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 [113]
① A.I.卡尔图诺娃：《布廖赫尔1926年的“宏大计划”》，简·索尔斯基英译，韦慕庭加注，载《中国季刊》，35（1968年7—9月），第18—39页。1925年10月，俄国驻北京大使馆派A.赫麦列夫去广州调查情况，他报告“加伦”和鲍罗廷之间经常发生冲突，结果布廖赫尔被迫离开广州。《A.赫麦列夫〈广州之行报告〉摘录（第27—30页）》，文件得自1927年4月6日的北京突然搜查。译文藏于加州斯坦福胡佛战争、革命和和平研究所，杰伊·卡尔文·休斯顿藏书。
② 国民党政治会议记录，第131号。奇怪的是，蒋的日记竟未提起这次联席会议，虽然他确实参加了。
③ A.I.卡尔图诺娃：《华西里·布廖赫尔（1880—1938年）》，第62—63页。那一天蒋的“日记”没有提到这类会议，虽然他主持了总司令部政治部的一次会议，讨论战斗开始时应做的工作。
① 两人的传记见包华德：《传记词典》。总政治部及其附属机构的组织系统，载《国军政工史稿》，1，第264—272页。第281页有邓、郭二人的照片。
① 《革命文献》，12，第1780—1789页；《北伐战史》，I，第62—68页；《北伐简史》，图，第46页以下。
① 指挥官和主要政工人员的事迹在包华德的《传记词典》中有简要介绍。说明军、师、团、营指挥官的组织表载《革命文献》，12，第1802—1803页（我采用的）；也载《北伐战史》，2，第322页以下和《北伐简史》，第46页以下。
① 时袁祖铭任黔军总司令——译者。
② 关于广州谈判的一份有趣的报告见1926年6月3日根据鲍罗廷报告的文件。韦慕庭和夏连荫：《文献集》，第269页。唐纳德·A.乔丹：《北伐：1926—1928年中国的国民革命》，第276—286页。高级指挥将领之一回忆北伐的有趣报道，载唐德刚、李宗仁：《李宗仁回忆录》。
① 这些战斗在《革命文献》（12，第1904—1931页）和《北伐战史》（2，第355—431页）有详细论述；两者都列有伤亡、战俘和战利品的数字；《北伐简史》，第55—59页；乔丹：《北伐》，第75—79页；A.I.切列帕诺夫：《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一个在华军事顾问的手记》，第158—164页，此书根据俄国人的观点写成。
① 一份日期为1926年12月5日，根据布廖赫尔指挥部情报的报道，为11月24至30日在南昌的A.赫麦列夫所写。存于俄国档案馆内的他的这份报告，引了11月15日“加伦”发来的电报，电报中提供了这些伤亡数字，同时又加上了以前几次战役伤亡的10000人。布廖赫尔显然只计算已在广东组织起来的军（原来的国民革命军）的损失。他贬低第7军和贺耀组的独立第2师在江西战役中的实际战斗，虽然这些部队缴获了敌人的大部分武器。布廖赫尔的关于在广东以外作战的部队的数字如下（11月中）：广东的军/外省的军第1：超过3000/第7：约7000在福建8000/第8：25000—30000（15000适合战斗）第2：6000，战斗力差/第9和第10：不详第3：3000左右/第14：约500第4：原有3500，新来2500/第15：5000至6000，素质差第6：超过3000/第17：8000《根据国民革命军北伐史的材料》，载《历史档案》，4（1959年），第113—126页，文件3，116。其他江西战役的报道有：《革命文献》，13，第2047—2179页（附多份电报）；《北伐战史》，2，第499—564页；《北伐简史》，第69—90页；切列帕诺夫：《手记》，第189—201页（对蒋介石抱有敌意的偏见）；乔丹：《北伐》，第83—92页。
① 我使用陈训正的关于福建战役的记载作为基本史料。《革命文献》，14，第2187—2212页，有关文献见2212—2220页。A.I.切列帕诺夫是何应钦的军事顾问，但是他的关于战役的记载由于他缺乏文献，是简略的，而且不都是准确的。《手记》，第172—178页。其他记载载《北伐战史》，2，第575—596页；《北伐简史》，第91—98页；乔丹：《北伐》，第93—96页。国民党档案馆所藏《国民革命军东路军战史纪略》，465/30，提供了大量的详细情况。
① 乔治·鲍勃科克·克雷西：《中国的地理基础：土地及其人民概述》，第55页，根据1926年的中国邮政局的估计数。
① 赫麦列夫的报告，载《根据国民革命军北伐史的材料》，第125页。切列帕诺夫：《手记》，第124—169页，和维什尼阿科娃-阿基莫娃：《两年》，第242—243、247页。三份来自前线的俄国顾问所写报告的译文，发表于韦慕庭和夏连荫合编：《文献集》，第43、44和49号。其他的报告在即将出版的《文献集》修订本中有摘录。陈训正在夺取武昌和南昌的记载中称赞“我空军”的活动，而不提飞行员是俄国人。《革命文献》，13，第1991—1992、2163—2164页。
