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莱辛自传：影中漫步 [6]
生的战争难民。她是维也纳人，一个共产主义者，是一群从苏联或者其他地方的战争中回来，等待时机执掌东德政府的人的朋友。她去了东德，因为有她最亲密的朋友在那里，后来她被逐了，因为她是犹太人。
莫迪被一个年轻的含着眼泪的警察护送到东德边境。虽然他自己也不愿意这么做。
高特弗莱德当时已经去过东柏林，发现他的妹妹和妹夫（永远以学生自居的妹夫）在军事同盟里工作，于是决定回德国。他曾经写信向党组织申请回家，但是回信遥遥无期。莫迪·乔柯说他不知道共产主义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在任何你认识的人身上这一点都很管用——喋喋不休。他需要先回去，再打通关系，才能获得一个继续留下来的机会，只是一个机会。任何从西方来的人都被视为罪犯或敌人，很可能会永远消失。高特弗莱德厌恶莫迪，对她极尽辱骂之能事。但是他确实采取了她的建议，回去了，打通关系，于是幸存下来。
然后是关于皮特。莫迪发现皮特在那间小公寓里和我一起待得太久了。她有朋友，埃切纳一家，同样是奥地利难民，他们住在东格林斯戴德附近。他们有几个孩子，生活得很窘迫。他们住在一个老房子里，房子建在两英亩的岩石地上，在假期会接孩子们来玩，有时会有二十个孩子，他们都会在那里拥有快乐的时光。于是皮特开始在那里度周末，甚至之后会在那儿待几周。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就得给他找个维多利亚式的家庭教师，或者走向另一个极端——他成为一群乡村小孩的一员。这种安排对他再好不过了，或者说对我也一样。
然后，莫迪也看到了因为妈妈的突然到来给我造成的困境。她让我住到她的一个朋友萨斯曼太太（《金色笔记》中的糖果妈妈）那里去，因为如果得不到帮助，我就活不下去了。她是对的。现在，每个人都会去看心理医生，或者他们自己就是心理医生，但在当时没有人这么做，英国没有，只在美国有，甚至在美国也还处于启蒙阶段。但我是如此绝望，所以我去了。每周两到三次，持续了三年。我认为这解救了我。整个过程充满了反常与讽刺。首先，萨斯曼太太是罗马天主教徒，并且信奉荣格的精神分析法。而我尽管也喜欢荣格的学说，就像所有艺术家那样，我却没有理由去热爱罗马天主教徒。她是犹太人，她的丈夫是一个可爱的老男人，一个犹太学者，长得很像伦勃朗的肖像画。但是她皈依了罗马天主教。这让我很迷惑，这不太可能发生，但是她说我想讨论这个只是为了逃避真正的问题。够了，她说，罗马天主教对于世界有更深刻更高水平的理解，和女修道院的粗陋毫不相干。（难道犹太教就不会到达这样的高度吗？“亲爱的，我认为，我们在谈论你的父亲。我们继续好吗？”）萨斯曼太太擅长于开导那些遭遇思想障碍而无法继续写作、绘画、作曲的艺术家。这就是她视为一生的责任所在。但是我并没有遭遇思想“障碍”。她想要谈论我的作品，但我不想。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每次提起这个，我都会转移话题，这让她始终有种挫败感。萨斯曼太太是一个有文化、有教养的聪明的老人，她给了我需要的东西——支持。主要是支持我反对我的母亲。当压力真的到来的时候，一切都变得难以容忍，因为我的母亲是如此可悲和孤独，充满了情感上的勒索——完全是无意识的，因为是她的处境侵蚀了我。萨斯曼太太简单地说：“如果你现在不够坚定，你就完蛋了，皮特也完了。”
影中漫步 第二章(9)
