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科学革命 [7]
即使没有观测上的证据，也有几个因素能使哥白尼确信日心说。在致教皇保罗三世的献词中，哥白尼把托勒密体系，包括其偏心圆、本轮和对每颗行星的单独处理，说成是一个“怪物”。既然世界“由最高超且最有条理的工匠所造”，它理应是和谐的。作为人文主义者的哥白尼认为自己是在清理后来的“添加”，以回到柏拉图关于揭示井然有序的天界运动的原初召唤。由于担心自己的体系过于“新颖”，哥白尼通过援引古代的先驱——阿里斯塔克、毕达哥拉斯以及西塞罗所提到的希克塔斯，来尽可能地减少显示出来的新颖性；哥白尼甚至对《圣经》中的某些段落作了重新阐释以支持日心说。
然而，人们完全可以在欣赏哥白尼体系的同时又并不相信其真实性。在日心体系中，确定行星位置的星表更容易计算；因此，一些天文学家把它当作一种“方便的虚构”而加以接受。哥白尼本人将日心说视为对世界的真实描述，但奥西安德尔在哥白尼的书中偷偷加入了一篇（未署名的）序言，从而削弱了它的效力。奥西安德尔写道，我们“对行星运动的真正原因一无所知”，而且：
这些假说无须为真，甚至也并不一定是可能的；只要它们能够提供一套与观测相符的计算方法，那就足够了……谁也不要指望能从天文学中得到任何确定的东西，因为天文学提供不出这样的东西。他也不该把为了其他目的而提出的想法当作真理，以便在离开这项研究时比刚刚开始进行研究时更为愚蠢。
即使哥白尼当时没有中风，他读到奥西安德尔的序言时多半也会。雷蒂库斯大为光火，把自己书上奥西安德尔的序言撕掉了。数学模型与物理体系之间的张力又一次展现出来。多数天文学家主要对行星在某一时刻处于哪个位置感兴趣；至于究竟是太阳绕地球转，还是地球绕太阳转，这根本无关紧要，许多人怀疑是否真的有人能够确定何者为正确。对于天文学理论而言，只要能正确地计算出行星的位置、给出星表，这就够了。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实际结果比理论更重要。要想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意识到，早在托勒密时代之前，天文学研究背后的主要驱动力就一直是占星学，而占星学是很实际的，需要计算出行星在多年以前或多年以后精确到分的位置。
实践天文学，或占星学
天文学（字面意思是“星体的法则”）测量和计算天体的位置，并提出假说性的宇宙论体系；而占星学（字面意思是“对星体的研究”，与地质学、生物学等类似）则致力于解释和预言天体对地界的影响。一般来说，这两项事业——前者是理论的，后者是实践的——是由同一批人从事的。近代早期的许多天文学家都主要以从事占星学为生。不要把古代、中世纪或近代早期的占星学与“报纸上根据天宫图算命”的无稽之谈混淆起来。占星学是一项严肃而精深的活动，其基本想法是天体会对地界产生某些影响——这是关联世界观的关键一环。中世纪和近代早期的大多数占星学并不是“魔法的”、超自然的或非理性的，而是依赖于作为世界组织方式之一部分的自然机制。既然光能从行星传到我们这里，为什么不能有一些别的影响伴着光传来，就像火光也能加热远处的物体一样？天界对地界的影响很容易观察到——月球与潮汐相关联，太阳在黄道上的位置决定了季节气候。对人体的影响也同样明显，例如月球周期与人的月经同步。天界影响的真实性十分明显，以至于毋庸置疑；有关占星学的诸多争论其实涉及的是这些影响的程度，以及如何准确预测其效果。七颗行星时刻改变着彼此的相对位置（“星位”），在黄道十二星座（这些星座自身也在不停地穿越十二个“宫”，即相对于地平线的位置）之间往来穿梭，来自这七颗行星的交叉影响形成了一个极为复杂的系统。这一系列征象与禁忌、已知与未知，其复杂性完全不亚于如今人们对全球气候变化因素的探究或是对未来经济走向的预测。与后者相比，近代早期占星学家的成功率或许还会高一些。
占星学包括几个相互交叠的分支。气象占星学致力于预测来年的天气。许多从业者往往被径直称为“数学家”，这表明占星学需要计算；这些人以编写历书为生，书中包含了历法、月球周期、日月食的时间、对天气的预测（就像今天的《农民历书》一样）以及对重要事件或趋势的预言。印刷术使占星学作品变得廉价易得，传播广泛。医生们借助医学占星学来确定治疗过程的关键时间，并提出疾病的可能病因（见第五章）。本命占星学依据一个人的出生地点和出生时的行星位置来确定行星“印入”新生儿的影响。行星影响的特定组合会在体液系统中产生独特或天生的“体质”，这导致了特殊的倾向和特征。这些倾向（易于罹患某些疾病、发怒、懒惰或忧郁等等）可能因为后来的行星排列而暂时加强。因此，这种占星学旨在获知一个人天生的体质，以了解其特殊的长处和弱点，提醒注意可能发生危险或有益健康的时间。