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科学革命 [13]
除了月上世界和月下世界，还有第三个世界引起了近代思想家的注意，那就是人体这个“小宇宙”或“小世界”。近代早期的医生、解剖学家、化学家、机械论者等等都密切关注我们所寄身的这个生命世界。他们探索其隐秘的结构，力图理解其功能，希望找到新的健康之道。人体的生命活力自然将人与地球上的其他生命——植物和动物——联系起来。在科学革命时期，这些生物的名录在激增，这不仅要归因于探险航行，也是因为显微镜被发明出来。显微镜揭示了平凡之物背后人们从未想到的复杂世界以及一滴水中所包含的新生命世界。
医学
人体是医生的首要关注对象，在整个中世纪盛期和近代早期，医学一直具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和学术威望。医学院连同法学院和神学院构成了大学中的三个高等学院。1500年左右大学所传授的医学知识，是中世纪的阿拉伯人和拉丁人经验的累积，和以古希腊罗马的医学学说为基础所作的创新。盖伦、希波克拉底、伊本·西纳（又称阿维森纳，约980—1037）是主要权威，体液理论是这些医学知识的基础。体液理论主张，身体健康不仅需要各种器官正常运作，还需要体内四种体液的平衡。它们分别是血液、黏液、黄胆汁和黑胆汁，其相对比例决定了人的气质。四体液与亚里士多德的四元素相对应，遵循着后者的原初性质配对（图13）。
医生的职能是帮助重新建立体液平衡，这可以通过规定特种饮食、日常养生法和药物来实现。这种以盖伦学说为主导的医学使用的是“对抗疗法”，也就是说，如果病人由于体内黏液（冷和湿的体液）过多而引发了“感冒”（cold，我们今天仍然沿用了盖伦医学对它的称谓），那么他可以服用热和干的食物和药物来帮助恢复体液平衡。发烧的病人则需要冷和湿的药物，洗冷水澡，或者通过放血疗法来排出多余的血液及其热性。
图13 “元素正方形”，显示了四元素的性质及其与四体液、四体质和四季的关系。
人们认为，月上世界与人体之间存在着许多关系，这充分表明了近代早期世界的关联性。大宇宙对小宇宙的影响基本上未被质疑，尽管这种相互作用的细节始终是有争议的。于是，占星学在诊断和治疗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占星学的主要应用可能是医学而不是预测。每一个身体器官都对应着黄道上的一个宫，特别容易受到那颗在性质上与之相似的行星的影响（图14）。
例如，大脑是一个冷而湿的器官，它受月亮——一颗冷而湿的行星——的影响最大。［因此，大脑失常的人今天依然被称为lunatic（精神失常）——来自拉丁词luna（月亮）——或者更通俗地说是moony（发狂的）］。了解疾病发作时的行星位置有助于医生认识主要的环境影响，或者确认受到潜在影响的身体器官，从而作出诊断。不仅如此，每个人的体液都有一种独特的比例——被称为他的“体质”，这取决于人出生时占主导地位的行星影响。这意味着每个病人都必须恢复其特有的体质。
近代早期医学中没有整齐划一的治疗。治疗必须因人而异，同一种药物不会适用于所有人，特定的饮食和养生法也要与治疗并行。因此，为了弄清楚病人的体质，医生也许会考察病人的命盘。依据希波克拉底提出的“危险期”思想，在疾病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一些“危机”点，病人要想康复必须成功战胜它们，因而占星学计算可能同样有助于安排治疗时间。诊断也依赖于尿液检查，便携的参考图列出了一览表，显示了病人尿液的颜色、气味、浓度甚至是味道以及这些指标与不同疾病的关系。脉搏的快慢、节奏和强度也是如此。
图14 该图显示了人体器官及其与黄道各宫的对应。源自近代早期的一部百科全书，格雷戈尔·赖因施编，《哲学珠玑》（弗赖堡，1503）。
在科学革命时期，医疗方法至少在执业医师那里并未发生显著改变。虽然在新的观念和发现的影响下有缓慢发展，但以盖伦和希波克拉底为核心的医学传统一直延续到18世纪（尽管占星学诊断在17世纪就已开始衰落）。这一延续既反映出医学院课程的稳定性，也反映出了医学行会或医学职业认证机构的保守态度。于是，创新往往来自于非执业医师。然而，严格的医生职业许可仅限于那些大的城市中心。在大多数地方，维护人们健康的都是未受过或只受过些许正规医学教育的各类治疗师，其数量远远超过执业医师。几乎家家都为自己或邻居备着一系列家用医疗药品。药剂师使单方药和成药变得唾手可得，以至于几乎所有人都可以合成奇异药物（此举有时很危险）。手术一般由外科理发师（barber-surgeon）来做，与一般的外科医生相比，他们的地位较低，所受教育也不够正规。“江湖医生”（即提供各类药物和治疗的无照医生）发现还是城市中的生意最好做，虽然伦敦、巴黎和其他大城市经常禁止他们行医。与现代医疗迥异的是，有些治疗需要签订合同，换言之，医生的报酬依赖于治疗效果。
