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01-04-三十九级台阶 [19]
，so they took a week to arrive. '
'What did he say？'
'That he was in danger. He said he was living in Langham Place， and that he was with a good friend. I think he wanted to help you in case he was murdered. When I got the letter，I went to Scotland Yard and talked to the police. '
You can imagine that I felt ten times better. I was a free man， and my only enemies were my country's enemies.
'Now， let's see this notebook，'said Sir Walter.
It took us an hour to work through it. I explained the code and he understood very quickly. When we had finished，he sat silent for a while.
'I don't understand all of this，'he said at last. 'He's right about one thing，and that is the meeting on the 15th. How can anyone have discovered about that？ But all this about war and the Black Stone-it's very strange. Scudder did like to make things seem important and exciting. '
'The Black Stone，'he repeated. 'It's like a cheap detective story. And all this about Karolides can't be true. Karolides will be alive when we're both dead. No，Scudder's wrong there. There are some unpleasant things going on. Scudder found something out and got killed for it. But all this about stealing the Navy's war plans…I can't really believe it. '
Just then，the servant came into the room.
' There's a telephone call from London for you， sir. '
Sir Walter went out. He came back five minutes later with a white face. 'I apologize to Scudder，'he whispered，and then looked at me. 'Karolides was shot dead at seven o'clock this evening. '
■ 7 渔夫
我坐在山顶上，考虑下一步怎么办。我不太开心，因为虽然我逃出来，可是感觉很难受。火药的烟味很难闻，而且在塔顶上藏了一整天更让人受不了。我头疼欲裂，胳膊伤得动也动不了。
我决定还回特恩布尔先生的家，找回我的衣服和斯卡德尔的笔记本。然后乘火车向南走。我越早见到哈里爵士在政府的朋友，瓦尔特·布利万特爵士就越好。希望他能相信我的话，即使不相信，和他呆在一起，或者和英国警察呆在一起也比和这间农舍的家伙在一起要安全。
夜色晴朗，繁星满天，翻山寻路并不困难。我思忖距特恩布尔先生的家大概有三十公里左右，看来一夜到不了。白天我得藏在什么地方。天一放亮，我停脚在河里洗了把脸，然后去敲一所小屋的门。我对小屋的女主人说我摔得很厉害。她可以看出我情形不好。她给了我点牛奶和威士忌，还把她丈夫的旧外套和帽子送给我。现在我看上去和别的苏格兰人没什么两样，因此感到安全多了。
天开始下起雨来，我在岩石下面躲了一下午。那是最为狼狈的一晚。天上一颗星也没有，至少有两次我迷了路。大约还要走十五公里，而我觉得已经走了三十公里。最后，在大清早，在浓雾弥漫之中，我敲响了特恩布尔先生家的门。
特恩布尔先生开了门，身穿一套黑色的旧衣服，打着领带。头一眼他没有认出我来。
“大礼拜天这个时候您在这儿干吗？”
我头疼得太厉害，一下回答不出，而他认出了我，看出我生病了。
“您带着我的眼镜了吗？”他问道。
