国资产阶级所起作用的局限性。
6月23日上海总商会开非常会议，会上“宣布独立”。①脱离，作为中国历史上表示反对的一种典型形式，一般是地区掌权者所采取的行动：从地理的观点来看，这种现象一般表现为混乱年代政治重心的突然转移。现在，像上海总商会这样一个既无地盘又无军队的组织，竟然采用了这一战略，未免令人感到吃惊。上海商界在和一个信誉扫地的共和国合法实体断绝关系以后，又回到了这样的看法，即中国政治问题要交回“人民手中”才能获得解决——也就是说，开国民会议。但是商界不愿将这个会议扩大，让各方面的城市精英都参加，他们自行建立起一个由70名委员组成的“民治委员会”以恢复“民主”，而总商会的35名董事成了这个委员会的当然委员。这个商人政权抛开分省自治的庇护和任何宪法上的借口，实际要求统治整个国家。
这一胆大妄为的做法引起了两位国民党员徐谦和杨铨的讽刺性批评。“最可笑者，上海商会妄欲组织商人政府……一若除商人外无人民者，又若除上海商人外无人民者……”“我国商人向缺乏政治常识，每激于一时之热情，辄思有所振作，殊不知盲从妄作，根本已错……今上海之商人政府，仅限于商会中会员……以之办理本商会范围内之事，固属甚宜，若谓其即可处理国事，宁非可笑？”①说来奇怪，唯一的鼓励来自毛泽东，这时他支持统一战线的政策，他说：“上海商人……采取革命方法，鼓起担当国事的勇气，进步的非常之快”。②曾经鼓励商人参与政治的美英外交官们对事件的发展并不感到庆幸；《字林西报》讽刺商会要求军人不要干涉政治的作法，把商人比做伊索寓言中的老鼠，问道：“谁去给猫挂上铃铛呢？”③
商人政权的幻想事实上很快就消失了，从8月起上海总商会又开始和军阀们谈判维持当地和平的问题：民治委员会让位于一个反对浙江与江苏两省之间的战争的协会。
就这样，商人们无力建立新的政权，只好进行谈判——就像他们一向所干的那样——和现有的当权者谈判。不过在黄金时代的那些年里，传统的实用主义取得了新的意义。除了保护某些集团的利益外，它现在还通过不断地解决种种具体“问题”而确保进步。在胡适的鼓吹下，这种主张被中国银行家们采用来处理他们和已经削弱了的中央政府之间的关系，他们想借此迫使政府接受他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