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维特根斯坦与哲学 [21]
因此，维特根斯坦对他哲学上的同代人的影响是散乱而有限的。一个“维特根斯坦学派”的产生也许因而令人迷惑不解，但是却可由这一事实加以说明，即维特根斯坦在剑桥的一些学生成了他热烈的信徒，而在他死后这段时期他那些学生又通过使徒般的一脉相承而让另外一些人受命成为传人。维特根斯坦学派的人因此成了当代哲学中一个人数虽比较少却能独树一帜的团体。他们认真研究维特根斯坦的原著，应用他的方法，其中还有人由于新的哲学发展有些背离维特根斯坦的思想而不去认真对待。这些追随者出版了相当多的论著，从评注到圣徒传记都有，也包括一些有时引起争论有时又激发思想的有独创见解的著作。
就本文目的而言，最重要的是哲学界对于维特根斯坦思想继续作出的普遍反应。在这里，情况是简单明白的。正如以上所说，根本不存在与维特根斯坦的基本主张有什么普遍的甚至是广泛的一致。确切地说，哲学界对维特根斯坦著作作出的反应正如对任何包含令人感兴趣的思想的著作的反应一样：可获益之处就吸取，不敢苟同之处就表示异议。因此维特根斯坦的某些思想也就引起哲学界的广泛讨论。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中有关意义的说法有许多并不令人信服，尽管承认用法是意义的重要部分这个一般的（事实上并不确切的）思想广为流传，而维特根斯坦的著作在传播这一思想上又起过很大作用。哲学界获益最多之处来自维特根斯坦的精神哲学。就意义和精神两方面而言，维特根斯坦的主要想法是否认字词是通过指示即代表事物而有意义的，这也就是他在《逻辑哲学论》中从罗素和其他人那里采纳的观点。许多哲学家已经不是靠维特根斯坦而是独立地认识到这种观点的错误；他的后期哲学最能激发思想（尽管并非都是赞同）之处在于把这种否认应用到心理话语上来，即主张不存在由心理学词汇所指示的隐蔽的或属于私人的客体。与此以及与支持它的意义观相关联的是遵循规则和私人语言这些重要问题，它们都引起了很多讨论。然而许多在其他方面支持维特根斯坦的哲学家在所有这些问题上都持谨慎的态度，因为很难对他所说的话给出明白的解释；维特根斯坦的方法和文体风格所产生的晦涩难懂使得人们对他的一些主要概念（“标准”、“语言游戏”等等）可以作出各种不同的解释，因而很难对他的立场作出确切的说明。由于这种原因，有关维特根斯坦的很多论著都在努力做澄清和解释的工作。
如果人们能找到一项单一的理由来说明为什么很少有哲学家同意维特根斯坦的基本看法，那大概就是哲学家们无法接受他对于哲学困惑的症结作出的诊断。维特根斯坦说问题的出现是由于我们误解了语言的运作。他说我们受到语言的“迷惑”；他还说我们有时有一种误解语言的“冲动”。但是这种说法并不令人信服。不同的哲学家如柏拉图、培根和贝克莱都教人慎重对待语言，而且道理讲得很好，有些道理在上面第一章讲述罗素观点时就提到过；但是说一切哲学困惑都来自对语言的误解则是言过其实。首先，语言是一种可以精确使用的工具。精确使用语言就能够清楚表达和探讨哲学上的困难问题。如果维特根斯坦的观点是对的，那么人们如果相当粗心，有时就只能够描述一个已知哲学问题所涉及的内容了。其次，把维特根斯坦的观点付诸实践的努力表明它们并不能成为解决哲学困难的一种方法。维特根斯坦说我们应该常常记起词语的日常用法以“消解”这类困难。但是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注意“好的”、“真的”和“实在的”的日常用法本身并不能解决我们对“善”、“真理”和“实在”所感到的哲学困惑。事情如果不是这样，人们恐怕早就完成那种令人感激的发现了。
然后我们看到维特根斯坦得到评论家的赞扬，这些人高度甚至过高地评价他的思想和著作的品质。然而他决不是20世纪哲学的中心人物。这里并没有什么矛盾之处。大体上讲，衡量一个哲学家的重要性有两个尺度：一是论述他的文献的数量，这是一个比较粗略的尺度；另一个尺度是他的思想如何确定他那个时代及以后哲学讨论的内容和方向——这是一个精确得多的尺度。就第一种标准来看，维特根斯坦是一个重要人物。但这只有在注意到他并不是唯一得到大量评述的近代哲学家时才是正确的；人们会想到弗雷格、罗素和胡塞尔也是许多人研究的对象。注意到这一点会有助于正确看待有关维特根斯坦的文献。然而起关键性作用的却是第二个尺度。正如前面所指明的，进入21世纪的哲学的内容和方向（它的问题、关注对象、方法）并非由维特根斯坦的思想所形成。如果像D.F.皮尔斯所说，维特根斯坦的著作“确实伟大”，那么这种情况就可能改变；未来几代哲学家可能会随着了解的过程而同意詹尼克和图尔明在《维特根斯坦的维也纳》一书中所说的话，即分析哲学家们整体误读和误解了维特根斯坦，因而可能逐渐与当代维特根斯坦学派的人同样基本上信奉他的看法和方法。迄今为止，这样的事还没有发生。
