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德里达 [0]
Derrida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nglish in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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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and English edition copyright © 2019 by Yilin Press, Lt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10-2013-27 号
版权信息
书 名 德里达
作 者 （英）西蒙·格伦迪宁（Simon Glendinning）
译 者 李永毅
责任编辑 何本国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ISBN 9787544776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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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CONTENTS
序言
致谢
第一章 德里达的照片
第二章 对德里达的误估和低估
第三章 解读逻各斯中心主义的遗产
第四章 转向书写
第五章 延异
第六章 可复现性
第七章 政治与正义
第八章 人与动物
第九章 从头再来
注释
序言
杜小真
任何哲学都是对哲学史的解释，对其矛盾的解释，是通过哲学行为的超历史意义对其统一可能性的证明。
——保罗·利科[1]
有幸得到译林出版社何本国先生惠寄的李永毅教授移译的《德里达》书稿。这部英国学者“书写”的研究法国著名哲学家、解构大师德里达的力作，让我这个从事法国哲学教学、研究多年的中国教师感到亲切，有话要说。
首先想说的是，书稿封面上作者西蒙·格伦迪宁（Simon Glendinning）的名字让我感到亲切，也由衷地对之怀有敬意。因为曾经读过当时社科院江怡教授的一篇《当代西方分析哲学与现象学对话的现实性分析》[2]的文章。江教授在文中谈到，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哲学发生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被视作截然不同、长期以来存在巨大鸿沟的分析哲学和“欧陆”哲学之间开始出现某种形式的对话和交流。江教授在文中就提到了属于“开明哲学家”之列的里丁大学哲学教授西蒙·格伦迪宁，提到了他的（许多中国同行都感兴趣的）《为他人的存在——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德里达》（1998）一书。如果说，上世纪末期西蒙·格伦迪宁等英美学者的“变革”突破了单纯哲学的概念术语的讨论、开始重视相关思想和哲学问题及其思考这些问题的方式，那么，西蒙·格伦迪宁2011年出版的这部《德里达》和之前的《德里达的遗产：文学与哲学》（2008），则把这种变革推向更高、更深入的层次。这本书为如何读懂并且理解德里达——这个有人敬爱，有人唾骂、仇恨、丑化的当代伟大的哲学家——的“文本”，提供了一条可靠的途径。应该说这部篇幅不大、文字平实的研究著作，其内涵的深意已超出了德里达及其思想本身。
2004年10月18日的法国巴黎《星期日报》刊登了“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德里达”逝世的消息，这篇短文最后提出一个问题：“……德里达的哲学风靡世界，处处被解释，但是（他的思想）真的被理解了吗？”这真是问到了要害之处。这个问题更应该针对那些对德里达的文本“深感不安”的敌对者和“误估”、“低估”德里达学术地位的圈内的“仇恨者”。其实，理解或评论一个学者及其思想，最可靠的依据就是他的作品，德里达曾经呼吁：“要理解我吗？请读我的书吧！”西蒙·格伦迪宁的这部著作极力张扬的就是德里达文本的重要性，也是依据文本理解——并引导读者一起理解——德里达及其思想的典范之作。作者准确地理解并践行德里达的“文本”观念。他强调从“德里达文本”出发，就是告诫读者不要将“作者的地位过于简单地理解为某篇文本、某场运动、某个历史性结构的创造之源”。也就是说，文本并非简单地等同于文字，它的内涵要丰富、深刻得多。作者和法国当代著名哲学家、德里达的挚友保罗·利科（Paul Ricoeur）同样认为“（德里达）敢于颠覆表面的话语直至解构话语没有说出的前提……打开了阅读我们文化的文本的全新道路”[3]。文本的重要和优先地位，是德里达整个思想脉络和解构思想的根基，也是我们理解他的解构思想核心，即“书写”理论的最可靠的依据。