② 两份关于给推进的军队特殊形式援助的报道转载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第293—297页（1926年9月14日）和第298—301页（1926年11月4日）。一个澳大利亚观察家的早期报道是H.欧文·查普曼：《1926—1927年的中国革命：从国民党首都汉口所见的一份共产党控制时期的记载》，第21—27页。在乔丹：《北伐》第75—79和241—246页，可见到几个例子和一种评价。安格斯·麦克唐纳：《湖南农民运动：它的城市根源》，载《近代中国》，1.2（1975年4月），第188—189页，以及他的着作《农村革命的城市根源》，第264—270页；此书不承认农民支援部队的作用，认为城市工人更为重要。
①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第316—374页有有关湖南工会化的文件。切斯诺：《中国的工人运动》，第322页。
① 同上书，第321—322页；张国焘：《中国共产党的崛起》，1，第532—550页；《中国劳工运动史》，2，第597—601页。
② 关于罢工、工商界的反应和调解委员会的情况，见上书，第612—622页。美国国务院893.504/40，汉口总领事罗赫德致国务卿，1926年12月28日，第15页，谈到罢工和银行无力结算的情况。《中华年鉴，1928年》，第984页论纠察队的蛮横行为。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1，第400—404页，全面地论述了湖北共产党组织劳工的情况。
① 吸收的人数根据《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第17—18页关于1926年6月3日的数字；第257—262页关于湖南11月份的数字；第395页关于12月末的数字。李锐断言，在北伐开始前4万多名农民在湖南已被组织起来，但他没有证实。同上书，第267页。
① 后藤沈吉：《海陆丰》，1，第182页有关于农民运动讲习所毕业生的材料。关于早期的发展，见《第一次国民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第270—275、281—284、293—301、322—325页的报道；霍夫海因兹：《中断的浪潮》，第130—134页。麦克唐纳：《湖南农民运动》，第190—195页，文中坚持对立的协会的多样性。
② 关于处决的情况，见英国外交部报告405/252，机密，《关于中国的进一步通讯》，13313，1927年1—3月，第44、74和91号；《北华捷报》，1927年1月15日，第62页；米塔列夫斯基：《世界范围的苏联阴谋》，第139—140页，一名国民党官员的报告的译文。共产党强调处决的恶霸为数很少。见《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第281、312、381页；第282—283、329页有关于杀害农村领袖的报道。霍夫海因茨：《中断的浪潮》（第49—50页）倾向于这种解释。显然杀戮在进入1927年以后增加了。关于11月份的会员数和阶级成分，见《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第257—262页，以及横山英：《湖南农民运动》，载《近代中国》，1.2，第204—238页，第217页之图，但可能根据不同的材料来源。
① 关于李锐的大会的记载和毛的讲话，见《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第275—278页；关于共产党的宣言（横山英译成英文，见其前引着作第220—222页），见第322—325页；关于大会通过的宣言的决议，见326—380页。
①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第17—18页有6月份的数字；关于湖北省的情况，见第395页；关于江西省的情况，见第420页。晚至1927年5月份，据报道江西省只有82617名会员。霍夫海因茨的《中断的浪潮》（第104页）提供了组织者声称的1924至1927年四个省（但没有江西省）的数字。
① 威尔逊：《英国和国民党》（第335—401页），根据英国外交部档案和中国公布的史料提供了谈判解决的审慎的报道。国民党政治会议1926年前半年的会议记录中，有许多关于罢工委员会或纠察队员行动的事例，政治会议发现这些事是不服管制的，并试图进行约束。罢工委员会的邓中夏和苏兆征，在讨论这些问题时常常出席这些会议。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第188—194页；《中国劳工运动史》，2，第544—546、5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