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德国文学 [1]
第一章 资产阶级和官僚：历史概览
德国文学，从狭义上说，是神圣罗马帝国各诸侯国（尤其是路德宗诸侯国）及其19世纪的后继王国的文学。这些王国后来被俾斯麦纳入他的德意志第二帝国，在经历了魏玛共和国的短暂过渡之后，构成了希特勒第三帝国的核心。奥地利虽然也曾是神圣罗马帝国的一部分，却可以从该历史中排除，因为俾斯麦联合匈牙利和奥地利在多瑙河流域非帝国领土的地区一起排除了它。尽管普鲁士公国，即后来的普鲁士王国（如今它被波兰、波罗的海国家和俄罗斯瓜分）从来不属于帝国，但它是勃兰登堡选帝侯的外部权力基础，就好比奥地利的多瑙河腹地。勃兰登堡—普鲁士除了在哲学领域外，直到19世纪之前都对德国文学贡献甚微，但普鲁士因其在德国政治定义方面的关键作用必须被纳入本历史。
神职人员和大学
路德宗意义非凡。16世纪早期的宗教改革标志着本书所限定的德国文学概念的起点。原因不仅是宗教改革接下来相对较快地（而且无疑并非偶然地）带来了语言学上的变化，造就了德语语言的现代形式，促成了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使得在整个可能有德语书籍传播的地区拥有一种标准的书面语言变得可取且可行。保卫基督教信仰的责任从皇帝转移到地方诸侯，宗教改革使设想一个德国的（新教）文化身份成为可能，它可以完全脱离帝国运行，在政治上摆脱罗马的过去，正如在宗教上摆脱罗马的现在。不仅如此，宗教改革还开启了独立的新教国家即使在德语世界内部也要朝向文化和政治自给自足的目标行进的旅程。尤其这些国家的神职人员是当时最大的一个受过专业教育、能读会写的阶层，是文化价值和文化记忆的载体，他们被各自的国家和历史时代的界线与同伴们（包括新教的信徒们）隔开。他们只能在别的地方、别的时间有保留地奉行基督徒的信仰，而在实际事务中，他们不得不直接或间接地把自己的升迁发迹寄望于地方君主。他们负责提供或监管初级教育及其他慈善活动，例如担负起照顾孤儿之类在天主教国家仍然属于相对独立的宗教修会或地方修道院的职责，因此新教的牧师们事实上往往是国家公共服务的一个执行分支。
因为德国政治和经济发展的一个特征，新教诸侯国内圣职者的工具化对德国的文学和哲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城镇，主要是帝国自由城市，在中世纪晚期是德国社会中最具活力的元素（商业、工业和金融业的中心，也是富于创造性的市民阶层文化的中心，特别是在造型艺术方面），却在宗教改革之后的百年里走向衰落，未能适应欧洲从陆地向海外贸易的转变，未能把握航海国家的新意义。1618至1648年的三十年战争这场毁灭性的德国宗教内战，决定了城镇的命运。战后，只有国家权力才能募集重建的必需资本，除了寥寥无几的特例，伟大的自由城市退变成了纯粹的“家乡”。相应地，以农业为经济主体、农村人口可能被迫从事军事服务的诸侯领地则逐渐赢得相关的权力和影响力。资产阶级的政治反抗于16世纪在荷兰、17世纪在英国都取得了重大胜利，但在法国，由于年轻的路易十四对投石党运动的镇压而转入地下，而在德国，想都别想。帝国变成一个越来越专制的君主联盟，在文化和政治事务上都把太阳王[1]治下的法国视为自己的榜样。宫廷艺术，如建筑和歌剧，在全力赞颂和愉悦君主及其随从方面做得很好，然而印刷书籍主要是学术书籍（通常使用拉丁语），或者，如果其目的是为了更广泛地流通于沮丧的中间阶层的圈子，这些书要么讲的是缺乏社会或政治意义的琐碎幻想，要么是颂扬对宗教的虔诚和对个人命运的知足常乐。尽管现状如此，但仍有一类机构对中间阶层意义重大，自17世纪中期起在德国比在欧洲其他任何地方都发展得更好，那就是大学。在那个时代，英国勉强有两所大学，而人口只是英国四五倍的德国却坐拥约40所大学。大学很晚才在德国的土地上建成，德语区第一所大学于1348年建成于布拉格，但是在后宗教改革时代的世界它有着全新的意义。专制的诸侯国野心勃勃地想要控制一切，需要官员将国家意志带入每一寸领地，这些人直到18世纪晚期都主要来自大学培养的神职人员。大学也教授诸如财政和农业之类的实用科目，在德国进行得比在英国早得多，不过总是基于国家管理的目的。富有的专业人员的后代有实力研读法律和医学，并依靠他们的家庭关系获得执照，然而对一个家境贫寒的有为青年来说，最大的、受到最慷慨捐赠的神学专业提供了社会攀升和未来发展的最好前景。
18世纪的危机
