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中国文学 [15]
大陆当代最优秀的许多作品也继承了中国的人文主义传统，包括余华（1960-）的《活着》（1992）和《许三观卖血记》（1995）。
追寻进步
《呐喊》（1923）自序中曾提到“熟睡者”，鲁迅不知道是否应该唤醒他们。他把中国比作“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担心大喊反而会使醒来的人徒受折磨。然而朋友反驳说，醒来的人或许能够毁坏铁屋子，于是鲁迅的想法改变了：“是的，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
相信人所主导的进步，这种思想已经远离了传统的天道循环和天意的观念。革命者之所以努力改变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是因为他们相信，这些制度和命运不同，是能够改变的。鲁迅、茅盾（1896-1981）和其他作家决心让世人明白，不公和苦难的制造者是掌权的人，而不是天命。他们在1930年成立了左翼作家联盟。
茅盾的名字（笔名，和“矛盾”谐音）表明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他的小说也见证了阻碍中国经济发展的结构性矛盾。在《春蚕》（1932）里，诚实厚道的老通宝一家精心养蚕，结出许多茧，却因为他们的迷信禁忌而看不到这个市场的破产。在茅盾具有自然主义特色的《子夜》（1933）中，一位开丝厂的老板吴荪甫在一连串的挫折中认识到，民族资本是无法对抗外国的经济帝国主义的。因为描绘社会经济状况的残酷重压为民族革命提供了理由，左翼作家都支持这样的现实主义小说和戏剧。现实主义的重要性在《中国新文学大系》（1935）中得到了印证，当抗日战争（1937-1945）、国共内战和共产党的文化政策限制了其他资料的数量时，这部选集的影响力不断扩大。
文学应当服从于进步政治，这是共产党领袖毛泽东（1893-1976）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中提出的要求。毛泽东决心让中国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锋，他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让土地改革、阶级斗争和大规模动员农民成为他执政三十年的主要支撑。他相信人民的集体意志能够改变中国的物质基础，认为思想改造是实现共产主义所需的“革命精神”的关键。为此目的，共产党统一管理全国的出版事业，并通过1953年成立的中国作家协会来管理作家。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1949）到文化大革命（1966-1976）发动的“十七年”间，以集体化纲领为蓝本的小说几乎成了指导干部们的手册。1951年斯大林奖章获得者丁玲（1904-1986）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1948）就反映了她在土改中的真实经历，作品形象生动，对土改中的激烈报复也有令人不安的描绘。
毛泽东时代的历史小说始终体现了进步的愿景，其中一些作品现在仍然很受欢迎，尤其是杨沫（1915-1995）的《青春之歌》（1958），它已经被译成二十种语言，售出五百多万本。这部成长小说以20世纪30年代为背景，讲述了女主人公林道静从忧郁的知识分子到坚定革命者的转变过程。在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之后，她接受了社会主义：“从这里，她看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前途；从这里，她看见了真理的光芒和她个人所应走的道路。”
为社会主义进步呐喊的作品把乐观当作一种义务。茹志鹃（1925-1998）的《春暖时节》描绘了一位年轻母亲静兰从消极到积极的转变，代表了这类激情燃烧的作品。为了给妻子的单位设计一件关键的工具，已生隔膜的夫妇又变得团结起来，这个故事彰显了个人前途和集体前途在利益上的一致性。被称为“革命样板戏”的京剧和芭蕾舞剧更热烈地歌颂了自我牺牲的工人、士兵和农民，浩然（1932-2008）的多卷本小说《艳阳天》（1964-1965）和《金光大道》（1972-1974）等反映集体化的小说也是如此。这些作品忽略了毛泽东纲领的负面遗产，例如饥荒和大炼钢铁对环境的破坏，而突出了革命历史的憧憬，这与党的政策和毛泽东日益上升的偶像地位是一致的。
在毛泽东逝世后，许多作家都支持农业、工业、科技和国防的“四个现代化”。与毛泽东晚年加强农村力量的努力不同，共产党的改革派领袖邓小平（1904-1997）更强调工业化和城市化。“改革文学”探讨了现代化需要付出的个人代价，例如张洁（1937-）的心理小说《沉重的翅膀》（1981）讲述了尽忠职守的父母和力求实现个人价值的青年的故事。 [4]张洁也是最早重新拾起爱情题材的作家之一，这在毛泽东时代是一个禁忌的话题。在有争议的小说《爱，是不能忘记的》（1979）里，作为叙述者的女儿对婚姻的思考构成了她阅读亡母日记的框架。母亲对一位有妇之夫的无果之爱引发了她对婚姻的五种定义：“商品交换”、社会义务、繁殖手段，但也可能是爱情关系和自由选择。小说在两方面激起了热烈的讨论：一是面对社会文化所强加的婚姻时，婚外恋是否合乎伦理；二是允许年轻人推迟结婚、寻找真爱是否标志着社会主义的进步。
