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全球经济史 [2]
表2显示了一名成年男性在“最低生活开支”状态下的消费模式。他的饮食基于世界各地最便宜的谷物——在欧洲西北部是燕麦，在墨西哥是玉米，在印度北部是小米，在中国沿海地区是水稻等等。这些谷物的数量是选定的，这样的一份饮食每天产生的热量是1，940卡路里。食物之外的开支只限于简单的衣物、少量燃料和蜡烛。大部分开支都用于食物，更确切地说，用于饮食结构中最核心的部分：碳水化合物。
关于生活水平，我们要关注的基本问题是：一名全职体力劳动者能否挣到足够多的钱，来维持一家人的最低生活开支。图3显示了全职收入相比全家人最低生活开支的比率。如今，欧洲各地的生活水平差不多。上一次出现这样的情况还要追溯到公元1世纪。当时的生活水平也很高：体力劳动者的收入大约是家庭最低生活开支的4倍。然而，18世纪欧洲地区开始出现巨大的差异。
表2 维持最低生活开支的物品组合
注：本表基于西欧和北欧地区燕麦粥的数量和营养价值。世界其他地区的最低生活开支使用当地最便宜的谷类食物进行计算，因此确切的数量有所不同。
图3 体力劳动者的收入和最低生活开支的比率
欧洲大陆的生活水平下降，体力劳动者的收入只能购买表2中的物品（或同类产品）。在中世纪，佛罗伦萨的工人能吃上面包，但到了18世纪，他们只能吃玉米糊，这是刚从美洲引入的新物种。
相比之下，阿姆斯特丹和伦敦的体力劳动者的收入依然是最低生活开支的4倍。不过，伦敦的工人在1750年并不是把表2中的燕麦粥吃上4份，而是改善自己的饮食，吃上了白面包、牛肉和啤酒。只有在邻近凯尔特人的地区，当地英国人才吃燕麦。正如约翰逊博士所言，燕麦是“一种谷物，在英格兰通常用于喂马，但在苏格兰却是当地人的食物”。英格兰南部地区的工人收入颇丰，他们买得起18世纪的奢侈品，比如珍本图书、镜子、糖或茶叶。
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一样，各个地区的真实工资也呈现出巨大差异。图4显示了从1300年至今伦敦体力劳动者的真实工资变化以及从1738年至今北京体力劳动者的真实工资变化。1820年，伦敦的真实工资水平已经是最低生活开支的4倍，此后这一比率一路攀升至50倍——这一变化主要发生在1870年之后。
图4 收入和最低生活开支的比率，伦敦和北京
然而，在贫困国家，真实工资依旧只够维持最低生活开支。1990年，世界银行将世界范围内的贫困线划定为1美元/天（此后因为通货膨胀的缘故提高到1.25美元/天）。这一界线的划定依据的是当今落后国家的贫困线水平，它相当于表2所界定的最低生活开支。如果把表2列出的那些物品折算成2010年的价格，则相当于人均1.3美元/天。如今有超过十亿人（占世界人口的15%）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在1500年这一比重远高于现在。19世纪时，北京的体力劳动者就是如此贫困。过去数十年里，虽然中国经济取得了迅猛发展，但劳动者的生活水平也只提高到最低生活开支的6倍1。
现在我们可以回头来看表1列出的1820年的低收入状况。这些数据已经过转换，以1990年的美元价格作为基本单位。在1820年，最低生活开支是1美元/天，或者说，365美元/年。当时，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平均收入为415美元/年，比最低生活开支（这是绝大多数当地人的生活水平）只多出15%。亚洲和东欧的大部分国家有着资本密集型的农耕体系和等级社会，这些地区的平均收入只有500美元/年至700美元/年。大多数人过着最低标准的生活，多余的物品则归属国家、贵族阶层和富裕商人。欧洲西北部地区和美国的年平均收入是最低生活开支的4倍至6倍。正如图3所示，只有在这些地区，工人们的生活才能超过最低标准。这些经济体的产品数量充裕，足以满足贵族和商人阶层的需求。
就社会福祉和经济发展而言，最低生活开支还有其他意义。首先，过着最低标准生活的人身高不高。在哈布斯堡效力的意大利人平均身高从167厘米下降到162厘米，原因就是他们的饮食从面包改成了玉米糊。与之相比，18世纪的英国士兵平均身高达到了172厘米，因为他们有着更好的营养。（如今，美国、英国和意大利男性的平均身高为176厘米至178厘米，而荷兰人则达到了184厘米。）在人们因为缺乏食物而影响发育的同时，他们的预期寿命也缩短了，总体上他们的健康程度出现了衰退。其次，过着最低标准生活的人受教育程度不高。弗雷德里克·伊登爵士调查了18世纪90年代英格兰体力劳动者的收入和消费模式，他提到一位伦敦园丁每周花6便士送两个孩子读书。他们一家人购买小麦面包、肉、啤酒、糖和茶叶，他的收入（37.75英镑/年）大约是最低生活开支（低于10英镑/年）的4倍。如果收入突然减少到最低标准，他们就必须大幅削减开支，两个孩子无疑将被迫退学。高工资水平有助于经济增长，因为高收入有助于人们保持健康，并且有利于普及教育。最后，同时也最为矛盾的是，在劳动者只获得最低生活开支的情况下，国家缺乏经济激励。虽然人们强烈希望每天的工作能带来更高产量，但由于劳动力十分廉价，企业没有动力来发明或采用新的机械设备以提高生产率。最低生活开支是一个贫困陷阱。工业革命是高工资水平的结果，而不仅仅是原因。
