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网络 [4]
生态系统的实际情况甚至更为复杂：通常，食物链并不孤立存在，而是以复杂的模式彼此交织，其中的某个物种会同时属于多个食物链。例如，一个特化物种可能只捕食一种猎物（或者在一些情况下仅捕食少数物种）。如果猎物灭绝，这个特定物种的种群就会崩溃，并导致一系列的共同灭绝。更加复杂的情况是，杂食动物捕食某种食草动物，而两者都吃某种植物。杂食动物种群的减少并不意味着植物的繁茂，因为食草动物将从这种物种减少中受益，进而消耗更多的植物。
图5 英国某草原食物网：节点代表英格兰和威尔士一些草地中的物种，连线则由捕食者（较粗的一端）指向猎物（较细的一端）
将更多的物种纳入考虑范围，种群动力机制会变得越发复杂。这便是为何对生态系统而言，食物网（图5）是比“食物链”更为恰当的描述。这些网络中的节点是物种，连线表示它们之间的捕食关系。连线通常是有向的（大鱼吃小鱼，而非相反）。这些网络提供了物种之间的食物、能量和物质交换，并因此构成了生物圈的循环系统。它们构成了地球的血管。
人类“角斗士”（网络人）
口口相传（word of mouth）是获得有关白领职位空缺信息的惯常方式。所以，如果我们正在寻找这种工作，在亲友之间传递相关信息则不啻为一个好主意。不那么明显的是，我们将信息告知远方不常见面的熟人甚至会有更好的效果。这便是马克·格兰诺维特于1973年提出的观点。这位社会学家采访了波士顿郊区职业人士这一样本，他们当时都依靠个人联系获得了各自的工作。格兰诺维特问他们在获得工作之前与提供工作的人的联系频率。多数人的答复是“偶尔”，许多人的回答是“绝少”。与亲密的朋友相比，工作机会更可能来自旧时的校友、过去的同事和以前的雇主。运气或共同的朋友则是再现这些联系的管道。格兰诺维特将这种现象描述为弱连带优势。
格兰诺维特通过描述一位假想中的名为埃戈的人的熟人圈来解释这种结果。埃戈每天都和家人及一些亲密的朋友生活在一起。所有这些人很可能也彼此联系紧密。其结果便是，信息会在这群人中快速传播。因此，埃戈可能知道这群人中的所有新鲜事。与此相反，较弱的人际联系也会将他与遥远的人联系起来。这些人并不会受到埃戈社交环境的限制。因此，他们向他开放了一组新的群体集合，每一群人都封装着别的群体无法获取的信息。弱联系的缺失会为组织、公司或机构带来各种困难。信息和技术被限制在一个群体之内，而没有抵达那些需要它们的人手中。因此，这些东西需被重新创造或从外部顾问处有偿获得。据报道，惠普的前首席执行官曾感叹道：“惠普不能闭目塞听！”格兰诺维特的直觉后来发展成为社会资本理论。
这种想法意味着一个人的联系人（以及这些联系人的联系人）使他或她能够获取那些最终可以提供更好工作和更快升迁的资源。更普遍的是，个人在他或她的社交网络中的位置对于决定其未来的机会、限制和成果而言至关重要。
衡量交情并不容易，因为它是十分主观的事情。通常，像公司流程图之类的图谱并不是很有用，因为它们并不对应着员工之间的实际关系。正因为如此，流程图并不能帮助我们了解公司内部的信息渠道（以及可能的瓶颈）。科学家们设计了大量的替代策略来绘制社交网络，从问卷调查到雪球式抽样，即系统中的每个受访者都推荐自己圈子里的某人为下一个采访对象。
这些策略使得数据的搜集就像不同个体（从美国中西部的高中生到非洲布基纳法索的村民）所组成的群体之间的性行为图那般敏感：有关这些关系网络的知识能让人们更好地理解性传播疾病的蔓延。
另外一种相对容易定义的关系则是专业协作。这样的网络存在于多个领域，从好莱坞（如果两个演员出演同一部电影，他们便会产生联系）到科学领域（如果两位科学家共同撰写一篇论文，他们也会产生联系）。合作还能在更不寻常的环境中找到，比如政治（美国参议员会在支持共同法律的基础上产生联系）或者恐怖主义活动（恐怖分子则基于情报和法律文件相互联系）中。
信息技术为衡量人际互动提供了一种强大的新手段。两人之间频繁的电话和邮件往来，或者在脸书、领英等虚拟社交网络中的友谊等，都表明了一种稳定的关系和网络图中的一条边。越来越多的公司利用他们客户的社交网络来找寻这样的信息。例如，据报道，电话公司会以提供工作机会或别的策略来瞄准“有影响力”的个人：当这些客户改换公司的时候，就会在他们的密切联系人中触发类似的变化。
语词之网，思想之网