非执业医师对全新的医学研究方法（比如帕拉塞尔苏斯理论和17世纪的海尔蒙特理论）表现得更加热情，这往往对现有的医学体系构成了直接挑战。不过，医学中新的化学方法缓慢而持续地进入了官方药典和专业机构（如1518年成立的伦敦皇家医师学院）的医疗活动中。在法国，保守的巴黎医学院支持盖伦的医学，而蒙彼利埃医学院则支持帕拉塞尔苏斯的医学，两者针对化学药物的风险和回报展开了长达数十年的争论。这一冲突也反映了皇家的、集权的和占主导地位的巴黎天主教徒与外省的、新教徒为主的蒙彼利埃人之间的分歧。他们最激烈的争论涉及锑这种有毒矿物的医学用途，这场争论直到1658年才结束。当时路易十四在一次战役中病倒了，皇家医生的传统治疗不起作用，当地医生用含锑的酒使路易十四呕吐而治好了他的病。此后巴黎医学院不得不投票肯定了帕拉塞尔苏斯派使用“催吐药酒”的正当性。
解剖学
解剖学在近代早期取得了重大进展。尽管盖伦强调解剖学在古代的重要性，但罗马人认为解剖对尸体造成的冒犯在社会和道德上都是不可接受的，于是盖伦只能对猿和狗进行解剖，并将其发现类比于人体。（不过在担任角斗士医生期间，他无疑经常能够看到暴露的人体内脏。）在古代，只有埃及允许人体解剖，这可能是因为制作木乃伊需要经常开膛破肚、切除器官。然而在中世纪晚期，人体解剖在帕多瓦和博洛尼亚等意大利大学的医学院已被普遍接受。到了1300年左右，作为教学的一部分，医科学生必须观察人体解剖。认为天主教会禁止人体解剖不过是19世纪的一则毫无依据的谎言。当时人体解剖的主要限制因素是尸体短缺。由于体面的人不允许自己或其亲属的尸体在观众面前被陈列和切割，解剖用的尸体主要来自于死刑犯，特别是外国死刑犯。
到了16世纪初，人们对人体解剖兴趣大增，尤其是在意大利，以1543年——哥白尼的《天球运行论》也出版于这一年——安德列亚斯·维萨留斯（1514—1564）的里程碑式著作《论人体结构》的出版为顶峰。维萨留斯出生于佛兰德斯，在帕多瓦大学学习，获得硕士学位后担任外科学讲师。在一位恰当安排了死刑执行时间（由于缺少冷冻或保存措施，尸体必须马上解剖）的法官的协助下，维萨留斯进行了大量细致的解剖。他注意到了盖伦等人的错误，以新的方式对人体各个部分作了归类，不仅依据其功能也依据其结构。在维萨留斯的亲自监督下，提香工作室的艺术家们凭借高超技艺绘制了精细的解剖图。这是《论人体结构》的一个主要特色，书的正文详细解释了每一幅插图和相应的解剖学特征。倘若没有印刷术，制作插图如此丰富的书是不可能的。但这部巨著仍然过于昂贵，促使维萨留斯又制作了一部供学生使用的廉价本，他的思想、发现和组织原则也因此广泛流传开来。对解剖学与日俱增的兴趣促使人们修建了解剖室，它首先出现在帕多瓦大学（1594），接着在莱顿大学（1596）、博洛尼亚大学（1637）等地。虽然旨在服务于医科教学，这些解剖室——尤其是北欧的那些——也引起了一般公众的兴趣。
解剖并不限于人体或医学院。随着科学社团在17世纪的兴起，动物解剖成为社团活动的一个重要部分。17世纪70和80年代，成立不久的巴黎皇家科学院收到了在路易十四动物园中死去的异国动物的尸体，包括鸵鸟、狮子、变色龙、瞪羚、海狸、骆驼各一只。解剖骆驼时，科学院院长克劳德·佩罗（1613—1688）不小心被解剖刀划伤，死于感染。在17世纪50和60年代的牛津和伦敦皇家学会，一些人在实验中不仅解剖尸体，而且也对活体动物特别是狗进行解剖。许多实验在现代读者看来过于恐怖（玻意耳即因此而心绪不宁）。这些实验力图了解神经、肌腱、肺、静脉和动脉的实际运作。实验中常常会注入各种液体，观察它们在身体中的流动及其生理效应，有时会进行跨物种的输血，甚至为了治病而把健康的羊血直接输给病人。
对血液和人体内液体运动的兴趣部分源于威廉·哈维（1578—1657）1628年发表的主张血液循环的观点。根据盖伦的说法，静脉系统和动脉系统是分离的。肝脏持续产生深色的静脉血，静脉把这些营养液输送到全身。一部分静脉血流入心脏，并且流经将左右心室分隔开来的膈膜上的孔洞。经由肺动脉从肺部抽出的空气把静脉血变成了鲜红的动脉血，然后通过动脉系统为全身输送营养。没有血液返回心脏。但16世纪的解剖学家发现了盖伦体系的问题。他们质疑心脏膈膜中是否存在孔洞，并且发现肺动脉充满了血液而非空气。后一发现引出了“小循环”的猜想：静脉血由心脏出发，经由肺返回心脏，然后流到全身。在帕多瓦大学，哈维跟随当时一些最伟大的解剖学家学习，特别是吉罗拉莫·法布里齐奥·阿奎彭登特（1537—1619），后者描述了自己在静脉中发现的“瓣膜”。哈维后来说，此发现促使他开始思考一个更大的血液循环系统。
哈维指出，倘若血液没有以某种方式再循环，则心脏泵出的血液量很快就会耗尽全身的血液供应。他用绷带来选择性地阻止血液流动，用实验导出了“大循环”，即心脏通过与之相连的动脉系统和静脉系统循环地泵出血液。哈维认为血液循环运动令人满意，因为它意味着小宇宙模仿着天界大宇宙，这个大宇宙的自然圆周运动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是最完美的运动。实际上，哈维坚持着亚里士多德的进路和方法，对心脏和和血液的重视也部分缘于亚里士多德为其赋予的核心地位。这个例子再次说明，亚里士多德在科学革命时期一直很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