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莱辛自传：影中漫步 [28]
看法的荣幸，我就告诉他我认为第一本书既有激情又有新意，爱情故事也很美，但是第二本就不怎么样了。听我一说他就怒火中烧，他说如果我在他们国家的话，他要把我绑在他的马屁股后面拖着，等我摔倒在地上哭求他原谅的时候再用鞭子抽我。他这就是这样对付像我这样的女人的。我说我毫不怀疑他会这么做。就这样，我们相互嘲讽了一番。后来我才发现他的第一本书是从某个不幸的年轻人那里剽窃过来的，当它获得巨大成功，赢得举世赞誉的时候，他就尝试写了一部可以与之匹配的《归海的顿河》3。
喝咖啡的时候我和保罗·罗贝森还有他妻子聊了一会儿。我觉得他们很愚蠢，因为他们所说的都是些套话：资本主义的谎言、法西斯帝国主义、走狗、民主社会主义（苏联），热爱和平的人民，还没有一个字儿是用正常方式说的。不过有件事我不太明白，就是他们说起这些话的时候要么就是谨小慎微，要么就是出于本能，也许是因为在那个时候他们甚至每几天或几个星期都会受到威胁。他在苏联使馆里，旁边到处都是苏联官员。他依赖于苏联的善意，因为他自己的国家对待他很恶劣。当政治和公共生活变得极端化的时候，就像那个年代一样，活在那种环境下的人们就会显得愚蠢。从这个意义上，我可以说我见过了这个时代最伟大的歌手，同样我也可以说我没有。
同罗贝森的谈话让我意识到美国的左派和英国的左派有多大的区别。不过如我说过的，美国是一个极端的民族。我觉得奇怪的是这一点从未被承认，更别提讨论了。描绘这个国家的一些图像是：贫穷的男孩女孩能成为总统……背景贫寒的年轻人通过自己的努力上了大学功成名就……每个锅里都有一只鸡（现在这句话成了富足的廉价标志）……杰斐逊、林肯以及诸如此类。但这是个在发着高烧的国家。我和他谈到“共同的语言”——英语——有时候会成为交流的障碍，因为有些词的用法不一样（尽管不是很多）而妨碍了交流，其实这种障碍是来自于国民性的差别，或者说是一种国家气质的不同。在那个时候的美国，因为政治正确的关系，一切有关国民性的提法都是不会被接受的，而这也正好印证了我的看法。
影中漫步 第三章(8)
比起我认识的英国人，美国的共产主义者表现得更共产主义、更狂热、更会走路线、更能妄想。就像共产党所号召的那样，他们一向是“百分之一百五十”的投入的——当然了，这可不是褒义。因为他们知道极端的共产者也很容易走向向另一个极端，反共者。英国的共产主义者都没有经历过大清洗，就像美国政府对待罗伯逊和其他一些共产主义者做的一样。
现在是克兰西·西加尔，他.就像是从电影里走出来的。他穿着当时典型的年轻一代美国人的装扮——牛仔裤、毛衣、长长的背带，让你不禁会想到里面夹着一支可怕的枪，孤单的叛逆者，孤身对付坏蛋的治安官。
有人曾经打电话给我说这个美国人在城里想找个地方住，问我能不能给他一间房。我回答说我做过房东，但不想再试一次了。无名氏同志就说，有间空房却不帮同志的忙难道不觉得羞愧么？
我见过的美国人大多是出版商或者是电影人，他和那些人不一样。那些人严肃、举止得体、梳着边分的发型，戒备心极强，说话小心翼翼、慢条斯理。“僵硬的上唇”这个短语估计就是专门来形容这些人的，因为他们的嘴巴就好像被施了法术一般动弹不得。你只要看看一个人的嘴唇就可以从一百码开外认出他是个美国人。这是不是因为麦卡锡的缘故呢？是不是在他的恐吓下，就算同左翼一点关系也没有的人也要闭上嘴巴表示服从呢？不过好在这种人不久就绝迹了，美国人又回到了他们的松松垮垮的老样子。
克兰西是个传奇人物。不仅仅是因为一大堆左翼的英雄式的影片，更是因为美国历史上的大人物。最近他刚完成了美国的年轻人必须完成的旅程，独自驾车横穿美国，像个疯子一样，和亚伯拉罕·林肯、克拉伦斯·达罗、萨科和万泽提、杰斐逊、约翰·布朗、还有罗莎·卢森堡、斯佩兰斯基、布哈林、托洛茨基，以及出现的每个人交谈。
克兰西就像一面镜子，折射出所有我开始感到焦虑的东西。只是开始而已——这就是困难所在。事情总是有预兆的，可是等这些事情发生了再回顾，人很容易不诚实。有些小小的阴影，可能在十年后成为一场风暴：关于你自己的，关于别人的，关于时间的；也有可能就这么消逝。