玛格莱特王后在莎翁的《亨利六世》三部曲的中篇（第一幕，第三场）里说道：“难道说，亨利王上老要在乖戾的葛罗斯特管辖之下当小学生吗？”[1]1王后抱怨葛罗斯特公爵对其国王丈夫的影响。她用“小学生”（pupil）表达的是什么意思？分类词典表明，“pupil”还可以表述为scholar（学者）、acolyte（助手）、adherent（信徒）、convert（皈依者）、disciple（门徒）、epigone（追随者）、liege man（臣下）、partisan（党羽）、votarist（拥护者）或者votary（崇拜者）等等。这个清单为“一个人从属于另外一个人”这项语义提供了一幅全景语词图谱。我们可以通过探索与“pupil”相关的语词即其语义区来扩展这一图谱。其他的语词包括faithful（信徒）、loyalist（忠诚者）、advocate（倡导者）、backer（赞助者）、supporter（支持者）、satellite（随从）、yes-man（唯唯诺诺之人）……那么，王后意欲用何种意义指谓其夫君呢？“pupil”的反义词表示non-student（非学生）、coryphaeus（领导者）、leader（首领）、apostate（变节者）、defector（背叛者）、renegade（叛徒）、traitor（背信弃义之人）以及turncoat（叛贼）等。当然，她在要求亨利国王反对葛罗斯特公爵的权威。
这是语词之间如何相互联系的一个简单例子。事实上，严格的分析应该将语词使用的历史差异、莎士比亚作品中某个语词的特定出现、它在剧本中使用的语境，以及其他诸多方面都考虑进来。公平地讲，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可以更好地理解语词的含义，若我们将其在语言中的“邻居”考虑进来的话。同义、反义以及语义联系仅仅是语词间少数几种可能的联系。其他则包括整体-部分关系和上下位关系等（“啤酒”是“饮料”的一部分，后者则是前者的上位词）。“pupil”为语词间的另一种联系提供了清晰明了的例子。这个语词有着迥然不同的两种含义：它表示学生，也表示眼睛的一部分[2]。这便是一词多义的情况。自然，莎翁的戏剧语境当下就决定了其正确的含义。一般来说，上下文提供了语词的具体含义：句子中语词的共现定义了它们自身的含义。如此的共现提供了语词的另外一种关系。例如，语词“国王”和“亨利”在英语句子中就比“国王”和“相对论”一起出现的可能性要大得多。
我们现在可以创建自己的语言地图。我们用语词作为顶点，同义词、反义词和多义词（这些语词关系可按照分类词典或一般词典绘制，而共现的模式则可从大型语言数据库中获取，比如英国国家语料库）则由边来连接。语义联系更加难以确定：
对它们的研究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语言学领域。一些语言具备将一个语词与一组相关语词联系起来的特殊词典。另外一个替代方案便是词汇联想实验。一个语词被提供给样本中的一群人，要求他们说出听到这个语词之后想到的第一个语词。得出的语词接着又被用来重复这个联想实验。以这种方式，我们可以一步步建立自己的语词联系之网。语词网络的不同实例代表了不同的结果。这取决于语言本身、文本的类型、文本作者所受的教育，或许它与语言功能障碍也有关系。
语词网络包含大量信息，但通常，这些信息在研究文本的具体内容和不同文本所表达的思想之间的关系时并不是特别有用。这是一个关键问题，比如对网络查询来说，通常，人们必须引入复杂的算法来执行该任务。然而，在一些文本中，人们可以绘制十分精确的网络。科学文献中即是如此。生产知识从来不是单个人的努力。如哲学家沙特尔的伯纳德在12世纪首次指出的那样，科学家总是“站在巨人肩膀上的矮子”。科学家的工作几乎总是建立在先前的结果之上。研究者们认识到了这一点，他们会在其论文末尾引用一些较早的出版物。引用提供了对过往相关成果的认可，赋予新的成果以可信度，并参考那些在某项研究中被接纳为有效或被批判过的事实、技术和实验。近年来，出版物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标准化：文章大多以英文写成，控制方法已经同质化（主要以同行评议的方式），文章影响力的衡量标准也已制定等。同时，出版物的大型电子数据库业已建立，其中每天都会增加上千个新项目：文章、书籍、专利和工程等等。所有这些生成了一个大型的出版网络：如果一个项目引用另外一个，则它们相互关联。我们还可从这些数据库中识别作者身份，并创建科学家之间的协作网络。人们越来越多地利用这些系统绘制知识发展和科学最活跃领域的图景，并将其可视化。
互联的货币
2008年，美国的一些大型金融机构突然破产。几个月的时间里，大多数发达国家都卷入了这场史上最严重的金融危机之一。关于这场危机的原因已经有过很多分析了。可以肯定的是，它表明经济在全球层面的相互关联已十分紧密。
古典经济理论将经济参与者表示为独立、完全理性的行为者，他们专注于最大化自己的收入。然而，事实表明个人、公司、机构和国家并非相互独立：每一方都以多种方式彼此影响着。他们的行为远非完全理性，而是强烈地依赖于主观态度、情感和相互影响。
贷款是公司和机构能够紧密互联的方式之一。一个有趣的例子是私人银行间日常会进行货币交换，以便能够满足银行客户的可能要求（因此变得更具流动性）。如果客户的要求超过了某银行的流动性储备，该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