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资本主义 [15]
全球性的资本主义主宰
然而，有一个方面可以肯定地说，资本主义已经全球化了。
1989年，资本主义最主要的全球性替代体系，即国家社会主义，开始解体。戈尔巴乔夫在前苏联发起了“结构重组和开放”计划，同时也开始放松了对东欧国家的控制。前苏联的经济一直以中央计划和对经济的集中式指导为基础进行运作，市场只发挥边缘作用。前苏联经济曾遭受严厉批评和嘲笑，因为它效率较低，生产率较低，总体经济表现不尽如人意，环境污染严重，这一切都使得前苏联经济成为了反衬资本主义优势的鲜活证据。前苏联创纪录的工业化和大幅度经济增长、对充分就业和低通胀率的保持、教育和医疗服务能力，现在大多已经被遗忘了，不过毫无疑问，很多俄罗斯人依旧记得前苏联曾经提供给他们的稳定和保障。
前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在于，它无法与西方更富革新精神的资本主义经济竞争。在俄罗斯和东欧地区，越来越多的人期望见到一个交流更多的世界，人们无法与西方的个人主义消费文化相隔离。在国家社会主义限制下运行的经济无法满足这些期望，或者至少在那么多资源用于军事生产的时候无法做到。在我看来，冷战所施加的负担对于前苏联来说难以承受，里根的“星球大战”计划是最后一击，因为这一计划使超级大国之间的军事和工业竞争大幅度升级。
戈尔巴乔夫试图引入渐进改革计划，但是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逐步转变并没有实现。一旦国家指令停止，随之而来的是经济瘫痪。在叶利钦的领导下，政府试图将俄罗斯引入资本主义。1991年对于经济所实施的“休克疗法”将价格从政府控制下解放出来，到1994年底，俄罗斯3/4的大中型企业实现了私有化。对于大多数普通民众而言，后果是灾难性的。根据约翰·格雷的说法，1991年至1996年间，消费者价格增长了1，700倍，约4，500万人陷入贫困。休克疗法的政策被暂停，在普京的领导下，俄罗斯现在正回头走向国家管控较多的资本主义形式。但是，这并不是要回到国家社会主义，因为后者的结构已经解体，而一些具有强大影响力的集团现在则期望从资本主义中受益，俄罗斯已经加入到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
国家社会主义的解体排除了资本主义主要的备选模式，发展中社会受金融压力和国际机构所迫，只得遵循占据主导地位的美国式资本主义模式。其中，由美国所主导的国际金融机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扮演了关键角色。这两个机构都是在二战期间由布雷顿森林会议所创立，在同一次会议上，还创立了战后固定汇率体系。世界银行的功能是帮助各国进行战后重建和发展，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则起到了维持国际经济稳定的功能。尽管它们职能不同，在20世纪80年代，这两个机构开始共同推进在美国及其他主要工业国占据主导地位的自由市场意识形态及政策。和其他国际机构一样，它们受强大的成员国所操纵。
这两个组织提出了三条相互关联的重要政策。第一条是提倡财政节俭，以减少不必要的政府开支，并废除可能引发通胀的宽松货币政策。第二条是私有化，以清除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引入市场准则，同时也减少政府开支。第三条是自由化，在成立于1995年的世界贸易组织的协助下，消除贸易壁垒，停止政府对市场运行的干预。这些政策的执行依靠“制约性”措施，即根据政策执行情况有条件地发放贷款。发展中国家对于贷款的高度依赖意味着，不管这些政策有多少问题，它们都无力抵制此类政策。的确，相比发达国家，这些政策在发展中国家被更为严格地执行。美国、欧洲和日本都花大力气保护其农业，并提供资金补助。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在1997年至2000年期间担任世界银行高层领导，他对这些政策做了严厉批评，尤其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政策。斯蒂格利茨并非反对政策本身，在某些情形下这些政策能够带来收益，他反对的是这些政策被不加区分地、过于匆忙地强加给各个国家。当条件不合适的时候，财政紧缩可能破坏依赖政府开支的重要项目，导致大规模失业，而私有化可能导致公共资产的流失以及更高的消费品价格。自由化，尤其是金融市场的自由化，很可能打开外国资本的入侵之门。斯蒂格利茨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这方面的政策经常受到它与华尔街金融利益关联的驱动。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执行这些政策时就仿佛不存在其他的选择。斯蒂格利茨对比了俄罗斯和中国的经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议引导俄罗斯采取了“休克疗法”，造成了大规模贫困，而中国则采取了相反的策略，逐步转型，“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完成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贫困削减”。中国成功的秘诀就在于没有消灭旧制度并期盼新制度能自然出现，而是允许新的资本主义企业在现有的社会秩序中发展。中国没有犯下大规模私有化的错误，而是按照斯蒂格利茨所提出的建议，创造出条件，使私有制经济部门能够形成并逐渐繁荣。