我从口袋里掏出眼镜，还给他。
“您要您的衣服，”他说。“请进。您看来不太舒眼。请进来坐下吧。”
我觉得我的疟疾又发作了。在非洲我得过疟疾，后来时而发作。烟熏、胳膊伤、受潮、着凉大概没起好作用。特恩布尔先生很快扶我上床。
这个修路人真够朋友。他服侍了我十天，直到我高烧退去，胳膊也大见好转为止。他每天锁上门出去上班，晚上回来坐在火炉旁。他什么也不问，有时给我带来张报纸，我得以知道关于兰厄姆谋杀案的轰动已经过去了。
一天，他把钱还给我。“这么多钱。最好数一数看是不是都在。”
我想尽快动身，但是直到六月十二日我才感到恢复得足以走路。我设法叫特恩布尔收下点饭钱，但真是难上加难。
我朝车站走，一天走了二十公里。去伦敦的火车要到晚上才开车，因此我躲在石楠丛里，休息到火车进站。跳上火车，奔南而去，我心里喜气洋洋。
我在火车上一觉睡到大天亮。后来我倒了三四次车。大约晚上八点钟，我赶到阿廷斯维尔的一个小站，这个地方位于伦敦的西边。沿路而行穿过一片树林，就到了一个绿油油的峡谷。我很快走上一座桥，一边用口哨吹着那首叫“安妮·劳里”的歌，边低头望着河水。
一个渔夫从河那边走来，走到我身边时，口哨吹起同一首歌。他身材魁梧，穿一身旧衣服，戴一顶宽边帽。他对着我微笑，而我则看着他那张慈祥睿智的脸。
“水很清，是不是？”他说。“看水底那条鱼多大。我折腾了一个晚上一直想把它抓住。”
“看到了，”我说。
“看，就在那儿，在水草旁边。”
“啊，是，我看到了。看起来像块黑石。”
他又吹起口哨，然后停下来。“您叫特维斯顿，是吗？”
“不，”我说。“我想说的是对。”我把自己告诉哈里爵士的那个名字忘记了。
“很想知道您的真名，”他说着笑了。
我看了他一眼，心里开始想着这位和蔼机敏的人大概最终是我真正的战友。
他指着河边的一座房子平静地说：“请等五分钟，然后到后门去。”说完就离开了。
我照办了，发现后门开着，有个仆人等在那里。
“先生，请这边走，”他说着，把我领到一间卧室。卧室里为我准备好了衣服和刮脸用具。“旁边的门是浴室。半个小时后开饭。”
仆人走后我坐了下来。我感到惊喜交加。瓦尔特爵士显然不相信我是杀人犯，虽然照着镜子我觉得自己很像。
我洗了个澡，刮了刮脸，然后换上给我准备的衣服。完事后又重新照了一番镜子，这回我看到是一个截然不同的年轻人。
瓦尔特爵士正在餐厅里等我。我决定立刻把我的全部真实情况告诉他。
“非常感谢您，有些事我得给您讲清楚，”我说。“我不是杀人犯，可是警察在追捕我。如果您要我离开，我便马上走。”
他笑了。“好了。不要让这个打搅我们吃饭。吃过再谈吧。”
好酒好饭真是美餐一顿。饭后到客厅喝咖啡，他看着我。
“我遵哈里爵士之瞩把您请到这儿来，”他说。“他说您会告诉我一件事，如果我以前蒙在鼓里这件事会使我翻然醒悟。那么到底是什么事呢，哈内先生。”
我发觉他在使用我的真名字。
我从那天晚上回到家，在门口遇到斯卡德尔先生开始，把一切都告诉了他。我告诉了他斯卡德尔给我讲的有关卡罗里德斯的事，在这过程中我看到他笑了一两次。我又对他说起那次谋杀、那个送奶员、苏格兰流亡以及斯卡德尔的笔记本。
“您拿来了？”他问道。我从口袋里掏出笔记本，他面露喜色。
至于我在斯卡德尔的笔记本上看到了什么，我只字未提。接着我讲到如何见到哈里爵士，他听着笑了。他对我装修路人的那天很感兴趣。他让我详细描述一下车上的那两个人，看来他在认真思考着。接着我谈到与马默杜克的奇遇，他又笑起来。当我说到农舍里的那个老头，他的笑容收敛了。
“上了年纪、秃头而且像猫头鹰那样眯着眼睛。听起来这个人不讨人喜欢。您把他的房子给炸了。您真有胆量。”
我讲完了。他从火炉旁站起来，低头看着我。
“您不用担心警察，”他说。“他们不再追捕您了。”
“他们抓到凶手了吗？”
“没有。但他们知道不是您。”
“他们怎么知道的？”
“因为我收到了斯卡德尔的信。我对他略有所知。他很古怪，但很诚实。五月三十一日我收到他一封信。”
“可是那时他已经死了一周了。”
“那封信是二十三日写好寄出的。他的信一般走西班牙，然后转纽卡速尔，所以要一周才能收到。”
“他说什么了？”
“他说他处境危险。他住在兰厄姆，和一个好朋友住在一起。我想他是为了在万一被害后仍能帮您一把。接到信我就去苏格兰场告诉了警察。”
可以想像我的无限欣悦之情。我是个自由人了，而且我的唯一敌人也是我的国家的敌人。
'What did he say？'
'That he was in danger. He said he was living in Langham Place， and that he was with a good friend. I think he wanted to help you in case he was murdered. When I got the letter，I went to Scotland Yard and talked to the police. '
You can imagine that I felt ten times better. I was a free man， and my only enemies were my country's enemies.