在结束本章时，我要从维特根斯坦的著作在近代哲学中的地位转而谈谈人们关于他的著作本身作出的某些更加偏重于印象的评论。需要讲明的是人们对维特根斯坦著作所持的许多保留意见来自解释上的困难。这些困难产生于维特根斯坦的哲学观和他进行哲学工作的方法。这种哲学观与这种哲学方法是紧密相关的。正如我们所见到的，维特根斯坦认为哲学是一种治疗方法；要紧的是消除错误，而不是建立解释性体系。因此文章风格也就紧紧为这种意图服务。文体是预言式的，好似神谕；由一些短论组成，旨在纠正、提醒、解惑。这就让他的后期著作看来像是拼凑而成的杂论。这些杂论之间的联系往往不够清楚，其中有大量的隐喻和寓言；有暗示、反问句、含义丰富的连字号；还有大量的重复。其中大部分是有意这样做的（这一点已在前面多次得到强调），因为维特根斯坦的文体很明显有意想达到他的治疗性目标以对抗构建理论这种“错误”。然而很少有人会认真向（比如说）学生们推荐这种研究哲学的方法。维特根斯坦的方法在不适当的人手中是很好的掩盖学术欺骗的外衣，因为这种方法有意地避免构建体系，从而也就放弃了理论著作所要求和哲学家所普遍追求的必要的清晰、严格和精确。几乎任何人，包括研究哲学以外学科的人，都能为了迥然不同的有时甚至相反的目的从维特根斯坦的著作原文中摘选出需要的语句来。这一事实对于想仿效他的人来说是一个警告；一旦某人的著作成了形形色色的搜寻格言警句者的资料来源，那就充分表明他没有完成一项主要职责，即把意思表达清楚。
这些评论是以承认维特根斯坦本人关于治疗和避免构建理论的正式说法为前提的。当然，前面的讨论证实在维特根斯坦的后期著作中实际上是有一种理论的；这是一种可以清楚表述出来的理论，从关于用法和规则的考察开始，然后表明这些最终都建立在一种生活形式的一致上。这种理论有一种可以辨认的结构和内容，尽管两者都没有得到也许可以实现的明白的叙述和充分的阐明。阅读维特根斯坦著作的大部分困难在于这种理论并不是作为理论来表述的，因为构建理论完全不是作者公开表示的意图——这种理论是零零碎碎地和为了特定目的而显现出来的，因而其中心概念表达得很不清楚且往往缺少论证。
正如在以前各章中一样，在这里受到指责的不清晰性却偶然地被人说成是维特根斯坦著作的一个优点；冯·赖特说：“我有时想，使一个人的著作成为经典的条件往往正是这种（可能作出的解释的）多重性。解释的多重性让我们同时既渴求又排斥清楚的理解。”这是替晦涩作出的巧妙辩解；认为这话没有说服力应该是无可厚非的吧。
维特根斯坦比喻的生动性、出乎意料的实例和思想的转折，这些都让人感到他的著作所表达的思想有着某种深奥的东西。从某些方面说，维特根斯坦是个诗人。人们一旦仔细考察过他的著作原文，不再被他的隐喻的光辉和诗的特质所惊服，就会发现其远远达不到对哲学研究的期望和要求——论证很少，关键思想也非常缺少确定性。这是令人失望的。但是维特根斯坦著作的价值也许正是体现于其诗的特质因而也就是体现于其暗示性，正如体现于其实质内容一样。毫无疑问，在这一方面维特根斯坦的著作已经激发出深入的见解和新的观点，特别是在哲学心理学上这些见解和观点有助于推进有关这些问题的思考。带来这种效果的哲学工作总是受到欢迎的。
因为在这里不可能对维特根斯坦的贡献进行详细的评价，所以用纯属我个人的意见作为结束也许是适当的。同许多人一样，我也不可能不受到维特根斯坦著作的非凡特点的打动，这些著作甚至对于那些披上比较平凡的外衣就是相当常见的思想和观点也会赋予一种奇特的独创性外貌。但是我发现当人们越过表达形式而思考其内容时，就产生一种不可抗拒的感觉：走过维特根斯坦那迂回的、充满隐喻的、有时是难以理解的否定和暗示的旅程是漫长的；但是这段旅程的距离却很短。
回想前文，加上有关维特根斯坦的回忆录和生平记述，让我想到我最后的结束语。后世可能会也可能不会把维特根斯坦看作伟大哲学家当中的一个。然而即使不会把他当作伟大的哲学家，也一定总会把他看作哲学领域的大人物。限于我们的视野，很容易把其中一种人错当作另一种人；时间将告诉我们他是哪一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