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资本主义 [12]
在美国占领日本的前几年，工会组织迅速发展，这一事实说明，日本的工会组织由于文化原因而没能壮大的说法并不正确。1946年1月，日本共有90万工会成员，但到了1949年6月，会员人数超过了650万。形成鲜明反差的是，即使在战前最高峰的1936年，工会也只有42.1万会员。起初，工会组织得到占领政府的鼓励，被视为“民主”组织，但在占领政府的政策从反法西斯转为反共的历史大背景下，工会的迅猛发展遭到来自雇主和政府两方面持续、猛烈的攻击。但是，很快雇主的策略就发生了改变，不再试图解除工会，而是用温顺的“企业工会”取代它们。在1953年的“日产之战”中，日产公司得到了日本雇主联合会的支持以及银行的金融支援，它挑拨原有工会举行罢工，随即采取停工的方式将工会成员排除在外，并建立起自己的日产工会，工人们只有加入新工会才能重新得到工作。随后企业工会成为常态。
日本公司与员工的结合度很高，这一点成为日本公司得以击败西方竞争对手的优势。公司提供终身的就业保障，工资随着工作级别和年限不断增长，提供各种福利，有时还提供住房。作为回报，雇员必须努力地长时间工作，如果公司有需要，雇员必须放弃周末和休假。其他结合措施还包括：公司内不存在地位区分，员工穿着公司制服，工人们与经理们在工作及休闲期间相互交流。与西方公司相比，日本公司内的收入差别非常小。
一部分员工与公司紧密结合在一起，代价是其他人被排除在外。合同工、临时工、女工，这些人受制于他们的身份类别，无法享受终身福利和所有随之而来的好处。这种情况也存在于那些依附于大企业的小型公司，它们与大企业签订了转包合同。与西方工业社会相比，日本小公司为大企业所做的工作更多。小公司是经济冲击的吸收器，大企业可以根据需求，控制劳动力人数，从而顺利度过经济震荡。在日本，与公司高度结合的终身制员工作为精英阶层，与那些可有可无的边缘雇员之间界线分明。
日本的福利体系中有一套极其重要的关联体系，在高度结合的制度框架内运作。日本只有基本的福利国家制度，这使得工人们高度依赖公司的福利机制，并强化了他们的服从性，但与此同时，国家福利的欠缺也促使日本民众未雨绸缪，为将来而储蓄。个人储蓄进入由通商产业省所控制的邮政储蓄体系，随后通商产业省又引导这笔资金投入它所选中用以投资的行业。
不可否认，日本具有成功的资本主义制度，其特性完全不同于我们所讨论过的其他资本主义制度。福利国家制度是瑞典式资本主义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但在日本模式中，福利国家制度的缺失却至关重要。国家的指导作用是日本经济的鲜明特点，一些评论者呼吁西方政府制定类似的产业政策。日本的公司所有权和银行资金模式与英美的股市模式形成反差。日本公司对于员工的掌控甚至比美国公司更为彻底，在美国，工会更富战斗精神。日本的公司福利也涵盖更多方面，罗纳德·多尔曾将日本式资本主义描述为另一层意义上的“福利资本主义”。
与我们所讨论过的管控型资本主义的其他体系一样，日本式资本主义在20世纪60年代晚期和70年代遭遇了困境，同时日本也承受了巨大的、持续的外部压力，被要求对外开放进行贸易。70年代初，中美恢复外交后，美国改变了对日本的看法。此时日本不再是对付东亚共产主义的堡垒，而是一个系统地采取不公平贸易手段的工业竞争者。尽管日本找到办法，用非关税壁垒替代关税壁垒（例如宣称英国的“兰翎”自行车不安全），但对于进口商品和资本的限制还是逐渐放开了。通商产业省的控制工具解体后，它不得不更多依赖在工业领域内发挥余热的退休官员所组成的广泛网络进行“行政指导”。
但是，日本在应对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问题时，并没有放弃它原有的制度，就此走上新自由主义之路。为了维持经济增长和国际竞争力，日本将增长所积累的资本投到国外，利用更为廉价的劳动力建立海外业务，主要是在东南亚，但也包括欧洲、美国以及澳大利亚。通商产业省开展了一项新计划，发展以知识为基础的未来产业，日本很快成为世界领先的微晶片生产商。日本工业的竞争力如此强大，以致整个20世纪80年代美国对日本一直处于巨额贸易赤字，不过日本对于美国债券的投资将日本的一部分收入重新输回美国，为背负巨额赤字的美国经济提供了资金支持。
20世纪90年代初，所有这一切都变了。股票及土地价格涨到难以维系的水平，经济泡沫就此破灭。股市崩盘之后，紧随而来的是经济滞胀与高失业率。日本陷入了恶性的通货紧缩循环。随着失业率攀升，未来变得更加不确定，民众将更多的钱用于储蓄，消费者需求下跌，经济增长随之进一步衰退。问题不在于出口市场，许多日本公司在出口方面依然很成功，问题在于国内市场。政府应对危机的办法是增加政府开支，降低利率，但它们发现经济增长机器很难再度发动。
曾经促进发展的制度开始遭到批评。终身雇佣制被视为“僵硬的做法”，它妨碍了劳动力市场的自由运行，也使得公司难以削减员工。工业集团内部相互控股的做法也遭到批评，批评者认为这样做支持了那些亏损企业，也阻碍了新的资金从国外流入。银行被认为与工业集团关系过于密切，因此无法终结那些亏损企业。的确，许多银行陷入了严重的麻烦，因为它们贷出了太多资金给那些无力还债的投机者和经营失败的公司。经济增长不稳定，公司、银行、政党及官僚之间的腐败关联被揭露，这两方面因素使得“发展型国家”模式难以为继。在日本国内外都有人呼吁日本转向市场模式，他们声称，全球化的压力难以避免。