我开始对左翼浪漫主义感到不安，更不用说感伤主义了，决不限于共产主义的范畴，实际上它渗透在左翼当中。感伤主义总是伴随着野蛮的极端行为，或者是会导致这种行为。装腔作势。红旗是由烈士的鲜血染红的，巴士底狱、冬宫的腥风血雨……这些都被神化到和真实情况毫无关系的地步。就这些我可以讲几页——我在说些什么啊？——一本书，几本书。
对于左翼来说最重要的是要有戏剧性，乃至于即使变成闹剧也比谨慎认真而普普通通地做工作要好，过去如此现在依然。在左翼中（别的地方也有）有些人终其一生都在致力于把人们生活的一小部分去无限放大，但这不是我所属于的这部分左翼。克兰西的美国历史就是英勇的抗争史，还有同政府的流血冲突。矿工反对冷酷的矿主——不，我不是说没有冷酷的矿主，并且人们总是会忘记他们曾经有多么残暴。约翰·布朗腐烂的尸体、克拉伦斯·达罗为自由和真相而斗争的法庭、大萧条时期的难民救济所，在克兰西的眼里，这些就是生活的中心，再没有别的什么事情了。
英国的历史上也有过这么一个时期，充斥着英雄人物和大事件。而克兰西对此的了解一点不比他对美国的传奇故事了解得少，但对于那种一群小人物奋斗几年去改变一条小法律的故事，他就显得一无所知了。
我应该把我的“疑问”——这和从苏联获得的“启示”无关——写下来，尽管它们在当时是那么令人不安和不确定。
有时候我会审视下我现在的这些想法，想知道到底其中哪些——有些还没有成型，只有个大概；有些却狂妄而令人惊讶——会是我最终应该听从并且去执行的，而又有哪些会在之后的十几年里变得滑稽，甚至可鄙呢？
影中漫步 第三章(9)
刚从巴黎过来的时候，克兰西有点不正常，处在崩溃的边缘。他的一个住在巴黎的好朋友，美国人，说他是个疯子，而其实人们已经这么说他多少年了。“克兰西，你一定要勇敢地面对这些啊。”最近他才觉得人们这么说他似乎还是有点道理的。他也毫不隐瞒对我说心里话，把我当作一个心理治疗师。而他的年纪比我要小。
用我对杰克、高特弗莱德和其他人的冷酷而有效的标准来衡量，克兰西和我在感情方面——那是最主要的——和性的方面，无疑是不怎么合适的。不过这也是因为许多美国人在感情方面的冷淡态度，但是在知性上，我们还是很相称的，呃，至少曾有一段美好时光。首先，他什么都读。他妈妈是个穷困的俄裔美国移民。和他爸爸一样，她总是把自己看作是伟大的世界革命运动的继承人，当然其中也包括文学了。他爸妈都是劳工运动的带头人和贸易联盟的组织者，经常失业而被迫搬家。比起革命事业来，扶养孩子则是放在第二位的。简而言之，克兰西是一个幸存者，是我认识的最极端的人之一。“难怪你总是很振奋，”我这么对他说，而他说：“小姐，我才不振奋呢，别人才是。”
克兰西是个托洛茨基分子，从而成为了一个双重的反派。第一重是作为一个革命分子处在偏执的美国，第二重是共产主义——以及共产党——的叛徒。这也就意味着他是少数里面的少数派。他妈妈认为如果苏联是斯大林分子，那么他就是托洛茨基分子。上大学的时候，他被那些斯大林主义者诅咒和谩骂了好几年，直到现在他才恢复了名誉。不久以后，英国和欧洲的革命青年们就都开始称自己是托洛茨基分子。
我简单地提一下这些老派系是因为它们很快就被人们遗忘了，各地的共产党是斯大林派，托洛茨基则是叛徒和异端。不过新一代的年轻人相信，如果是托洛茨基，而不是斯大林能赢得苏联的领导权，那么共产主义世界就能成为它原本想实现的形式——成为乌托邦。艾萨克·德切是个研究苏维埃革命方面的历史学家，写了两本关于托洛茨基的书，《武装的先知》和《被解除武装的先知》。我个人十分推崇这两本书，它们讲明了托洛茨基和斯大林的政治斗争。但是很明显的是，这两个人的立场总是变来变去，不久前还批判另一方的背叛和误导，过一会儿就站在他所批判的一方的立场上去了。这就像在看一出木偶剧，而这些稻草人都被洪流所冲垮。布尔什维克研究了法国大革命的历史以后，认为他们不能重蹈覆辙、自相残杀，但是他们却还是这么做了。