我妈妈是……我已经忘记她的原型是什么样的。我知道她是一种类型的人。萨斯曼太太经常在结束的时候进行某种互换：“她，他，是这样，这样的原型……或者说现在就是某种类型。比如我，在不同的时期分别是厄勒克特拉，安提戈涅，美狄亚。麻烦在于，尽管我本能地喜欢原型的概念——这些来自于文学和神话中的永恒形象就像是自然在山石上雕刻的形象——但我却讨厌标签。我不明白她为什么那么在意我的批评，因为她喜欢我带给她的梦。心理学疗法就是医生和护士都像对待孩子那样对待病人：“就吃一口。”“给我看看你的舌头。”当我们做梦的时候，就是在做治疗了。经常是这样的，我敢发誓在我们相处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做梦是为了取悦她。但是在一开始的阶段，她要求我做梦，最好是连续的梦，而且她对我关于古代蜥蜴和我父亲的梦十分感兴趣，父亲被浅浅地埋在树林里，会从他的坟墓中出现，或者吸引一群狼，它们从山上下来，把他挖出来。“这是典型的荣格之梦。”她会轻轻地说，充满兴奋，“有时候得花几年时间才能让人做这种层次的梦。” 然而尽管荣格之梦已经成为我夜晚的一处风景，我却从没做过弗洛伊德之梦。她说她会将弗洛伊德学说用在合适的时机，而我推断就是病人处在个人化的较低层次。显然，她认为我正处在这样的层次。2
“荣格之梦”——棒极了，那层层的古代常见的经历。但是那对我有什么用呢？母亲要来的消息还是让我不得不把被子盖在头上。我曾经在这里。我现在还是在这儿，萨斯曼太太，做一些你能为我做的事，看在上帝的份上，给我以治疗。
我需要治疗还因为其他的原因。
其中之一是我的恋人。莫迪·乔柯建议我应该和她参加一次晚宴，在那里我遇到了一个命中注定——我当时是这么感觉的——要和他一起生活，一起经营，一起忍受，一起体味幸福的男人。
是的，他有个名字，但是，就像以往，存在着孩子们和孙子们的问题。自从《皮肤之下》出版以来，我就遇到不知多少个过去的已经走远了的恋人的儿孙。在与他们的相处中，我也明白了我们那个时代的观点与他们的是多么的不同。父母这一辈已经不能同日而语，更何况祖父母这一辈，他们可能对父母的整个生活都一无所知。为什么不呢？孩子不会拥有父母的生活 ，尽管他们——我也一样——满怀嫉妒地凝视着父母的生活，就像那里有他们自己生活的钥匙。
一个迷人的小伙子来找我吃午饭，聊聊他的父亲。我对他说：“当詹姆斯在兰德的矿山工作时……”
“哦，我肯定他从没有做过。”一个自信的声音说道。
我对另一个人说：“你不知道你父亲是一个情圣？”他带有些许讽刺的微笑，好像在说：“什么，那个老头？”于是你当然无话可说了，这与他无关。
我要叫那个男人杰克，他是一个捷克人，在战争中曾经做过我们军队的医生。他还是——还会是其他什么吗？——一个共产党员。
他爱上了我，嫉妒地、饥渴地，甚至是愤怒地——那种程度强烈的气愤意味着一个男人陷入冲突之中。我不是一下子就爱上了他。一开始我爱上的是他对我如此热烈的爱，是在高特弗莱德之后很好的改变。我对此的看法——或者说感受——是现在我已经为自己的真爱做好了准备：我的失误已经过去，我定居在伦敦，并将在这住下去。我的经历已经让我做好了家务的准备。我现在应该告诉自己——非常郑重地——我没有真正地嫁给过弗兰克·韦斯顿，即使有着四年常规的婚姻生活。高特弗莱德和我不是很配，但是我们也在一起生活得足够平稳。法律和社会将我视为一个结过两次婚和离过两次婚的女人，但我觉得这两次婚都不能算数。我太年轻，太不成熟。事实是我和弗兰克快乐、恩爱，几乎是随意的关系是很平常不过的，尤其是在那个战争年代，那个时候人们太容易结婚了——那并不意味着我们不会渴望更好的。和高特弗莱德的婚姻是政治的产物。如果不是集中营的威胁，我是不会嫁给他的。那时，人们结婚是为了获得名字、护照，或者住所。在伦敦有一些组织就是干这个的，拯救在欧洲受威胁的人。但是，如今，在这个幸运的时期，人们忘记那些婚姻是很正常的。不，我的真正的感情生活在前方。我要用上所有的智慧保持我们之间的亲密关系。我生来就是很友善——甚至是热情——对于合适的人，而他正是那个人。
影中漫步 第二章(10)
