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资本主义 [1]
这场危机的范围已经超出了银行。它在整个经济体扩散，因为存储起来的资本冻结了整个金融体系。正常的经济活动需要金钱在借贷双方之间往返流通，但如今“贷款紧缩”终止了金钱的流动。那些需要借钱以维持日常运作的普通公司发现贷款忽然变得极其困难。切实可行的项目也不得不暂时搁置。在英国，需要私人资本的学校和医院建设项目遭受了严重影响，而为了2012年伦敦奥运会的准备工作能正常进行，英国政府不得不用公共资本来替代私人资本。政府竭尽全力试图降低利率，从而使银行恢复贷款。
当政府帮助银行恢复正常贷款后，这场危机会结束吗？问题在于，危机触发了累积性的通货紧缩机制。破产、失业率上升、工资水平下降、销售和价格下降，这些因素相互作用，使经济走向萧条。出于对未来的担心，人们开始增加存款，减少消费。正如第六章中所描述的日本的案例，类似的螺旋式经济紧缩很难化解。无论如何，当前的情况相比20世纪90年代日本所面临的问题更为严重，因为当时世界其他地区并没有出现螺旋式经济紧缩，对于日本商品来说，依然有巨大的海外市场。如今，螺旋式经济紧缩波及全球，日本的出口额急剧下跌。
金融危机也戳破了另一个更为巨大的泡沫，那就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累积的债务泡沫。越来越多的消费，越来越多的经济活动由债务提供资金。到危机降临的时候，美国的债务总额已经比国民收入的三倍还要多。对于消费者（以及公司和银行）来说，借债的成本很低，因为利率很低，且远东和中东的资金大量涌入了传统的工业社会。在远东和中东社会里，居民储蓄率高，并且外贸出口获得大笔盈余，这些资金必须到外部寻求投资对象。事实上，对于新兴的生产国而言，资金流入传统工业社会至关重要，因为这些钱促进了对出口商品的消费。
目前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在管理制度和金融政策上，这两方面的失败使得债务发展到无法维持的水平，但如果没有债务激发的消费，之前就已经出现了过度生产的危机。资本主义特有的激烈竞争、由竞争驱动的技术进步，以及资本主义生产在新兴国家的扩散，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推动生产达到新的高度。要想吸收如此多的产品，消费唯一能依靠的就是不断增长的个人债务。但是，累积的债务只不过延缓了过度生产的危机；债务使生产得以进一步扩张，实际上使得最终发生的危机变得更为糟糕。危机发生后的债务收缩揭示了潜在的危机，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大量待售的车辆。这就是资本主义潜在的过度生产倾向，对此马克思早就提醒过（参见第六章），同时这也是资本主义的根本问题所在。
私人债务在收缩，但公共债务一直在扩张。各国政府试图通过削减税收和增加支出来消解螺旋式通货紧缩并增加消费，但它们随即面临公共债务增加的问题。这些政策背后的凯恩斯主义逻辑非常明确，将经济活动维持在较高水平相比其他选择能保持更高的税收和更低的福利成本。但是，公共债务必须由某一方提供资金支持。如果政府试图过度借款，它们的贷款来源可能会被耗尽。无论如何，公共债务必须支付利息，并且最终通过采取更高的税收和更少的政府支出来削减，这一做法将在未来的某个阶段抑制需求。最根本的问题是，无论政府做什么，债务、消费、生产三者间将相互影响并出现衰退，这一点看起来难以避免。
当前突然盛行的政府干预是否意味着我们已进入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我在本书的第三章提出，“重新市场化的资本主义”，即资本主义发展的第三阶段，始于20世纪80年代。或许我们可以说，现在一个新的阶段已经到来，因为正是“重新市场化的资本主义”让市场的力量为所欲为，从而催生了当前的危机。金融机构获准自由借款，并且可以投资于任何它们中意的经济活动。金融机构间日益激烈的竞争造成了竞争性的贷款操作，从而产生了房产泡沫。随即，在金融衍生产品方面赌博似的投机活动（参看第一章中论述尼克·李森的投资活动的部分）火上浇油，这些投机举措打压了陷入困境的银行的股价。忽然之间，人们都在谈论一个新时代，谈论严格管制、对金融行为的政府监管、银行的国有化、对陷入困境的产业提供政府支持、政府创造就业机会等话题。
但是，如果就此匆忙得出结论，将政府的紧急干预与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方向混为一谈，这是错误的。将银行收归国有可能只是临时举措。英国的工党政府在态度上并没有发生意识形态上的转变，他们逐步地、不情愿地接管银行的做法说明了这一点。他们这么做，目的在于保持金融体系的运作，而不是因为相信公有制的好处。英国的全面私有化源自20世纪80年代，看起来当前不可能出现大规模的反拨。资本主义将坚持重新市场化的做法。
必须要指出的是，正如第三章所讨论的那样，管制本身对于重新市场化的资本主义来说并不陌生。尽管不充分的管制使得当前的危机得以发展，但创建一个新的管制机构以避免滥用市场行为并维持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这是重新市场化的资本主义的主要特征之一。国家引导与国有制对资本主义有害，但是国家管制事实上对于资本主义的运作至关重要。