这种活动的更强形式渐渐变为一种神判占星学，其决定论色彩（即认为星体的影响支配着我们的行为和命运）令人无法接受，因而广受批评。神学家们谴责这种观念违背了人的自由意志。近代早期学术界的共识是，“星体影响但并不强迫”我们，“有智慧的人支配星体”（sapiens dominatur astris）。简而言之，人总能选择行动，尽管完全自由地行使意志可能受制于外部影响（例如，火星的特定位置导致体液失衡，进而使人一时冲动，理性能力减弱）。事实上，近代早期的占星学与现代的“先天本性与后天培育”之争有类似之处，它们都试图去解释人的行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其显著差异在于，现代人似乎忘记了自由意志的首要性。
神判占星学有时被用来确定重大事件的良辰吉日。数学家兼魔法师约翰·迪伊（1527—1608/1609）便用占星学为伊丽莎白一世选择加冕吉日。最早的科学社团之一猞猁学院的成立日期是根据天宫图选定的，新的罗马圣彼得教堂的奠基日也是如此。有时，根据占星学选择日期并不是要获得什么有利的“影响”，而是要为事件增添意义，一如美国科学家特意让火星探测器在美国独立日那天着陆。神判占星学还被用来预言未来的事件，比如战争和死亡，这潜在地远离了自然因果性，而后者正是近代早期学术占星学的基础。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可以把一些天象（尤其是彗星）看成征兆而非原因，当作神所传达的有关未来之事的迹象。对天界征兆的兴趣在新教盛行的北欧更加明显，这部分是由于梅兰希顿为萨克罗博斯科《天球论》（一本天文学基础教材）的新教版本所作的一篇序言。他在序言中强调了占星学对于理解上帝在天界中的迹象的重要性。总之，各种类型的占星学为更好的生活提供了有用信息；它在近代早期思想中无处不在，这表明月上世界的确是人们日常世界的一半。
天界变化与神圣和谐
伴随着对天界征兆的占星学兴趣，丹麦的贵族天文学家第谷·布拉赫（1546—1601）首次登场。1572年11月，他发现了仙后座有一个明亮物体，而那里本该什么也没有。第谷惊讶不已——那个物体是什么，意味着什么？第谷在1573年的占星历书中试图作出解释，断言它预示着即将到来的骚乱和动荡。第谷观察这个明亮的光点，它并不像彗星那样会移动。第谷和其他欧洲天文学家试图测量它的周日视差，希望由此推算出它的距离，但他们并没有观测到视差，这意味着此物体比月球远得多，亦即处于月上世界——人们一向认为这个世界是没有变化的，但它却是一颗新星。［第谷看到的是一颗超新星；那次猛烈爆发的不断膨胀的残留部分在1952年被探明。“新”（nova）来自第谷用来指该星体的拉丁词——新星（stella nova）。］
不久以后的1577年，天空中出现了一颗明亮的彗星。亚里士多德曾经教导说，彗星和流星一样是月下世界的现象，源自上层大气中散发的可燃物的燃烧。彗星是游移变化之物，不可能处于不变的月上世界。第谷在占星学上断言，1577年的彗星显示了与那颗新星相同的预兆，但这一次他观测到了彗星的周日视差。第谷的观测结果得到了他人确证，该结果表明这颗彗星位于远在月球之上的金星天球。1585年，当另一颗明亮的彗星出现时，第谷给出了相同的观测结果。这些彗星进一步表明，“不变的”天界存在着变化，彗星的位置变化则表明它们正在穿越行星天球，这意味着带着行星运动的坚实天球并不存在。那么，是什么使行星沿着规则的路径运行呢？行星如何能够摆脱坚实的天球，这着实令人困惑，但它意味着天体的路径能够彼此交叉，这使第谷设计出一个新的天界体系，将其观测结果与托勒密和哥白尼体系中的精华部分结合起来，同时又避免了两者之中招致非议的部分。在第谷的地日心体系中，地球如常识和《圣经》所指示的那样静止于宇宙的中心，月球则围绕地球运转。而行星则围绕太阳运转，太阳带着诸行星围绕地球运转。
第谷在丹麦海峡的汶岛上建造了城堡式的天文台——天堡，在那里继续观测天空，其准确程度前无古人。此时，约翰内斯·开普勒（1571—1630）这位坚定的哥白尼主义者正在写下自己的惊人发现。16世纪90年代，开普勒在格拉茨的一所高中教书时苦苦思索着现代科学家根本不会去问的一个问题。在哥白尼体系中，围绕太阳运转的行星只有六颗，而不再是围绕地球运转的七颗。而假如有七颗行星，它们就能与一周的七天、七种已知金属、音阶的七个音以及世界上所有其他重要的“七”很好地相合。七颗行星有一种美妙的和谐，适合于一个相互关联的世界；而六颗行星就不行。那么为什么有且仅有六颗行星？上帝又为什么恰好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