杰克出生在一个捷克斯洛伐克的家庭，是十三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他要走好几英里的路上学——就像如今在非洲的很多非洲人一样。他缺衣少食。这是一个在当时的欧洲大陆再普通不过的故事了——英国的部分地区也是同样的：人们不想记住在二十到三十年代在英国所经历的可怕的贫穷。杰克早在十几岁就加入了共产党，和他同学一样。他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把党组织视为自己的家，自己的归宿，自己的未来，自我的最深刻最伟大的实现。他和我一点都不像——当初我还在选择。当我遇到他时，他年轻时在捷克结识的最好的朋友，捷克共产党领袖，被宣布是共产主义的叛徒而示众，他们十一个人随后被执行绞刑，是斯大林在幕后操纵的。这对杰克来说，好像世界的基石都要坍塌了。他的这些儿时的朋友是绝对不可能成为叛徒的，他绝不相信。可是另一方面，党也不可能犯错误。他每天都做噩梦，在梦中哭泣。就像高特弗莱德·莱辛。就这样我又一次和一个常常在噩梦中惊醒的男人同床共枕。
那只是他人生中的第二次灾难。在这之前，他所有的家人——他的妈妈、爸爸、兄弟姐妹，除了一个逃到美国的妹妹——都死在毒气室了。
他的故事十分地悲惨。在当时确实是悲惨，但是考虑到当时的时代背景，并不比其他的更悲惨。在1950年的伦敦，我遇到的每个人都是从缅甸、欧洲、意大利、南斯拉夫的战场上回来的，都曾生活在集中营里，都曾参加过西班牙的战争，或者是拥有恐怖生存经历的难民。而在我个人的生活背景中，一战留下的战壕和污秽嵌入了我儿时的日日夜夜。杰克的遭遇在我看来只是一种延续。既然如此，你还能指望什么呢？ 我们深刻地了解对方。我们几乎在每件事上都意见相同。现在我评价某种情境时采取的方法，在当时会觉得冷酷。当我看到一对夫妻，我会问自己，他们是情感上……身体上……还是心智上相配？杰克和我在这三个方面都很配。但是或许在情感上更配一些。我们在理解生活的残酷时都有着共同的态度，用不太苛刻的说法就是“讽刺”的态度。我们的处境而非本性不相协调。我已经准备和这个男人永远定居下来。他则刚从战场上回来，寻找他多年以前娶的已然成为陌生人的妻子。
精神病学家达成这样一项共识，那就是当一个快死的年轻女子——经常割腕或者是被父母威胁——一定会去买衣服，要保证自己穿着整齐。这让旁人感到迷惑，因为这在他们看来只是一种毫无意义的浪费。然而年轻女孩真正想要保持的是生活的秩序。
一个多年以来徘徊在死亡线上的男人——如果杰克留在捷克，他很有可能和他的好朋友一样被当作叛徒而吊死，如果他之前没有死在毒气室的话——会被一种强烈的需要所迫使
莫迪被一个年轻的含着眼泪的警察护送到东德边境。虽然他自己也不愿意这么做。
高特弗莱德当时已经去过东柏林，发现他的妹妹和妹夫（永远以学生自居的妹夫）在军事同盟里工作，于是决定回德国。他曾经写信向党组织申请回家，但是回信遥遥无期。莫迪·乔柯说他不知道共产主义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在任何你认识的人身上这一点都很管用——喋喋不休。他需要先回去，再打通关系，才能获得一个继续留下来的机会，只是一个机会。任何从西方来的人都被视为罪犯或敌人，很可能会永远消失。高特弗莱德厌恶莫迪，对她极尽辱骂之能事。但是他确实采取了她的建议，回去了，打通关系，于是幸存下来。
然后是关于皮特。莫迪发现皮特在那间小公寓里和我一起待得太久了。她有朋友，埃切纳一家，同样是奥地利难民，他们住在东格林斯戴德附近。他们有几个孩子，生活得很窘迫。他们住在一个老房子里，房子建在两英亩的岩石地上，在假期会接孩子们来玩，有时会有二十个孩子，他们都会在那里拥有快乐的时光。于是皮特开始在那里度周末，甚至之后会在那儿待几周。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就得给他找个维多利亚式的家庭教师，或者走向另一个极端——他成为一群乡村小孩的一员。这种安排对他再好不过了，或者说对我也一样。