毫无疑问，很多事取决于危机的程度与持续时间。当前的危机是一次严重的全球性危机，几乎所有地区的生产都受到影响。据预测，2009年美国、英国、欧元区及日本的经济都将衰退。正如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时期一样，国家保护的政策可能使危机加剧。尽管每个国家都在公开反对保护主义，但已经有充分的证据表明，一些国家正试图保护它们的产业，并把投资集中于国内。国际贸易正在衰退，一些人担心某种“去全球化”的过程正在发生，这一过程将伤害所有国家，但对发展中国家的冲击尤为剧烈。
不过全球衰退的程度可能被夸大了。据预测，世界其他地区的经济在2009年将继续增长，尤其是中国和印度。中国的年增长率为8%，印度为6%，尽管发展速度有所放缓，但依然会取得大幅度增长。尽管对西方出口减少给中国带来了问题，但是，中国拥有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如果减少储蓄，增加消费，中国的国内市场足以推动经济自足增长。要想设法摆脱现有的全球经济危机，关键在于远东地区的经济体：究竟它们现在是否能够自给自足，推动经济增长，抑或国际贸易将它们如此紧密地与传统工业社会捆绑在一起，以致它们也将一起衰退，就像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一样？
2009年4月
第一章 什么是资本主义？
商业资本主义
1601年4月，英国东印度公司派遣第一支远航船队前往东印度。经过18个月的航行，四艘船只——“升天号”、“猛龙号”、“赫克托耳号”、“苏珊号”——从苏门答腊和爪哇返回，带回的货物以胡椒为主。此次冒险的成功促使同一批船队于1604年3月离开伦敦，开始第二次远航。船队返回时，“赫克托耳号”和“苏珊号”率先启程，但“苏珊号”在海上失事，而“赫克托耳号”则被“升天号”和“猛龙号”救起，当时它正漂流在南非附近的海上，多数水手已经死亡。三艘船于1606年5月回到英格兰，带回了胡椒、丁香、肉豆蔻等货物。投资于这两次航行的股东们从中获得了相当于投资额95%的利润。
1607年，船队的第三次远航同样取得成功，但1608年“升天号”和“联合号”的第四次航行却是一次彻底的灾难。“升天号”抵达印度的西海岸，却在那里因为它那“傲慢且固执的船长”的错误决定而失事。他忽视了当地人关于浅水区的警告，导致船只搁浅。“联合号”在马达加斯加的一个港口停靠，在那里船员们遭遇埋伏，船长被杀，不过“联合号”依然抵达苏门答腊并满载了货物。但在返回英格兰的途中，“联合号”在法国布列塔尼附近的海岸失事。投资者在这次航行中损失了全部资本。
资本主义本质上就是期望获取利润的投资行为。通过类似的远距离贸易，投资者可能获得巨额利润，但同时也要承担相当大的风险。利润完全来自稀缺性和距离。欧洲和香料原产地之间胡椒价格的巨大差异造就了利润，巨额利润使得人们无视冒险的成本。真正重要的是货物是否能运回欧洲，不过市场条件也很重要，因为大型船队的突然回归可能会压低价格。如果贸易的高额利润吸引了太多人参与，市场也可能会变得饱和。胡椒的过量供应迫使东印度公司采取多元化经营，同时贩卖胡椒之外的香料和其他产品，比如靛蓝染料。
此类贸易需要大量资本。首先必须造一艘大船，如“东印度人号”（此类商船大都被如此命名），船上配备相应设施，并装上火炮以对付荷兰和葡萄牙的竞争对手。当它远航归来时，还得维修。公司位于布莱克沃尔和德特福德的船厂需要大笔资金支持。在当地，船厂是主要的劳动雇佣者。远航的船只还要捎上用于购买香料的金条和货物，装上弹药以及备足大批船员所需的食物和饮水，这也需要资本。在东印度公司第三次远航的时候，“猛龙号”有150名船员，“赫克托耳号”100名，“升天号”30名，总共需要预备280人的饮食，至少在航程的初始阶段是如此。需要大批船员的原因之一是确保在航程中发生危险造成人员伤亡后，有足够的水手驾驶船只返航。
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资本主要来自伦敦的富商，他们掌控并管理资本的使用。资本的另一来源是贵族及其附庸，公司欢迎这些人的加入，因为他们在宫廷中很有影响力。公司的特权取决于王室的态度。外国资本同样参与其中，主要来自被荷兰东印度公司排除在外的荷兰商人。这些商人还是荷兰公司活动情报的有效来源。
图1“东印度人号”，1829年
东印度公司的前12次航行都是分别募集资金的，每次航行的资本属于一次性投资，所获利润根据商业传统在股东间分配。但是，对于长途贸易的投资来说，这种方式极具风险，因为资本将前往遥远的未知地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处于不确定状态。每次航行中派遣多艘船只可以分散风险，但整个船队也可能全部遇难，就像1608年的那次远航。东印度公司转而采取将风险分散到几次航行里去的融资办法，于是公司变为成熟的联合股份公司。自1657年之后，公司所获得的投资改为连续性的资本投入，与特定的航行无关。1688年，东印度公司股票在伦敦股票交易所上市。
东印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