西蒙·格伦迪宁教授认为，那些对德里达怀有敌意、对德里达及其思想“误估和低估”的学者,大多也是因为缺失了对德里达“文本”的正确理解。诚然，这其中对“欧陆哲学的偏见”起了很大作用，但格伦迪宁教授说得对：诸如“剑桥事件”一类的不公正的判决和诋毁，背后的事实竟是没有真正读过德里达“文本”，甚至“未曾从他的著作中援引只言片语”，缺失“文本”的分析，结果造成带有主观意向的偏见，并以此在德里达的概念意义强加上远离其“初心”的解释和评论。其实这是不懂得“德里达文本的雄心是给哲学一个未来，但这个未来绝非哲学通常为自己设计的那个未来”。格伦迪宁教授不但深深意会这个雄心，而且向这个“最终目的”努力前行，他“勇敢”承认自己就是所谓“青年时代乃至后半生被德里达‘腐蚀’的那些人中间的一员”，他公开宣称“与他为伍是一件光荣的事”。他把“剑桥现象”视作类似“民主制雅典的法庭以腐蚀青年、不敬传统神祇的罪名对苏格拉底审判定罪”时的普遍心态。格伦迪宁教授的思考让我们想到，理解和评价一位学者的首要步骤是阅读他的“文本”。德里达的文本是“存在之客栈”，“不是一个原子，而是一个好客的节点”。文本不是语音的记录，也不是静止不动的文字集合，而是脱离语言系统、阅读工作不能超越、真实生活铭写在其中的东西。[4]
格伦迪宁教授关于“继承”的问题的见解和分析也让我感到亲切。他深切领会到“德里达文本”之所以大大激怒那些自以为是哲学学科“合法继承者”的“不满者”和“批判者”，根本原因是德里达背叛了传统逻格斯中心论的“文本”的“现成在场”，即背叛了所谓的“永恒真理”和“木已成舟”的结论。其实，“哲学并非只有一位合法继承者”，继承的行为“永远不能被化约为被动接受某种现成可用的东西（某种让我们强烈感觉到的、预先给定的东西）”。正如书中译注所示，“德里达强调了传统的多样性和异质性，因此继承必然意味着选择……这个决定也是属于我们个人的，因此继承也必然意味着责任”（正文第19页译注②）。格伦迪宁教授有关继承的述评，非常接近法国当代一些哲学家的思考。比如法国哲学家布鲁斯·贝古（Bruce Bégout）在谈到利科与现象学的关系时就称他为现象学的“变异继承者”[5]。利科本人也说过：“现象学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胡塞尔各种变异的历史。”[6]
另外一位学者在分析列维纳斯和梅洛庞蒂在法国现象学运动中的贡献时指出，两位哲学大家都在自己的著作中同时体现了对胡塞尔的忠实（继承）和断裂（变异）。[7]这并没有取消他们的现象学起源，但如德里达所说，从解读一开始，就偏离了“起源”。这不也是德里达解构思想所希望的吗？德里达是在解读西方逻格斯中心主义的遗产，“‘以特定的方式’栖居在哲学传统内部……以求阐明它内部那些将它带往另一个方向、给它一个未来的运动”。换言之，继承一种传统思想，一方面意味着接受其学说，而同时从一开始就划出了与之的界限，就开始阅读这个世界，并渐进深入地改变这个世界的意义，让这个世界说出它不愿说出的东西。这看起来是偏离了传统，但从某种意义上说，可能正是对一种传统过于忠实，才会产生看似完全“不忠实”的结果。对“理性”召唤的“忠实”的服从，对某种精神传统、经典文本的“忠实”继承，不应该是对理性顶礼膜拜、不容对其“权威”提出任何问题和质疑，否则就是十恶不赦的“异端背叛”……针对这样的“忠实”继承，德里达主张的是以问题回应理性的召唤，力图透彻理解理性的召唤。德里达实施的是变异的继承，与列维纳斯和梅洛庞蒂一样，他是西方理性思想传统真正的“忠实继承人”，也是真正的“捍卫者”。
可以说，格伦迪宁教授正是遵循德里达的解构方向向我们分析和述说德里达。所以他的解读不但对于澄清偏见、误读，对于领悟德里达别具一格的“书写”“解构”“起源”“延异”“播撒”等诸多哲学概念的真实涵义是值得一读的导论文本，更重要的是他同时成为传承德里达承继的西方人文精神传统的文本解读者。格伦迪宁教授的解读还让我们深深领会到德里达这位“忠实的”不忠实继承者内藏的无限魅力，那就是发自心灵的对精神传统、对世界、对他人、对个体的挚爱。
我常常记起德里达2001年来中国讲学期间，曾多次对有关“后现代”的提问做出这样的回应：“不，我不属于后现代派！因为我相信启蒙理性！”非常遗憾，很多人没有注意到这个根本。早在多年前，德里达在解释他的解构思想时就说过：“（解构）这是结构主义的行动，同时又是反结构主义的……它不能归于方法（还原），也不是分析，超越了批评观念和决定范围，这也是为什么解构不是否定的原因。我认为，它永远伴随着肯定的要求，我甚至说，它从来不会在没有爱的情况下进行。”[8]这哪里是什么“虚无主义”，哪里是什么“绝对否定”？
我想说，格伦迪宁教授为传承德里达思想精神“书写”的典范之作，李永毅教授用流畅、传神的译笔完成了这部中译本，我喜爱并认真阅读它，大概都是出自对这种“爱”的憧憬？希望更多的读者能够读到这本书，体会这种“爱”，并且传承这种“爱”。也是为着这种“爱”，我写下以上文字，算不上是“序”，只是出自真心的感想而已。
致杰弗里和诸位安琪儿
致谢
若没有伦敦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