18世纪的德国是一个停滞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大权主要集中在国家手中，精神生活最初由国家教会掌控。私人的企业、物资或文化几乎没有立足之地。然而，这个社会却经历了一场文学和哲学的大爆炸，其影响延续至今。正是压缩本身增大了锅炉的压力。在英国和法国存在举足轻重的中产阶级，他们拥有私有财产，是名副其实的资产阶级，能够在贸易、工业、移民和帝国，并最终在政治革命和改革中为自己的资本和能量找到出口。相应的阶级在德国所占的比例要小得多，且远在小城小镇，在那里阶级成员们只能参与地方上的重要政治和经济活动。在德国，人员充足的是国家官僚阶级成员（以及新教的牧师，他们是国家官僚的另一个名字），他们接近政治权力，常常是它的行政臂膀，但他们不能凭自己的权利运用它，只能羡慕地观望英国、荷兰、瑞士或1789年之后的法国官员的成就：“他们去行动，而我们把他们的故事翻译成德语，”其中一人写道。德国这种独特的中产阶级能量的唯一出口是书籍。若按人口平均，18世纪德国的作家比欧洲其他任何地方都要多。全体人口中，约每5000人里就有一个人是作家。德国最早的一批产业资本家就是出版商，1800年之前只有这些私营企业家在为一个巨大的市场大量生产。18世纪中叶，德国的官僚阶级步入危机。七年战争（1756—1763）确立了普鲁士在帝国中作为主导性的新教势力的地位，它在欧洲大陆与天主教的奥地利相抗衡。此时的世界舞台上，普鲁士的盟友英国也在与天主教的对手法国争夺殖民地的角逐中取得了相似的胜利。不过，在这个时刻—至少从德国的角度来看—英国和德国的新教似乎已经显示了在各方面超过欧洲南部天主教的优势，文化联盟的宗教中心开始向一个内部的敌人低头。以启蒙运动为名，主要起源于英国的对基督教的自然神论和历史决定论的批判让德国受过神学教育的精英们开始与他们父辈的信仰分离。由于没有多少私人部门为前神职人员提供就业选择，并且由于对国家教会的忠诚差不多是对国家本身的忠诚的试金石，所以良心的危机也是生存的危机。寻求出路的斗争是一个精神问题，有时也关乎个人的生存和死亡。在德国的国家压力容器内，两代人前所未有的精神努力和痛苦催生了现代文化的一些最鲜明的特征，这段现代文化的发展在别的国家耗费了更漫长的时间。
有两条道路能走出危机，其中一条明显比另一条安全得多。第一条路是改造德国最别具一格的国家机构—大学，使之满足新的需求。通过创建新学科或拓展此前较狭隘的课程选择，学术生活以内或以外的新的职业道路向那些虽有学术抱负却厌恶神学的人敞开。德国在18世纪至19世纪早期崭新的或新近变得重要的大学学科，如古典文献学、近代历史、语言和文学、艺术史、自然科学、教育学，以及可能是影响最为深远的唯心主义哲学上建立了卓越地位，有些还保持到了今天。第二条路则是更危险的一条路，前神学家可以转向私营企业和商业活动中较容易进入的一个领域：图书市场。据计算，即使排除了哲学家，1676至1804年间出生、用德语写作的120位主要的文学人物要么曾学习过神学，要么是新教牧师的孩子。但是，在文学的诱惑背后隐藏着一个陷阱。为了赚钱，书籍必须在中产阶级的圈子中广泛传播，在专业人士、商人，以及他们的妻子和女儿手中传阅，而不仅限于官僚。可是这些人是被专制主义德国的政治基本法排除在权力和影响力以外的阶层。因此，要面向广大的读者群写一些为人熟悉且重要的东西，同时还要再现影响德国生活的真正力量是不可能的。成功的代价是平庸和弄虚作假；如果你认真地致力于真正的问题，你会变得刁钻，而且一辈子贫穷。18世纪德国文学的复兴很大程度上是一次借助世俗化来克服这一困境的尝试。特别是在早期，新教盟友英国的例子似乎提供了答案，人们日益期待在德国也出现和英国的现实主义小说对等的文学，同时具备真实度和流行性。然而德国并无和英国同等的自信和大规模自治的中产阶级资本家，无法在此基础上模仿它的文学。政治和经济的起点不同，德国必须找到自己的道路。
在德国，政治权力和文化影响力集中在专制统治者及其最亲近的随从手里，他们被笼统地称为“宫廷”。权力中心和社会上的其他人（特别是组成读者群体的人）之间的联系是由国家官员建立的。因此，官僚阶层—隶属于它的人、为了它而受教育的人，以及试图进入它的人—促成了德国民族文学的发展。在物质方面，一份国家薪水，无论是神职人员的、教授的，还是执政官员的，或只是一份由君主发放的个人津贴，使得文学生涯（哪怕是兼职）至少成为可能，而无须拼命追求更高收入。在才智方面，作家接近权力和国家机构，这意味着，他们即使站在旁观者的角度，借助文学这个象征性媒介提出的问题仍是国民生活和身份的中心问题。最准确地反映了官僚阶层中暧昧的生活现实，且在临近世纪末时达到完美顶点（后来被公认为“古典主义”）的大众文学体裁，是诗意的戏剧。此类戏剧虽然可以演出，也确实演出了，却以书籍的形式被广泛传播和欣赏。戏剧形式反映了王侯宫廷的政治和文化优势，德国的众多剧院中没有哪家是纯粹的商业机构，每一家都需要某种国家补贴，甚至在革命时期，大多数剧院仍在履行它们原本的和主要的职能：娱乐统治者。不过，此类戏剧作为书籍来流通，在德国的地位和小说在英国的地位相当，既真实又获得了商业成功，从中折射出了中产阶级的愿望：建立以市场为基础的自己的文化。这些戏剧主题的哲学（如果不是明确的神学）方面的要旨反映了路德宗的世俗化。不管是国家剧院的剧作家还是国立大学的教授，都为描述个人和社会的存在提供了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