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科学革命 [18]
由于科学院的建立以及技术应用在17世纪的重要性日益增加，在接下来几个世纪，科学工作逐渐专业化，“业余的”自然哲学家渐渐消失。由于日益需要一些知识渊博、值得信赖的人用科学知识和方法来解决实际问题，大学必须用更加正式和严格的训练来培养这些人，这又导致了思想和进路的进一步标准化。由此累积的结果便是19世纪出现了作为一种职业的“科学”，作为一个独特的社会和职业阶层的“科学家”（在某些方面类似于培根在《新大西岛》中的描述），近代早期的世界也逐步演变为现代的科学技术世界。这一转变是一个缓慢而复杂的过程，论述它超出了本书的范围。历史人物选择的道路，影响其决定的想法和需求，使其意图实现或落空的事件，这些既非显而易见亦非注定。虽然现实的自然世界没有什么不同，但人类表达、理解和利用自然界的方式可能非常不同。我们选择的特定历史道路把我们带入了一个充满奇迹的科学技术世界，它会使最伟大的“自然魔法”倡导者感到惊讶，但也并非没有问题，其中既有尚未解决的问题，也有我们自己制造的问题。在一派令人羡慕的自然知识当中，那个智慧、平和、秩序井然的本色列岛继续躲避着我们，即使它一向给我们以启示。
尾声
近代早期自然哲学家留给我们的几乎所有文本和人工制品都表明，他们在热情地探索、创造、保存、测量、收集、组织和学习。他们的无数理论、解释和世界体系在争相寻求认可和接受的过程中命运各异。许多近代早期的概念和发现——哥白尼的日心说、哈维的血液循环理论、牛顿的万有引力平方反比定律——构成了我们现代对世界的理解的基础。其他想法，比如原子论观念和对宇宙尺寸的估计，被后续的科学工作大大更新和完善，而有些想法，比如笛卡尔的旋涡或对磁吸引的机械论解释，则已经完全被抛弃。
现代科学继续探索着近代早期自然哲学家的许多问题和目标——其中一些是他们从中世纪甚至是古人那里继承的。和伽桑狄、笛卡尔和海尔蒙特一样，现代物理学家继续寻求最终的物质粒子，试图理解这些不可见的宇宙单元是如何结合在一起并相互作用而形成世界的。和开普勒、卡西尼和里乔利一样，现代天文学家继续扫视和绘制着天空，用远比第谷、伽利略和赫维留的象限仪和望远镜多样化和功能更强大的的仪器寻找着新的天体和现象。有科学家继承了埃尔南德斯和达·科斯塔等新西班牙探险者的衣钵，继续在丛林和沙漠的动植物中寻找新的药物，或者在深黑的海沟甚至是遥远的世界中寻找新的生命形式。和他们的帕拉塞尔苏斯主义和制金者先辈一样，现代化学家努力修正和改进天然物质，创造新的材料，继续本着玻意耳的精神来认识材料的变化，本着培根的精神来提供对人类生活有用的东西。和维萨留斯、马尔比基和列文虎克一样，现代生物学家和医生用新的仪器来研究动物和人的身体，揭示出更为精细的结构和更令人惊讶的机制。市场上出现的每一种新的电子小发明都反映了技术与奇迹和魔法世界之间的联系。
除了这些连续的环节，还有许多东西发生了变化。促使近代早期自然哲学家研究自然之书——寻找造物主在受造世界中的反映——的深刻的宗教信仰动机，不再是科学研究的主要驱动力。那种恒常不变的历史认识，即认为自己属于一种长期累积的探究自然的传统，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不复存在了。今天，很少有科学家会像开普勒那样把支持哥白尼学说的教科书冠以“亚里士多德补遗”的副标题，或者像牛顿寻求引力原因那样在古代文献中寻找答案。由于放弃了意义和目的问题，缩小了视野和目标，拘泥于字面意义因而无法理解对于近代早期思想来说如此根本的类比和隐喻，那种内在紧密关联的宇宙图景已经彻底瓦解。具有宽广的思想、活动、经验和专门技能的自然哲学家已经被专业化、专门化的技术科学家所取代。结果导致了一个与更广阔的人类文化和生存视野分离的科学领域。虽然我们必须承认，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已经使物质财富和思想成果达到了惊人的水平，但我们无法不认为自己因为丧失了近代早期那种全面的眼界而变得更加可怜。
科学革命时期夹杂着连续和变革，交织着创新和传统。近代早期自然哲学家来自欧洲各地、各个宗教派别、各种社会背景，既有煽动性的创新者，也有谨慎的传统主义者。这些不同角色共同致力于建立对于今天的整个科学世界至关重要的知识体系、机构和方法，这个科学世界与每一个人息息相关。我们可以讲述很多他们极度渴望知道的东西，他们或许也会讲述我们极度渴望听到的东西。对我们而言，他们所处的时代既熟悉又陌生，既像我们自己的时代，又有着显著的不同。近代早期的这种复杂性和热情洋溢使之成为整个科学史上最令人着迷和最重要的时期。
注释
[1] 即玛格丽特·J.奥斯勒。——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