'Now， let's see this notebook，'said Sir Walter.
It took us an hour to work through it. I explained the code and he understood very quickly. When we had finished，he sat silent for a while.
'I don't understand all of this，'he said at last. 'He's right about one thing，and that is the meeting on the 15th. How can anyone have discovered about that？ But all this about war and the Black Stone-it's very strange. Scudder did like to make things seem important and exciting. '
'The Black Stone，'he repeated. 'It's like a cheap detective story. And all this about Karolides can't be true. Karolides will be alive when we're both dead. No，Scudder's wrong there. There are some unpleasant things going on. Scudder found something out and got killed for it. But all this about stealing the Navy's war plans…I can't really believe it. '
Just then，the servant came into the room.
' There's a telephone call from London for you， sir. '
Sir Walter went out. He came back five minutes later with a white face. 'I apologize to Scudder，'he whispered，and then looked at me. 'Karolides was shot dead at seven o'clock this evening. '
■ 7 渔夫
我坐在山顶上，考虑下一步怎么办。我不太开心，因为虽然我逃出来，可是感觉很难受。火药的烟味很难闻，而且在塔顶上藏了一整天更让人受不了。我头疼欲裂，胳膊伤得动也动不了。
我决定还回特恩布尔先生的家，找回我的衣服和斯卡德尔的笔记本。然后乘火车向南走。我越早见到哈里爵士在政府的朋友，瓦尔特·布利万特爵士就越好。希望他能相信我的话，即使不相信，和他呆在一起，或者和英国警察呆在一起也比和这间农舍的家伙在一起要安全。
夜色晴朗，繁星满天，翻山寻路并不困难。我思忖距特恩布尔先生的家大概有三十公里左右，看来一夜到不了。白天我得藏在什么地方。天一放亮，我停脚在河里洗了把脸，然后去敲一所小屋的门。我对小屋的女主人说我摔得很厉害。她可以看出我情形不好。她给了我点牛奶和威士忌，还把她丈夫的旧外套和帽子送给我。现在我看上去和别的苏格兰人没什么两样，因此感到安全多了。
天开始下起雨来，我在岩石下面躲了一下午。那是最为狼狈的一晚。天上一颗星也没有，至少有两次我迷了路。大约还要走十五公里，而我觉得已经走了三十公里。最后，在大清早，在浓雾弥漫之中，我敲响了特恩布尔先生家的门。
特恩布尔先生开了门，身穿一套黑色的旧衣服，打着领带。头一眼他没有认出我来。
“大礼拜天这个时候您在这儿干吗？”
我头疼得太厉害，一下回答不出，而他认出了我，看出我生病了。
“您带着我的眼镜了吗？”他问道。
我从口袋里掏出眼镜，还给他。
“您要您的衣服，”他说。“请进。您看来不太舒眼。请进来坐下吧。”
