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 [102]
7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讨论了这一问题，并发表了声明，敦促党员们不要互相怀疑。孙博士在鲍罗廷的建议下成立了一个特别机构——政治会议——以处理重大政策问题：它由几名可靠的国民党领导人组成，他任命鲍罗廷为该会议的顾问。鲍罗廷对国民党内日益高涨的反对浪潮感到不安：他担心左派和右派正在联合反对共产党，尽管他们由于担心他们的党会完全孤立而失去外界的（也就是俄国的）支持，还不敢采取断然行动。②
中共的领袖们也不肯屈服。中央委员会的陈独秀、蔡和森和毛泽东主张与国民党决裂。中央委员会甚至发出一份告所有区党委会和基层组织的秘密信，指示它们要准备决裂。③但是此时作为共产国际官方代表的鲍罗廷和吴廷康，坚持这种有利的安排应继续下去。
由于8月份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会批准的政治会议的决定，这个问题暂时被平息下来。全会发表了关于容共问题的指示，认为共产党对无产阶级有特殊的责任，承认它有保守秘密的需要，告诫同志们要互相合作以完成国民革命。④这对共产国际的政策和国民党中新形成的左派人士来说是一个胜利。
另一个冲突起因于孙逸仙的军政府和贪得无厌的“客军”所征收的沉重赋税，以及日益增多的激进主义和社会冲突的迹象。为了保护自己，商界领袖们建立了商团作为对抗力量。当大元帅在1924年8月发现商人从欧洲进口了大批武器时，他下令没收，这一行动由蒋介石的黄埔军校学生在广州海军舰只的帮助下完成了。经过两个月无结果的讨价还价和一次流血冲突后，孙博士命令他所能指挥的全部部队镇压商团。他们在10月15日照办，通过纵火和掠夺，摧毁了广州的大部分商业区。这个行动在国内外严重地损害了孙博士在广州商界的声誉。①但是在11月13日，这位上了年纪的领袖离广州前往北京，由于1924年10月23日冯玉祥对其上级吴佩孚发动的政变，他争取当总统的希望重新出现了。
当孙博士在北京死于癌症时，许崇智将军带领的粤军部队，会同由蒋介石指挥并配备黄埔军校的军官与学生的两个党军的教导团，对陈炯明及其支持者发动了一次征讨。这次行动现在称为第一次东征。在1925年2、3、4月，只得到云南和广西“客军”牵制性援助的联合革命军，成功地一路打到广东省东部边境，攻取了几个主要城市，缴获了大批装备，但是未能打垮陈的军队。6月，东征军返师，放弃了大部分攻占的领土；这样做是为了对付已经牢牢地控制广州的滇军和桂军。
东征的几个特征预示了后来的北伐。一个特征是党军下级军官和士兵的良好的纪律和高昂的士气，他们受到充分的教义的灌输，并在蒋将军制定的严厉的“连坐法”控制下作战。另一个特征是先行于革命军或随同革命军的宣传队，它们分发传单和向民众作调子高昂的讲话以取得支持。结果，农民提供给养，充当间谍、信使、向导和搬运工。如同后来的北伐，俄国军官担任军事顾问，他们制订战略，帮助运输和补给军粮，指引大炮的火力。19名俄国军官因在南方的实践而熟悉了中国战争的实际情况，从此他们生气勃勃地进行工作，以使革命力量为更有效的战斗作好准备。最后一个特征是，敌人方面存在对立和不团结，而革命阵营的指挥将领之间也出现了摩擦。甚至在低级军官中，在青年军人联合会之内组织起来的共产党员和成立对立组织——孙文主义学会——的其他国民党军官之间也存在冲突的隐患。①
1925年强化了的革命气氛
孙逸仙博士死于1925年3月12日，给他的追随者留下了一份汪精卫起草、垂死的领袖在3月11日签名的遗嘱。下一个月，在中国所有大城市举行了十分强调孙博士革命目标的纪念会。②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合办的上海大学积极地进行革命宣传，并鼓励学生们投身于组织劳工的工作。共产党领袖们恢复了他们具有强烈反帝色彩和矛头主要指向上海日资纺织厂的工人运动。5月份的第一个星期，全国约280名工会代表聚集在广州召开大会，并组成了共产党领导的全国总工会。总工会的目的是把所有工会组织起来参加由富有战斗精神的单一组织领导的国民革命，不过有许多反共的工会拒不参加。26人的执行委员会由共产党员控制，同时它的所有主要工作人员都是党员。①于是在上海，一个日本工厂的罢工点燃了导致五卅事件的导火线。
5月15日，日本卫兵向一批中国工人开枪，他们侵入了暂时关闭的工厂，要求工作，并砸坏了机器。工人领袖之一（是共产党员）伤重而死。其他的工人领袖和上海大学的学生们立刻开始了大规模反对帝国主义资本家的鼓动，把那个被杀的共产党工人树为烈士，然后要求释放因示威而在公共租界被捕的学生。一个在本城安全地活动的新近组织的工会的共产党领导们，用了一切办法劝说那个日本工厂的工人们坚持罢工。示威者又提出了另一个问题，6月2日外国纳税人将表决公共租界的四个章程，他们反对租界内外国人为中国人制订规定。中国需要取消“不平等条约”，而不允许加以扩大。②
