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大萧条与罗斯福新政 [0]
Copyright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The Great Depression and the New Deal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nglish in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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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10-2011-716号
书 名 大萧条与罗斯福新政
作 者 【美】埃里克·劳赫威
译 者 陶郁 黄观宇
责任编辑 何本国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ISBN 978-7-5447-72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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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CONTENTS
序言
致谢
引言
第一章 负债的世界
第二章 胡佛那几年
第三章 萧条的美国
第四章 复胀和复苏
第五章 管理工农业
第六章 制衡性力量
第七章 开始的结束
结语 本土与海外的新美国模式
大萧条与罗斯福新政时期的主要联邦法案
注释
序言
时殷弘
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历史学教授埃里克·劳赫威所著《大萧条与罗斯福新政》是一部简洁扼要、饶有洞察和甚为可读的杰作，首先是在这些可赞的秉性意义上的杰作。现在，因其优秀素质和高尚品味而在国内享有盛名的译林出版社出版该书中译本，确实是丰富中国读者的现代美国史和现代世界史认知的可赞之举。
本书作者劳赫威教授成就颇丰，另有《诸国中的蒙福者：世界如何造就了美国》《刺杀麦金利：西奥多·罗斯福的美国是如何形成的》等著作。在本书内，他呈现了美国现代史上一大创举——罗斯福新政——的主要成功及失败之处，力图解释为何新政的某些计划会成功而另一些却未能如此。在书末，他甚至还描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罗斯福政府如何试图将新政的一些根本取向和相关战略推向全球舞台。
在译林出版社编辑盛情邀我撰写的这篇序内，我不想评论主要作为国内政策和政策实施体系的罗斯福新政本身，也不想较详细地评论劳赫威教授的相关论说，因为这些毕竟多少超出我作为国际关系史、国际政治和战略研究学者的主要专业能力。在此，我只想集中谈论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我心目中与亚伯拉罕·林肯总统类似的一大英雄——作为伟大的政治领导和国务家的一大根本才能，即长于信赖、鼓舞和引导本国人民。近二十年前，一位美国历史学家多里斯·吉恩斯·戈德温曾恰当地指出：“对他的领导力来说，没有任何因素比他对……美国人民的信赖更重要。”不仅如此，他的与民众频繁沟通、由此鼓励和引导民众的杰出才能到头来导致了一项非常紧要的政治和战略资源，那据戈德温所言就是“没有任何别的总统那么彻底地占据了美国人民的想象力……罗斯福引人注目地能将他的内在力量传输给他人，使得……男男女女‘开始感觉到它，参与它，为它欣喜——并且以他们自己的信心十倍地报答它’”。用罗斯福总统自己的更简洁的话说，“如果你正确地对待人民，他们就会正确地对待你……十有八九会如此”。
正确地对待人民包括教育和引导人民。这是个复杂的问题，然而在历史上有个很好的榜样——富兰克林·罗斯福，当然还有他前面的林肯。什么样的榜样？首先是一定要听公众舆论，一定要尊重公众舆论，即使有时政治领导知道某种公众舆论不对，但还须至少暂时地跟着做。为什么？为人民劳作和奋斗与教育和引导人民本质上并行不悖，而教育和引导就须有正确的教育和引导方式。如果老是拒绝人民间或的不合理情绪和要求，就解决不了问题。需要先让人民信任政治领导，政治领导才可以由此获得最重要的政治“资本”，或曰公众信任，从而可以在一些关键的问题上、在人民不正确的时候，有这“资本”去引导和教育人民，使他们支持正确的国务方针。国家政治领导是国家利益的受托者和首要负责者，而不是“大众激情”的单纯呼应者；而且，政治伦理从根本上说是从政治后果（就民族国家共同体的总体利益而言的政治后果）估量出发，不等同于普通的情感。政治领导对人民的正确呼应和引导既取决于政治才能，也取决于战略意识和负责精神。
