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批判理论 [4]
我们可以认为，批判理论提供了一种具有变革意图的知识社会学版本。马克思曾将资本主义理解为工人阶级在其中充当财富（或资本）生产者的经济制度。如果只是由于这个原因，无产阶级也就是唯一能够改变这种制度的力量。然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48年）中坚称，只有统治阶级的成员脱离出来并加入被统治者的斗争，革命才有可能实现。只要工人阶级还受困于资本主义，而物质上的苦难阻碍着它的觉醒，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就需要为无产阶级提供对于资本主义的系统批判以及关于其革命可能性的意识。列宁吸取了激进的含义。
法兰克福学派在20世纪30年代是同情共产主义的。其成员尚未对技术理性进行直接的批判。他们满足于指出，工具理性的主导地位仅仅是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一种表现。然而，随着共产主义转向极权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的幻想破灭了，进而加强了对于物化过程的批判。诱发第二次世界大战的1939年《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成为无法承受的最后一击。实践已然背叛了理论。历史唯物主义的目的论主张此时似乎如同唯心主义的道德律令一样失去了价值。社会变革不再是问题所在。极权主义使保存个性成为批判理论关注的中心。
新的动力和反抗形式必不可少。霍克海默早期的格言集《黎明》早已将移情和同情解释为采取行动的具体需求和道德冲动。他的想法与大卫·休谟曾对康德哲学提出的批评是一致的：这位伟大的苏格兰哲学家断言，动物应当受到保护并非由于它们会思考，而是由于它们遭受了苦难。情感体验因此被理解为反抗和解放的源泉。本雅明写到超现实主义凭借其对无意识的力量的倚赖，如何引发了一种革命“陶醉”，回应着令人麻木的“内心贫乏”。
阿多诺对其《最低限度的道德》（1951年）给出的副标题是“残生省思”。爱和自我实现在弗洛姆后期的作品中扮演着更加深刻的角色，马尔库塞最终在《论解放》（1972年）中形成了“新感性”这一思想。法兰克福学派此时正致力于恢复个人生活中被压抑的潜能。
对暴行的蔑视和对正直生活的渴望激发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活动。它的所有成员都不仅对消除社会不公，还对消除苦痛的心理、文化和人类学根源表现出明确的兴趣。这项事业的思想支持来自众多源头。法兰克福学派大胆地尝试将不同思想家的深刻见解吸收到历史唯物主义的框架当中。其成员要么将希望寄托于弗洛伊德可能支持他们对文明的批判的元心理学，要么寄希望于他在临床工作中形成的真知灼见。此外，法兰克福学派的领军人物如同他们这代人一样，也受到尼采，包括其对主体性的恢复、其“透视”方法、其对现代主义的贡献以及对文化市侩的尖锐批判的启发。这些思想家有助于深化法兰克福学派的哲学观和文化观。他们的观点是否在逻辑上符合某种预设的历史唯物主义体系，被认为是无关紧要的。
事实上，本雅明试图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承诺纳入神学术语的框架之中，以对其进行重塑。在他1940年离世前不久撰写的《历史哲学论纲》中，弥赛亚可以随时出现；紧急状态和制约因素在耐人寻味的“此时此刻”（Jetztzeie）的可能性之前让位；革命成为一种末日审判式的“朝向广阔历史天空的一跃”。他没有指出这一切如何实现——甚至具体暗示着什么。意象战胜了现实：想象信马由缰。拯救历史被遗忘的瞬间此时成为批判的目标。本雅明将历史设想为“不断堆叠残骸的一整场灾难”。只有站在救世主式的唯物主义立场，这场灾难的碎片才是可以拯救的。
格肖姆·肖勒姆称他的朋友是“被放逐到世俗王国中的神学家”，此话正中要害。本雅明的研究留下的与其说是一种明确的方法，毋宁说是将经验的神学改造同历史唯物主义的革命内核相融合的注定失败的尝试。他经常采用现代主义的技巧，也受到对于主体性的强调的启发，这不仅来自表现主义和超现实主义，也来自浪漫主义和巴洛克风格。他的规劝，即“永不忘记最好的”，同时结合了“打乱历史”的想法。弃置的碎片揭示出对未阐明的状况施以末日拯救的可能，这可能随时发生——或者更有可能永远不会发生。
日常生活成为乌托邦的素材，任何先入为主的计划或一套普遍概念都不足以决定它。乌托邦源于充满想象力地想要重塑本雅明所谓的历史“垃圾”——被遗忘的林荫大道的样貌、邮票、儿童文学、进餐、书籍收藏、大麻带来的欢愉、向时钟射击的革命者的记忆。蒙太奇和意识流最适合产生一种“革命陶醉”，这种“革命陶醉”导致1789年那些激进的街头战士的确朝头顶上嵌入塔楼的时钟开了枪。现实本着对未来的救赎改变了它的样貌。充满想象力的愿望——原本是神学的——打破了历史的物质限制。每一个时刻都是弥赛亚可能会通过的大门。