在修订的宪法（1982）将国家工作重点从阶级斗争转到经济发展之后，思想领域的气氛变得宽松，另外一些激烈的文化论争和文学实验也随即出现。虽然仍定位为“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已经实行鼓励私人企业的市场化改革，向外国文学、科技和资本敞开大门，并且创造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崛起进程。文学追踪了这个让人晕眩、冲劲十足的发展过程。无论是新现实主义作品、先锋派作品，还是日渐增加的报告文学，都对崛起的消费主义、大规模的城市化、环境恶化以及中国危殆的“人文精神”深表担忧。
中国的发展也促使娱乐文化迅速繁荣起来，其中一些作品体现了中国对技术优势和文化“软实力”的追求。自从叶永烈（1940-）的《小灵通漫游未来》（1978）售出三百多万册以来，中国已经成为科幻小说的领头羊，《科幻世界》是当今全球发行量最大的科幻杂志。许多现实主义文学作品也支持进步的社会愿景。至少从陆天明（1943-）的《苍天在上》（1995）以来，反腐流行小说已成趋势，并塑造了人们对共产党改革的理解。互联网文学或许也让人们对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发展产生了更高的期望。
追寻记忆
在毛泽东逝世、“四人帮”倒台（1976）之后的政治解冻期，勇敢的作家开始反思反右运动（1957）和“文革”的创伤。甚至在官方放松思想管制之前，卢新华（1954-）的《伤痕》（1978）和其他“伤痕文学”作品已经见证了长期被压抑的痛苦和悲悯。张洁《忏悔》（1979）中的主人公因为被开除党籍而失去了勇气，不许儿子参加一个群众悼念活动（其实是对“文革”的隐晦抗议）。当精神完全崩溃的儿子因病去世，他虽然恢复了党籍，仍没觉得安慰：“他甚至没有做到最起码的这件事：把对真理的信仰、对生活的信念、为事业而献身的精神传播给他那至亲至爱的儿子。”负罪感同样折磨着戴厚英（1938-1996）《人啊, 人！》（1980，英译本标题为“墙石”，Stones of the Wall）里的主人公。
在这部小说中，多重叙述视角和生动的闪回片段表现了记忆和历史理解的碎片化特性。但是当1957年被他出卖的同学今天反过来安慰他时，两段历史的和解打开了宽恕与新生活的大门。
接踵伤痕文学的其他见证文学样式包括“新现实主义”（与“革命现实主义”有显著区别）、“反思文学”和“大墙文学”［因从维熙（1933）的《大墙下的红玉兰》（1979）而得名］。从维熙笔下的主人公葛翎尽管在军队里忠心服役几十年，却因为日记本里有几行批评神化毛泽东的文字，就被草率地判处终身监禁劳改。然而和许多大墙文学作品一样，监狱生活对葛翎来说也是一种净化体验，苦难反而坚定了他对党和共产主义的信仰。虽然他为了给敬爱的周总理编花环，爬上梯子去摘玉兰花，结果被农场政委枪杀，但小说结尾却有一个“亮尾巴”：一位老战友怀揣着染了葛翎鲜血的玉兰去北京告状了。张贤亮（1936-[5] ）的半自传小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1985）对劳改营生活的描绘更令人震惊，在这部作品里，阳痿成了政治镇压的标志性征候。
在毛泽东时代的文学管制下，现代主义作品销声匿迹了近四十年，此时也重新浮出水面，以隐晦的方式对抗民族的集体历史创伤。受到闻一多等20年代诗人的启发，年轻作家们借助“朦胧诗派”重启了象征主义传统 [6] ，而“寻根”小说则深入探究文化和传统的历史遗产，尽管这些遗产有时造成了灾难。这些作品和其他先锋作品一起，不仅向前看、向外看，也向后看、向内看，借以挑战官方的现代化宣传。在许多这类作品中，历史决定论的色彩很重，但它们描写的经常是堕落，而不是进步。
在卡夫卡和福克纳的现代主义以及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魔幻现实主义”影响下，莫言（1955-）的《红高粱家族》（1987）讲述了五个彼此交叉（但也时常不一致）的故事。叙述者在这部写于1985年的作品中想象了自己的祖父母在1939年日本人野蛮侵占村子时的经历。和《红高粱》一样，苏童（1963-）的《我的帝王生涯》（1992）也以强烈意象和暴力渲染见长。这个故事发生在未指明的遥远过去，但切掉小妾舌头的行为或许会让读者联想起“文革”的“批斗会”，红卫兵也曾切掉受害者的舌头，不许他们呼喊“毛主席万岁”的口号。
姜戎（1946-）的畅销小说《狼图腾》（2004）呼应了20世纪80年代寻根文学对自然遭受破坏、少数民族濒临消失的忧虑，也促使读者关注内蒙古脆弱草原逐渐毁灭的可能。这部小说取材于作者的亲身经历（“文革”中他曾作为一千二百万城市知青的一员接受农民的再教育），讲述了一个“下放”青年的故事，他对游牧的蒙古民族日益尊重，也越发珍视狼所象征的生态平衡。
追寻记忆（包括探讨怀旧情绪的力量和危险）也是台湾小说的核心主题，尤其是在白先勇（1937-）优雅的短篇小说集《台北人》（1971）等现代主义作品中。在《永远的尹雪艳》（1965）中，白先勇描绘了上海籍外来客构成的上流社会，在看似令人羡慕的体面生活下面，可以瞥见道德堕落的凄凉场景。灯光、色彩、香气等愉悦感官的细节将美丽的女主人笼罩在神秘的氛围里，然而重回过去的幻想最终毁掉了她的恋慕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