当5月30日星期六上海地区8个学院的学生在公共租界集会，进行反对不平等条约和中国军阀的宣传并要求释放他们6名被捕的同学时，可能没有人策划一场动乱，也没有人预料会开枪。租界的警察在他们上级的命令下，企图阻止街头示威，逮捕了拒绝停止游行的学生，并立刻发生了与学生和示威行动的中国旁观者的头破血流的冲突。当大批愤怒的群众涌向被捕学生拘留地及储藏武器的老闸巡捕房时，根据后来对当时在那里负责的埃弗森巡官的调查和听审时的证词，他担心群众会冲进巡捕房。为了阻止这个行动，他命令中国和锡克的巡捕向被激怒的人群开枪。下午3时37分，枪击使4名中国人死于人行道上，还有多人受伤。8人后来死于枪伤。5名，可能是6名被杀者是学生。中国人和外国人之间的关系再也不能恢复到原来的样子了。
五卅事件给了国民革命巨大的推动力。上海的地方领袖和政治活动家立刻组织全市抗议，在6月1日星期一早上，抗议进而发展成总罢工。遭到警察镇压的进一步的动乱持续了几天，又有10名中国人丧失了生命。随着万国商团和五强派出的约1300名海军陆战队在街上巡逻，公共租界成了一个武装的兵营。中国新闻界公布了详细报道，学生团体分发了无数传单和漫画，并向其他城市发送电报和信件，号召支持罢工者和反对帝国主义。至少在28个城市发生了示威游行。排外的动乱在镇江的英租界爆发；在汉口的动乱中有更多的中国人被杀和受伤，在九江的动乱中，日本和英国的领事馆被捣毁。经费从全国各地、华侨和苏俄源源不断地流入上海以支持罢工者。在6月23日的广州惨案中，数十名列队而进的中国人遭到沙面租界的机枪扫射，这更加剧了对外国特权的仇恨。由于旷日持久的罢工和抵制，英国和其他列强的政策有了相当大的变化。因此，“五卅运动”是一次全国性的抗议；它还激起了全世界反对旧条约制度的舆论。
国民党和共产党都发展迅速。学生们涌向广州进入陆军军官学校。共产党对罢工和抵制的有力领导吸引了数千名新党员。共产党通过向罢工者发放救济款的办法，突然找到了一把使上海劳动力工会化的钥匙，从而成为上海劳工运动的支配力量。在省港大罢工期间，广州的劳工变得更加富于战斗精神。同时，上海国民党内部的反共浪潮在高涨，许多城市的中国企业家对共产党领导他们的工人的情况变得警惕起来。总之，虽然民族主义的情绪在沸腾，社会革命趋于更加激烈，但反革命的种子也得到了培育。
巩固南方革命根据地
由于留在广州的领导人处境危险，广州对五卅事件的反应被拖了下来。这个城市被杨希闵将军和刘震寰将军带领的滇军和桂军所控制，因为其他大部分国民党军队在东征取得成功后正在广东东部重新组合。他们计划返回广州降服杨、刘两将军的部队，但在战斗打完之前，不可能在广州面对这两个将军的反对而发动反对外国的示威游行，因为杨、刘二人正在寻求外国的支持。
争夺广州的战斗从6月6日一直打到12日。东征部队返回，在6月8日夺取了石龙，它位于九龙通向广州的铁路沿线的东南通道上。其他国民党部队在城的西面和北面完成了包围圈。6月12日凌晨，国民党主力军攻打了广州之北的炮台，同时一支由黄埔军校学生率领的系着红色领带的混合部队从长洲岛渡江在广州东面的东山登陆，投入战斗。战斗从东山至城西北的白云山一带展开，到中午，广州部队从河南岛渡江对付城市的敌军。到下午3时，国民党部队胜利，刘将军弃军逃到沙面英租界，乘轮船前往香港；两天后，杨将军随后也来到香港。①以布廖赫尔将军为首的俄国军事顾问在制订战略和监督战略的实施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②在这次战役中起领导作用的蒋介石成了卫戍部队的指挥官，很快就控制了城市的混乱。现在，建立一个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广州财政的新政府和参加席卷全国的民族主义鼓动运动就有了可能。
一旦广州局势稳定，国民党领袖们就开始在广州成立“国民政府”，以代替曾为孙博士的中央机关的大元帅大本营。6月14日，在鲍罗廷的建议下，国民党政治会议在广州重新召开，决定了政府结构，由政府委员会统一领导的九个部组成，还决定把军队改组成国民革命军，改革军事和财政管理以使武器和资金归国民党控制。所有机构都归党领导。政府委员会及平行的军事委员会将接受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政策指导，但实际上这意味着接受法令规定之外的政治会议的指导，政治会议由汪精卫、胡汉民、廖仲恺、伍朝枢和许崇智（许在7月初进入政治会议）组成。汪、胡和廖似乎在政治会议、政府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中实行三头执政，但这三个机构的主席都是汪精卫。广州市长伍朝枢以外，谭延闿将军和许崇智将军也很突出。蒋介石在政治上还没有上升到重要地位，虽然他是军事委员会委员、陆军学校校长和党的军队的指挥。汪精卫显然是削弱了胡汉民的地位而上升的，胡汉民自从孙逸仙逝世后从代理大元帅降为新政府的外交部长，而新政府又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①国民政府在1925年7月1日宣布成立。
一个星期以前，6月23日的悲剧性的“沙基惨案”触发了长达16个月的省港大罢工。②随着滇军和桂
Chapter_15
军的战败，广州的爱国者开始对上海的五卅事件以及随后在其他外国租界区镇压示威游行的行动，组织相应的抗议。劳工领袖们前往香港，去说服那里的工会领袖参加预定在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