问题在于如何最好地开启它。要记住最好的，就需要一种明确的解释学方法，它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寓言之于语言，犹如废墟之于事物。”文明提供的仅仅是乌托邦必须拯救之物的暗示和线索。与保罗·克利的著名画作《新天使》（1920年）相契合，历史天使面朝过去，却被推向未来。本雅明拥有这幅画作并引以为荣。这幅画最终成为左派的象征。本雅明在他的《历史哲学论纲》中以如下方式描述了这位天使：
他的脸朝向过去。在我们发现一连串事件的地方，他看到了一整场灾难，灾难使废墟不停地层层堆叠并将它们抛向他的脚前。天使想要停下来，唤醒死者，并将破碎的修复完整。但一阵风暴正从天堂吹来；风暴卷着他的翅膀，力量大到天使再也无法将它们合拢起来。风暴不可抗拒地将他推向他背对着的未来，他面前的那堆残骸直耸云天。这场风暴就是我们所谓的进步。[2]
救赎此刻成为乌托邦的钥匙。通过在废墟边搜寻并以残渣碎屑点燃想象，批判唤醒了历史所遗忘的。总体性这时让位于并置的经验事实的“星群”，它阐明了某个特定的主题或概念，观众必须为这个主题或概念提供不断变化的联系和解释。本雅明离世后出版的未完成的《拱廊计划》就表达了这一观点。它尝试交出一部“现代性初史”，通过提供数以千计没有作者评论的引证，呈现出一种超然的叙事，这种叙事由碎片构建起来，并以对读者的渴望不断变化的凝视来加以塑造。这些引证存在于经验“水平”当中，似乎不受强加的外部范畴的影响，构成了宏大的蒙太奇。如果全面管制的社会通过思想的公式化对其加以规范，那么救赎就无法在简单的叙事形式中找到。只有格言或片段容得下易逝的瞬间，在这瞬间之中，乌托邦的闪现可以被照亮。折中的总体性让位于成为批判理论组织原则的个体构建的星群。
1931年，阿多诺在作为研究所就职演讲的《哲学的现实性》中以其挑战了黑格尔和马克思的总体观。可能形成关于被呈现之物的共识的结构化叙事或统御一切的逻辑，是星群不予提供的。每一位观众都可以在碎片上留下解释性的标记，如同他/她正在看着一幅拼贴画或超现实主义画作。本雅明的《拱廊计划》使星群更加清晰。他对现代性的解释是对一个看似完整的世界的理性假设的质疑，这个世界实际上是由分裂和混乱主导的。
批判理论改变了关注点：它此时的目标是从个人融入其中的思想沉睡中将他/她唤醒。主体性不再被认为与任何范畴是一致的，也不再被认为能够被任何范畴加以界定。比如，在《本真的行话》（1964年）中，阿多诺强调，甚至存在主义现象学也致使经验标准化，而本体论意义上的结构化直觉——尤其是那种与濒死和死亡有关的直觉——以个体化代替了个体性。将经验从批判思考中分离出去为意识形态创造了空间，也削弱了抵抗阿多诺所谓的“虚假条件的本体论”的能力。本雅明和阿多诺对体系、逻辑和叙事的抨击是有代价的：它摧毁了形成道德和政治判断标准的能力，因而使批判理论有可能陷入相对主义。
在《现代性的哲学话语》（1987年）中，于尔根·哈贝马斯试图解决这些哲学问题。他质疑对于自由浮动的反抗的主体性的强调，坚持认为任何真正的社会批判理论都需要明确的基础。最好依靠语言的结构——或交往行为——为相互性、反思和普遍性奠定基础。但这种形式的批判为拥护既定体制的哲学形式提供了过多的理由。它依然停留在分析性的问题中——这种观点仍然被它应该反对的东西所界定。
马克斯·韦伯是在总体上对批判理论，尤其是对法兰克福学派影响最大的学者之一。他从未撰写过一部充分阐述他的方法的著作，关于其特征的讨论仍在继续。美学和哲学迷恋在我们所谓的后形而上学时代塑造了批判理论，而韦伯对于以形而上学对待实际问题的合理的怀疑成为对这些迷恋的有益纠正。
事实上，据说韦伯在晚年说道：“方法是所有问题中最为无效的……任何事情都不是单靠方法就能实现的。”他是正确的。
法兰克福学派最初自认为表达了注入批判性思维、一种具有想象能力的新形式的唯物主义形式，以及反抗日渐官僚化的世界的前景。但越来越不清楚的是，它的思辨性研究想要满足的实际目标是什么。对于反抗的理解日益模糊。似乎实际的利益冲突、真正的权力失衡在由异化和物化界定的总体中正在烟消云散。
第三章 异化和物化
1932年，思想界发生了一件非同寻常的大事。这一年，卡尔·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终得出版，与之相伴的是研究所《社会研究杂志》上赫伯特·马尔库塞的一篇出色的评论。这部作品集由莫斯科马克思——恩格斯研究所所长大卫·梁赞诺夫从所里夹带出来，鉴于当时的政治气候，他显然是冒着生命危险。这些手稿，连同青年马克思的其他著作，很快就获得了国际声誉。它们在整体上证明了西方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