罗斯福总统最重要的历史性成就不是新政，而是引导美国人民最终加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他1937年10月5日在芝加哥发表著名的“检疫隔离”演说，由此开始了对美国人民在这方面的教育过程。尽管此项初次尝试因为遭到孤立主义势力非常广泛和激烈的指责而全无效果，也尽管他多半由于顾虑这严重的国内制约而对德奥合并和苏台德危机采取了软弱不堪的姑息立场，但他仍然像他私下说的那样，希望终究能使美国人民认识到只顾独善其身的孤立主义只会加剧战争危险。《慕尼黑协定》往后，可以看到罗斯福义无反顾地步步在政治乃至军事上支持与法西斯对抗的国家，同时越来越成功地推动和引导美国舆论朝他希望的方向转变。就这后一方面而言，他的成就在西方民主制国家历史上无疑出类拔萃甚至首屈一指，如前所述表现了大政治家的一种根本才能。罗斯福的最大历史功绩，就在于说服了具有根深蒂固的孤立主义传统和自我安全感的美利坚民族，使之转变为纳粹德国和军国主义日本的一大克星，甚或最大克星。这项伟大成就依凭的——再说一遍——信赖、鼓舞和引导本国人民的政治秉性和才能，我们可以在译林出版社提供的《大萧条与罗斯福新政》中译本内领略再三，得益匪浅。
致谢
我谨对本书引用的所有作者表示感谢。此外，我还要感谢以下诸位与我就本书进行讨论，并对本书提出意见：艾伦·布林克利、格雷格·克拉克、安德鲁·科恩、梅格·雅各布斯、阿里·凯尔曼、戴维·肯尼迪、彼得·林德尔特、艾伦·奥姆斯特德、凯西·奥姆斯特德、斯蒂夫·谢夫林、艾伦·M.泰勒、路易斯·沃伦、2007年春季学期在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选修历史学174B课程的本科生们，以及牛津大学出版社富有责任心的评审专家和工作人员。
引言
1932年，美国经济正处于近代以来的历史最低点，一支由无业退伍老兵组成的大军在首都华盛顿扎寨示威。当时，美国失业率高达约25%。实际上，当时全世界似乎都已陷入了停滞不前的困境。面对上述危机，富兰克林·D.罗斯福接受提名，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誓言自己将“为美国人民推行新政”[1]。仅在罗斯福为接受提名而发表的演说中，新政所包含的要素便涉及增加公共工程数量、维系农产品价格、开拓新型抵押贷款市场、缩短每日和每周的工作时长、监管有价证券、恢复国际贸易、在农村地区植树造林以及撤销禁酒令等多个方面。1933年，罗斯福上任后与国会携手合作，不仅推动上述各个领域的法案悉数通过，还制定了许多其他政策措施。到1930年代末，新政已经拓展至诸多领域，其中包括针对养老、失业和伤残人口的社会保险，流域管理，对工会化进程的支持和存款保险；同时，新政还建立起了强大的联邦储备系统，并实现了一系列政策创新。
新政包含一系列时有矛盾的要素，这使今天的学者们在试图对其进行概括时仍面临着重重挑战。历史学家们通常认同以赛亚·伯林的观点。他于1955年指出，新政堪称一件权衡兼顾的杰作，它能够“使个人自由……与最低限度但又必不可少的组织权威和谐共存”[2]。然而，正如戴维·M.肯尼迪所言，只有当新政在“历史之舟的艉灯映照之下”[3]时，才能呈现出上述轮廓。假如我们在1932年聆听罗斯福许下承诺、在1933年注视国会在他就任总统百日之内推动改革大步向前、在1935年目睹白宫回应来自最高法院和政治反对派的挑战、在1936年听闻罗斯福以为企业利益“做主”的姿态发起竞选活动，那就不难体会到：许多东西在事发当时往往不甚明了，要待十年之后回顾往昔时才会变得显而易见。事实上，的确鲜有证据表明新政措施所最终造就的微妙平衡源于罗斯福或其他任何人的刻意创造；相反，新政之所以能够兼顾各方要求，恰恰在于它的演化总伴随着总统与国会对司法系统、选民及大萧条中不断变化着的世界所做出的持续回应。
在这本对于大萧条和罗斯福新政极其简短的介绍中，我将向读者们提供一些基本观点，以便大家能够初步了解那场深重的危机以及美国为应对危机而采取的立法措施——其中许多法令至今仍影响深远。导致世界在1929年陷入大萧条的原因，恰与那些敏锐的观察家们在此前所作的预言一致。当权者明显错误的判断与行动，导致此后旨在恢复损失的措施几乎完全失败；若非如此，数百万人所经历的漫长痛苦就不会那么强烈。罗斯福和民主党控制的国会在新政时期纠正了上述错误，取得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显著成功。当然，他们自己也犯下了一些错误，而我在本书中也不会对此轻描淡写。尽管新政存在一些问题，绝大多数美国选民在1936年的总统大选中依然要求他们的领袖继续推进政策试验，不愿再回到那条在他们看来已经声名狼藉的老路上去。这种注重实效的试验精神，不仅在美国国内，而且在全世界范围内，成为整整一代人对新美国模式的信仰基础。
如果你怀疑关于新政的故事远非如此简单，如果你坚持认为我在上文中所做出的这些简单表述尚需更多限定条件与具体细节来加以完善，那么请允许我坦承：在这本简短的小书之外，我非常关心新政年代所具有的复杂性，也十分尊重旨在阐明新政复杂性的学术贡献。如果你希望从本书列出的一些基本原则出发、更为全面地了解这段时期，卷尾附有推荐的延伸阅读书目[A1]。但是，本书正文将围绕上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