然后，莫迪也看到了因为妈妈的突然到来给我造成的困境。她让我住到她的一个朋友萨斯曼太太（《金色笔记》中的糖果妈妈）那里去，因为如果得不到帮助，我就活不下去了。她是对的。现在，每个人都会去看心理医生，或者他们自己就是心理医生，但在当时没有人这么做，英国没有，只在美国有，甚至在美国也还处于启蒙阶段。但我是如此绝望，所以我去了。每周两到三次，持续了三年。我认为这解救了我。整个过程充满了反常与讽刺。首先，萨斯曼太太是罗马天主教徒，并且信奉荣格的精神分析法。而我尽管也喜欢荣格的学说，就像所有艺术家那样，我却没有理由去热爱罗马天主教徒。她是犹太人，她的丈夫是一个可爱的老男人，一个犹太学者，长得很像伦勃朗的肖像画。但是她皈依了罗马天主教。这让我很迷惑，这不太可能发生，但是她说我想讨论这个只是为了逃避真正的问题。够了，她说，罗马天主教对于世界有更深刻更高水平的理解，和女修道院的粗陋毫不相干。（难道犹太教就不会到达这样的高度吗？“亲爱的，我认为，我们在谈论你的父亲。我们继续好吗？”）萨斯曼太太擅长于开导那些遭遇思想障碍而无法继续写作、绘画、作曲的艺术家。这就是她视为一生的责任所在。但是我并没有遭遇思想“障碍”。她想要谈论我的作品，但我不想。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每次提起这个，我都会转移话题，这让她始终有种挫败感。萨斯曼太太是一个有文化、有教养的聪明的老人，她给了我需要的东西——支持。主要是支持我反对我的母亲。当压力真的到来的时候，一切都变得难以容忍，因为我的母亲是如此可悲和孤独，充满了情感上的勒索——完全是无意识的，因为是她的处境侵蚀了我。萨斯曼太太简单地说：“如果你现在不够坚定，你就完蛋了，皮特也完了。”
影中漫步 第二章(9)
我妈妈是……我已经忘记她的原型是什么样的。我知道她是一种类型的人。萨斯曼太太经常在结束的时候进行某种互换：“她，他，是这样，这样的原型……或者说现在就是某种类型。比如我，在不同的时期分别是厄勒克特拉，安提戈涅，美狄亚。麻烦在于，尽管我本能地喜欢原型的概念——这些来自于文学和神话中的永恒形象就像是自然在山石上雕刻的形象——但我却讨厌标签。我不明白她为什么那么在意我的批评，因为她喜欢我带给她的梦。心理学疗法就是医生和护士都像对待孩子那样对待病人：“就吃一口。”“给我看看你的舌头。”当我们做梦的时候，就是在做治疗了。经常是这样的，我敢发誓在我们相处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做梦是为了取悦她。但是在一开始的阶段，她要求我做梦，最好是连续的梦，而且她对我关于古代蜥蜴和我父亲的梦十分感兴趣，父亲被浅浅地埋在树林里，会从他的坟墓中出现，或者吸引一群狼，它们从山上下来，把他挖出来。“这是典型的荣格之梦。”她会轻轻地说，充满兴奋，“有时候得花几年时间才能让人做这种层次的梦。” 然而尽管荣格之梦已经成为我夜晚的一处风景，我却从没做过弗洛伊德之梦。她说她会将弗洛伊德学说用在合适的时机，而我推断就是病人处在个人化的较低层次。显然，她认为我正处在这样的层次。2
“荣格之梦”——棒极了，那层层的古代常见的经历。但是那对我有什么用呢？母亲要来的消息还是让我不得不把被子盖在头上。我曾经在这里。我现在还是在这儿，萨斯曼太太，做一些你能为我做的事，看在上帝的份上，给我以治疗。
我需要治疗还因为其他的原因。
其中之一是我的恋人。莫迪·乔柯建议我应该和她参加一次晚宴，在那里我遇到了一个命中注定——我当时是这么感觉的——要和他一起生活，一起经营，一起忍受，一起体味幸福的男人。
是的，他有个名字，但是，就像以往，存在着孩子们和孙子们的问题。自从《皮肤之下》出版以来，我就遇到不知多少个过去的已经走远了的恋人的儿孙。在与他们的相处中，我也明白了我们那个时代的观点与他们的是多么的不同。父母这一辈已经不能同日而语，更何况祖父母这一辈，他们可能对父母的整个生活都一无所知。为什么不呢？孩子不会拥有父母的生活 ，尽管他们——我也一样——满怀嫉妒地凝视着父母的生活，就像那里有他们自己生活的钥匙。
一个迷人的小伙子来找我吃午饭，聊聊他的父亲。我对他说：“当詹姆斯在兰德的矿山工作时……”
“哦，我肯定他从没有做过。”一个自信的声音说道。
我对另一个人说：“你不知道你父亲是一个情圣？”他带有些许讽刺的微笑，好像在说：“什么，那个老头？”于是你当然无话可说了，这与他无关。
我要叫那个男人杰克，他是一个捷克人，在战争中曾经做过我们军队的医生。他还是——还会是其他什么吗？——一个共产党员。