第二章 西方的崛起
为什么世界变得越来越不平等？答案涉及两个方面：一方面，诸如地理、制度和文化之类的“根本要素”影响着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历史上的偶然事件”也在起作用。
地理因素十分重要。疟疾阻碍了热带地区的发展，而英国的矿产资源则为工业革命提供了基础。不过，地理因素并不是唯一的解释，因为它的重要性取决于技术和经济条件。事实上，技术进步的目标之一就是减少恶劣的地理条件所产生的负面影响。比如，18世纪时，煤矿和铁矿的位置决定了炼铁高炉的位置。如今，海上运输成本低廉，日本和韩国可以从澳大利亚和巴西购买所需的煤炭和铁矿石。
文化往往被用来解释经济成就。比如，马克斯·韦伯认为，新教思想使北欧人比其他地区的居民更加理性，更努力工作。当韦伯于1905年提出这一设想的时候，他的理论听起来颇有道理，因为当时信奉新教的英国比信奉天主教的意大利更加富裕。不过，现在的情况恰好相反，因此韦伯的理论并不成立。另一种文化论调认为，第三世界的农民之所以贫困，是因为他们坚持传统的耕作方法，没有对经济激励做出反应。不过，事实恰好相反：贫困国家的农民试验了新的农作物和耕作方法，他们合理雇用劳动力，而且在不亏本的情况下，他们愿意使用现代肥料和种子；他们还像富裕国家的农民那样，根据价格变化来调整种植的农作物品种。这些农民之所以贫困，是因为他们以低廉的价格出售农作物，同时也因为他们缺少合适的技术，而不是因为他们不愿意使用。
虽然对于非理性和懒惰的文化解释并不可靠，但某些文化因素确实影响了经济表现。尤其是读写和计算能力的普及，自17世纪以来，已经成为取得经济成功的必要条件（即便不是充分条件）。这些智力技能有助于贸易繁荣和科技进步。大众教育使更多的人掌握了读写和计算能力，对于经济发展而言，大众教育已经成为各国普遍采取的策略。
政治和法律制度的重要性已经成为争论的热点。许多经济学家认为，明确的财产权、低税收和政府的最少干预造就了经济繁荣。独断专行的政府不利于经济增长，因为这将导致高税收、行政管制、腐败和寻租行为——这些因素都将减少生产的积极性。这些观点被用来分析历史现象。有人认为，像西班牙和法国那样的绝对君主制和像历史上的中国、古罗马或阿兹特克那样的帝国压制了经济行为，因为它们禁止国际贸易，并且威胁到个人的财产乃至生命。显然，这些观点是在附和以亚当·斯密为首的18世纪的自由主义者。经济发展获得成功，是代议制政府取代绝对君主制的结果。1568年，荷兰推翻西班牙的统治，成立了共和国。随后荷兰经济取得了快速发展。17世纪早期，在詹姆斯一世和查理一世的统治下，英国经济发展受阻，因为这两位君主无视法律，强行征税和放贷。查理一世试图在不召开议会的情况下维持统治，但未能如愿。随后英国内战爆发。1649年，国王以叛国罪被处决。然而，王政复辟之后，保皇派和议会之间的争端依然持续，最终导致了1688年的光荣革命。在这场革命中，詹姆斯二世逃离英国，议会将王冠交给了威廉和玛丽。随着议会获得最高权力，绝对君主制遭到压制，英国经济开始繁荣。这就是经济学家描述的历史发展。
不过，在经济学家强调英国制度优越性的同时，历史学家一直在研究绝对君主制和东方的专制统治是如何起到积极作用的。他们通常认为，绝对君主制和专制统治有利于维持和平、有秩序和运作良好的政府。于是贸易开始繁荣，区域性的专业化程度提高，城市开始扩张。随着各个地区变得日益专业化，国家收入开始增长，这一过程被称为“斯密式增长”。经济繁荣面临的最大威胁是蛮族的入侵。吸引入侵者的，是这些文明所生产的财富，而不是皇帝的横征暴敛或过多干预。
第一次全球化
制度、文化和地理因素总是藏身幕后，而技术进步、全球化和经济政策则是造成不均衡发展的直接原因。工业革命本身就是全球化第一个阶段的结果。15世纪晚期，哥伦布、麦哲伦和其他伟大探险家的航行开启了全球化的进程。因此，巨大的发展差异始于第一次全球化。
全球化需要能远赴重洋的船只。欧洲人直到15世纪才有了这样的船。这些新发明的“全帆装”船有三根桅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