这当然不仅只是选择正确的政策和政策顾问的问题，真正的原因在于中国有更具效率的精英管理者，而正在解体中的前苏联的统治阶层则处于瘫痪状态。相比之下，中国的精英管理者在更为强大的经济和国家机器辅助下，更有可能走出一条自己的道路，并且对转型加以控制。目前看来中国正在完成成功的经济转型。
国家社会主义已经解体，资本主义作为独立发展的经济体系已经在全球占据了主导地位。相比国家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提供了更多的商品和服务，也提供了更多选择。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只有一条路能通往经济成功，因为有不同的道路，并且，正如我们在上一章所看到的，有不同的方式来组织资本主义。我们不应该把资本主义之外的其他选择与资本主义内部的不同选择混为一谈。
全球性资本主义的神话
“全球性资本主义”一词简便地传递了这样一个理念，即资本主义制度与实践近年来已经扩散到新的区域，并以新的方式将相距甚远的各个地方紧密结合在一起。毫无疑问，这一切已经发生，并使我们所生活的世界产生了意义深远的改变。资本主义是全球性的主宰体系，并将在不远的将来保持这一地位。
但是，在本章的讨论过程中，我们已经发现，“全球性资本主义”这一概念也产生了具有重要影响的、误导性的神话。神话一：全球性资本主义是新近产物。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因为全球性资本主义有悠久的历史渊源。神话二：资本在全球范围内流动。事实上，大多数资本只在一小部分富裕国家之间流动。神话三：资本主义的组织形式现在已经变为全球性的，而不是国家性的。事实上，国际间差异的重要性一如既往，民族国家继续在跨国公司的经营活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神话四：全球性资本主义实现了世界一体化。事实上，资本主义全球化程度越高，由国际间财富差异所造成的世界分裂趋势就越发明显。
第六章 危机？何种危机？
生活在经济危机中的人们或许觉得他们的世界正在崩塌。他们或许以为整个资本主义体系即将终结。但是，资本主义的危机并不是偶然事件，而是资本主义社会运作的一个正常部分。尽管我们如今所熟悉的危机机制早在几个世纪前就已出现，但到19世纪经济危机才成为了经济生活的常规特征。本章从17世纪荷兰的“郁金香狂热”开始谈起，这个案例所展示的基本运作机制与近期出现的电子商务和信息科技泡沫完全一致。
17世纪阿姆斯特丹的郁金香泡沫
郁金香于16世纪从土耳其输入荷兰，凭借其独特的异域风情和稀缺的品种，在17世纪成为人们钟爱的花卉。在荷兰肥沃的冲积土地上，郁金香种植面积不断扩大，但是稀缺的供应和大量需求依然导致价格不断攀升。高利润率吸引了许多人进行交易，所需投资很少，挣钱很容易。
对郁金香球茎的大量需求迅速改变了球茎交易。起初，球茎被大批出售，有时甚至是整片苗圃一起出售，但随着需求的增长，交易单位不断缩小，直到最后仅以单个球茎出售，尤其是那些最为名贵的变种。随后，出现了新的市场，专门交易球茎上的生长物，因为从中可以长出未来的新球茎。最终，在17世纪30年代，郁金香交易产生了郁金香期货市场，并直接导致了1636年至1637年的“郁金香狂热”。
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起初，交易季节很短暂，仅仅在开花和摘取球茎后持续几个月。为迎合增长的需求，交易者开始买卖依然种在土壤里的郁金香。现在他们实际上就是买卖球茎期货。期票上规定了所买郁金香的细节以及摘取的时间，而土地里则将做上标记以辨识买主。随后就是从交易球茎发展到交易期票的小小一步，因为迅速上涨的球茎价格使期票价值也开始飙升。
郁金香期货交易变成了一场疯狂的投机泡沫，不是对球茎的需求，而是对“纸面的”期货的需求推动了价格上涨。由于签订期货合约时只需支付定金，因此一小笔钱足以发挥巨大的作用，只要在全额支付时间截止前能找到下家接手合约，就能赚取利润。随着合同日期的临近，交易变得越发疯狂，期票流通速度进一步加快。价格最终攀升到无人问津的地步，随即突然暴跌。许多很普通的郁金香其实并没有实际需求，它们只是在泡沫最鼎盛的时候被卷入了投机交易。既然没人真正想要这些球茎，在未来购买它们的权利最终变得毫无价值，因此，市场价格一路暴跌。
期货交易是泡沫通胀的核心机制，在当时期货交易已经是商业资本主义的成熟做法，但有趣的是，球茎期货市场上的购买主力并非商人。一些商人确实参与了购买，但是真正的大商人正忙于从自己的垄断经营中获取风险较小的利润，他们并没有涉足郁金香交易。泡沫膨胀由普通民众推动，包括纺织工、砖瓦工、木匠、修鞋匠等。他们投入全部积蓄，到处借钱，抵押资产或者以实物抵付款项。西蒙·沙马举了一个例子，为购入一个稀有的球茎，有人付出的代价是“两车小麦加上四车黑麦、四头肥牛、八头猪、十二只羊、两桶葡萄酒、四吨黄油、一千磅奶酪、一张床、若干件衣服和一只银质的杯子”。
球茎及期票交易并没有在阿姆斯特丹股票市场进行，尽管那里有着大量其他的投机活动，而是在小酒馆里进行，交易者“群体”在那里见面并喝酒。这些群体发展出他们特有的秘密程序、交易仪式及庆典，相当于穷人版的股票交易流程。当时的投机资本主义，就像现在一样，不仅有老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