他爱上了我，嫉妒地、饥渴地，甚至是愤怒地——那种程度强烈的气愤意味着一个男人陷入冲突之中。我不是一下子就爱上了他。一开始我爱上的是他对我如此热烈的爱，是在高特弗莱德之后很好的改变。我对此的看法——或者说感受——是现在我已经为自己的真爱做好了准备：我的失误已经过去，我定居在伦敦，并将在这住下去。我的经历已经让我做好了家务的准备。我现在应该告诉自己——非常郑重地——我没有真正地嫁给过弗兰克·韦斯顿，即使有着四年常规的婚姻生活。高特弗莱德和我不是很配，但是我们也在一起生活得足够平稳。法律和社会将我视为一个结过两次婚和离过两次婚的女人，但我觉得这两次婚都不能算数。我太年轻，太不成熟。事实是我和弗兰克快乐、恩爱，几乎是随意的关系是很平常不过的，尤其是在那个战争年代，那个时候人们太容易结婚了——那并不意味着我们不会渴望更好的。和高特弗莱德的婚姻是政治的产物。如果不是集中营的威胁，我是不会嫁给他的。那时，人们结婚是为了获得名字、护照，或者住所。在伦敦有一些组织就是干这个的，拯救在欧洲受威胁的人。但是，如今，在这个幸运的时期，人们忘记那些婚姻是很正常的。不，我的真正的感情生活在前方。我要用上所有的智慧保持我们之间的亲密关系。我生来就是很友善——甚至是热情——对于合适的人，而他正是那个人。
影中漫步 第二章(10)
杰克出生在一个捷克斯洛伐克的家庭，是十三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他要走好几英里的路上学——就像如今在非洲的很多非洲人一样。他缺衣少食。这是一个在当时的欧洲大陆再普通不过的故事了——英国的部分地区也是同样的：人们不想记住在二十到三十年代在英国所经历的可怕的贫穷。杰克早在十几岁就加入了共产党，和他同学一样。他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把党组织视为自己的家，自己的归宿，自己的未来，自我的最深刻最伟大的实现。他和我一点都不像——当初我还在选择。当我遇到他时，他年轻时在捷克结识的最好的朋友，捷克共产党领袖，被宣布是共产主义的叛徒而示众，他们十一个人随后被执行绞刑，是斯大林在幕后操纵的。这对杰克来说，好像世界的基石都要坍塌了。他的这些儿时的朋友是绝对不可能成为叛徒的，他绝不相信。可是另一方面，党也不可能犯错误。他每天都做噩梦，在梦中哭泣。就像高特弗莱德·莱辛。就这样我又一次和一个常常在噩梦中惊醒的男人同床共枕。
那只是他人生中的第二次灾难。在这之前，他所有的家人——他的妈妈、爸爸、兄弟姐妹，除了一个逃到美国的妹妹——都死在毒气室了。
他的故事十分地悲惨。在当时确实是悲惨，但是考虑到当时的时代背景，并不比其他的更悲惨。在1950年的伦敦，我遇到的每个人都是从缅甸、欧洲、意大利、南斯拉夫的战场上回来的，都曾生活在集中营里，都曾参加过西班牙的战争，或者是拥有恐怖生存经历的难民。而在我个人的生活背景中，一战留下的战壕和污秽嵌入了我儿时的日日夜夜。杰克的遭遇在我看来只是一种延续。既然如此，你还能指望什么呢？ 我们深刻地了解对方。我们几乎在每件事上都意见相同。现在我评价某种情境时采取的方法，在当时会觉得冷酷。当我看到一对夫妻，我会问自己，他们是情感上……身体上……还是心智上相配？杰克和我在这三个方面都很配。但是或许在情感上更配一些。我们在理解生活的残酷时都有着共同的态度，用不太苛刻的说法就是“讽刺”的态度。我们的处境而非本性不相协调。我已经准备和这个男人永远定居下来。他则刚从战场上回来，寻找他多年以前娶的已然成为陌生人的妻子。
精神病学家达成这样一项共识，那就是当一个快死的年轻女子——经常割腕或者是被父母威胁——一定会去买衣服，要保证自己穿着整齐。这让旁人感到迷惑，因为这在他们看来只是一种毫无意义的浪费。然而年轻女孩真正想要保持的是生活的秩序。
一个多年以来徘徊在死亡线上的男人——如果杰克留在捷克，他很有可能和他的好朋友一样被当作叛徒而吊死，如果他之前没有死在毒气室的话——会被一种强烈的需要所迫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