因此，日本处于日益增长的压力之下，它被要求允许资本更多地流动，解除对金融市场的管制。外国资本进入日本，一些挣扎中的日本公司被外国竞争者收购，如雷诺收购日产并进行资源重组。1996年，日本对银行与金融业解除管制，这被认为具有“大爆炸”式的影响，它给予日本资本更多自由，也方便了外国金融机构进入日本。之后，随着一些脆弱的机构失去保护，一系列的破产与资源重组开始了。然而，“大爆炸”一词并不确切，事实上出现的是一个缓慢的、不彻底的执行过程，根本无法与发生在伦敦的“大爆炸”相比。人们达成的共识是日本必须做出调整，而不是必须顺从。
日本式的制度能保留吗？在近来关于这些话题的讨论中，罗纳德·多尔按时间顺序记录了这一逐步变化的过程：主要的日本雇主联合会反思终身雇佣制，通过立法加强股东权力，努力构建与经营表现挂钩的薪酬体系，以及采取一些自由化的解除管制的做法。但是，多尔也多次就一些问题作出评论，包括：变革不够深入，变革遭到抵制与反抗，以及具有如此多内部关联的体系难免具有惰性。
事实上，日本最引人瞩目之处就在于它的稳定性，包括政治稳定性和经济稳定性。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看起来似乎自民党对于日本政坛的长期统治正在动摇，新的政治选择正在出现，但主要的反对党日本社会党当时却与自民党组成同盟，后者借此保住它的统治地位。之前惊人的经济增长速度没能保持，日本在90年代经历了许多经济磨难，特别是更高的失业率，但它当前的失业率依然低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平均值。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免于遭受破产，尚未陷入萧条。如果你曾经经历过大规模经济增长，并且享受着很高的生活标准，滞胀或许并不是一个坏选择！人们不妨期待这一稳定性会将日本的制度保留下来。
图9卡洛斯·高斯恩，来自雷诺的日产公司首席执行官，宣布关闭工厂，1999年10月
要求日本社会市场化的压力或许也在减弱。20世纪90年代，股东式资本主义（当然是仿照了美国模式）一度大获成功，但正如之前提到的，在安然和世通公司的审计丑闻后，现在这一切笼罩上了一层阴霾，而在90年代晚期的泡沫破灭后，美国经济则显得很脆弱。那些试图抵制日本经济自由化的人现在有了证据来反击那些一直施压要求日本进行自由化转型的人。
趋同？
我们已经审视了管控型资本主义的三种国家体系的形成过程，它们各自有着特色鲜明的组织与制度。在这三种体系中，资本主义工业化都产生了阶级组织和阶级斗争，政府也都尝试来管控资本主义社会的问题。三种体系各自创立了自己的“福利资本主义制度”，不过各个社会对这个词的界定不尽相同。
尽管每一个体系看似都以自己的方式解决了资本主义存在的问题，但三种体系都面临着20世纪70年代以来日渐严重的困境，部分原因在于世界经济出现的变化，但另一部分原因则在于它们各自的制度所造成的问题。三种体系都遭受了压力，迫使它们放弃管控型资本主义的做法，进行改革，允许市场力量获得更多自由。
这一切是否导致了各国间差异的减少？现在是不是只有一种征服一切的资本主义制度，而不是形形色色的资本主义制度并存？有充分证据表明，各国间差异继续存在。三种体系的确朝着相近的方向发展，但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它们就此趋同，它们并没有彼此靠近。如果三个人间隔一米站立，每个人向右移动一米后，他们之间的距离还是和以前一样！
必须抗拒三种体系不可避免地将趋于相同这样的想法，不仅因为这种想法是错误的，还因为它剥夺了我们的选择。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可以挑选自己所选中的任何类型的资本主义制度，因为每个社会的现存制度限制了人们的自由选择；事实上这意味着人们可以努力推动他们所处的特定的资本主义制度朝向他们认为合适的方向发展。认为市场力量不可避免地并且越来越多地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压倒政治，这样的观点缺乏证据支持，因为对于多种资本主义制度的比较研究表明，这些截然不同的组织和制度结构在重新市场化之后依然存在，并且与运行中的市场机制完美匹配。
第五章 资本主义是否已经全球化？
“全球性资本主义”一词已经变得很平常，有很多证据表明，现在的资本主义组织形式建立在全球基础上。每天有巨额资金在全世界范围内流动。公司不再是只在一个国家生产，并出口到其他国家，而是在相距甚远的不同国家进行生产。商品与服务市场，以及资本与劳动力市场，在许多方面也已经全球化。现实生活中的确存在全球性资本主义，它影响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