我觉得我的疟疾又发作了。在非洲我得过疟疾，后来时而发作。烟熏、胳膊伤、受潮、着凉大概没起好作用。特恩布尔先生很快扶我上床。
这个修路人真够朋友。他服侍了我十天，直到我高烧退去，胳膊也大见好转为止。他每天锁上门出去上班，晚上回来坐在火炉旁。他什么也不问，有时给我带来张报纸，我得以知道关于兰厄姆谋杀案的轰动已经过去了。
一天，他把钱还给我。“这么多钱。最好数一数看是不是都在。”
我想尽快动身，但是直到六月十二日我才感到恢复得足以走路。我设法叫特恩布尔收下点饭钱，但真是难上加难。
我朝车站走，一天走了二十公里。去伦敦的火车要到晚上才开车，因此我躲在石楠丛里，休息到火车进站。跳上火车，奔南而去，我心里喜气洋洋。
我在火车上一觉睡到大天亮。后来我倒了三四次车。大约晚上八点钟，我赶到阿廷斯维尔的一个小站，这个地方位于伦敦的西边。沿路而行穿过一片树林，就到了一个绿油油的峡谷。我很快走上一座桥，一边用口哨吹着那首叫“安妮·劳里”的歌，边低头望着河水。
一个渔夫从河那边走来，走到我身边时，口哨吹起同一首歌。他身材魁梧，穿一身旧衣服，戴一顶宽边帽。他对着我微笑，而我则看着他那张慈祥睿智的脸。
“水很清，是不是？”他说。“看水底那条鱼多大。我折腾了一个晚上一直想把它抓住。”
“看到了，”我说。
“看，就在那儿，在水草旁边。”
“啊，是，我看到了。看起来像块黑石。”
他又吹起口哨，然后停下来。“您叫特维斯顿，是吗？”
“不，”我说。“我想说的是对。”我把自己告诉哈里爵士的那个名字忘记了。
“很想知道您的真名，”他说着笑了。
我看了他一眼，心里开始想着这位和蔼机敏的人大概最终是我真正的战友。
他指着河边的一座房子平静地说：“请等五分钟，然后到后门去。”说完就离开了。
我照办了，发现后门开着，有个仆人等在那里。
“先生，请这边走，”他说着，把我领到一间卧室。卧室里为我准备好了衣服和刮脸用具。“旁边的门是浴室。半个小时后开饭。”
仆人走后我坐了下来。我感到惊喜交加。瓦尔特爵士显然不相信我是杀人犯，虽然照着镜子我觉得自己很像。
我洗了个澡，刮了刮脸，然后换上给我准备的衣服。完事后又重新照了一番镜子，这回我看到是一个截然不同的年轻人。
瓦尔特爵士正在餐厅里等我。我决定立刻把我的全部真实情况告诉他。
“非常感谢您，有些事我得给您讲清楚，”我说。“我不是杀人犯，可是警察在追捕我。如果您要我离开，我便马上走。”
他笑了。“好了。不要让这个打搅我们吃饭。吃过再谈吧。”
好酒好饭真是美餐一顿。饭后到客厅喝咖啡，他看着我。
“我遵哈里爵士之瞩把您请到这儿来，”他说。“他说您会告诉我一件事，如果我以前蒙在鼓里这件事会使我翻然醒悟。那么到底是什么事呢，哈内先生。”
我发觉他在使用我的真名字。
我从那天晚上回到家，在门口遇到斯卡德尔先生开始，把一切都告诉了他。我告诉了他斯卡德尔给我讲的有关卡罗里德斯的事，在这过程中我看到他笑了一两次。我又对他说起那次谋杀、那个送奶员、苏格兰流亡以及斯卡德尔的笔记本。
“您拿来了？”他问道。我从口袋里掏出笔记本，他面露喜色。
至于我在斯卡德尔的笔记本上看到了什么，我只字未提。接着我讲到如何见到哈里爵士，他听着笑了。他对我装修路人的那天很感兴趣。他让我详细描述一下车上的那两个人，看来他在认真思考着。接着我谈到与马默杜克的奇遇，他又笑起来。当我说到农舍里的那个老头，他的笑容收敛了。
“上了年纪、秃头而且像猫头鹰那样眯着眼睛。听起来这个人不讨人喜欢。您把他的房子给炸了。您真有胆量。”
我讲完了。他从火炉旁站起来，低头看着我。
“您不用担心警察，”他说。“他们不再追捕您了。”
“他们抓到凶手了吗？”
“没有。但他们知道不是您。”
“他们怎么知道的？”
“因为我收到了斯卡德尔的信。我对他略有所知。他很古怪，但很诚实。五月三十一日我收到他一封信。”
“可是那时他已经死了一周了。”
“那封信是二十三日写好寄出的。他的信一般走西班牙，然后转纽卡速尔，所以要一周才能收到。”
“他说什么了？”
“他说他处境危险。他住在兰厄姆，和一个好朋友住在一起。我想他是为了在万一被害后仍能帮您一把。接到信我就去苏格兰场告诉了警察。”
可以想像我的无限欣悦之情。我是个自由人了，而且我的唯一敌人也是我的国家的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