列宁对人类幸福的最大贡献是革命警惕性的概念，在实践中指的是共产党员要经受住严刑拷打、监禁、威胁和流放，以保持他们对敌人的革命性。后来斯大林倒是忠实地贯彻了列宁的这个政策。
当我把克兰西介绍给鲁本·希普、泰德·艾伦以及团体里的其他人的时候，我见识了美国的托洛茨基分子是什么样的。那些人都是斯大林主义者，他们一见面就相互讥讽，激烈地争论彼此的观点。但毕竟他们还在交流。而最近没有一个斯大林主义者认为托派值得打个招呼——更准确地说，觉得他们脑子里都被插了冰锥。
回想起索尔兹伯里的托洛茨基派，私下里我觉得他们比我们更有活力、更有趣。在性情上，托派分子是这样一群人：无政府主义，尖酸刻薄，强烈的激进，有趣。
在50年代的共产党里，流传着一个关于斯大林派和托洛茨基派的笑话，说斯大林派和弗洛伊德主义者是从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顺从和保守，而托洛茨基派就像荣格主义者：都是反叛者。事情发生了变化，所以现在也很难解释当时弗洛伊德主义者看起来是什么样的：他们像个教派，像祭司守卫着神谕；他们迫害反对者和偏离他们路线的人；他们一本正经、毫无幽默感可言；他们是群偏执狂。我不能说弗洛伊德讨人喜欢甚于马克思，但是他——他们——会讨厌他们的后继者吗？有开创性的思想发动一些运动的人肯定会被他们所预见到一定会发生的事所困扰：他们的思想和行动会影响到一代人，受他们影响的这些人会纠缠于他们的思想，把他们当作偶像，变得狂热而偏执。
影中漫步 第三章(10)
我发现，在政治方面我很赞同托派分子克兰西的观点。那个时候我还是个党员，总在想着如何才能摆脱党而又不引起麻烦。而这样做当然会引人注意，因为当时党对托派的路线还没有变。在左翼阵营里，每个人都把大部分时间花在如何精确地定义一些形而
喝咖啡的时候我和保罗·罗贝森还有他妻子聊了一会儿。我觉得他们很愚蠢，因为他们所说的都是些套话：资本主义的谎言、法西斯帝国主义、走狗、民主社会主义（苏联），热爱和平的人民，还没有一个字儿是用正常方式说的。不过有件事我不太明白，就是他们说起这些话的时候要么就是谨小慎微，要么就是出于本能，也许是因为在那个时候他们甚至每几天或几个星期都会受到威胁。他在苏联使馆里，旁边到处都是苏联官员。他依赖于苏联的善意，因为他自己的国家对待他很恶劣。当政治和公共生活变得极端化的时候，就像那个年代一样，活在那种环境下的人们就会显得愚蠢。从这个意义上，我可以说我见过了这个时代最伟大的歌手，同样我也可以说我没有。
同罗贝森的谈话让我意识到美国的左派和英国的左派有多大的区别。不过如我说过的，美国是一个极端的民族。我觉得奇怪的是这一点从未被承认，更别提讨论了。描绘这个国家的一些图像是：贫穷的男孩女孩能成为总统……背景贫寒的年轻人通过自己的努力上了大学功成名就……每个锅里都有一只鸡（现在这句话成了富足的廉价标志）……杰斐逊、林肯以及诸如此类。但这是个在发着高烧的国家。我和他谈到“共同的语言”——英语——有时候会成为交流的障碍，因为有些词的用法不一样（尽管不是很多）而妨碍了交流，其实这种障碍是来自于国民性的差别，或者说是一种国家气质的不同。在那个时候的美国，因为政治正确的关系，一切有关国民性的提法都是不会被接受的，而这也正好印证了我的看法。
影中漫步 第三章(8)
比起我认识的英国人，美国的共产主义者表现得更共产主义、更狂热、更会走路线、更能妄想。就像共产党所号召的那样，他们一向是“百分之一百五十”的投入的——当然了，这可不是褒义。因为他们知道极端的共产者也很容易走向向另一个极端，反共者。英国的共产主义者都没有经历过大清洗，就像美国政府对待罗伯逊和其他一些共产主义者做的一样。
现在是克兰西·西加尔，他.就像是从电影里走出来的。他穿着当时典型的年轻一代美国人的装扮——牛仔裤、毛衣、长长的背带，让你不禁会想到里面夹着一支可怕的枪，孤单的叛逆者，孤身对付坏蛋的治安官。
有人曾经打电话给我说这个美国人在城里想找个地方住，问我能不能给他一间房。我回答说我做过房东，但不想再试一次了。无名氏同志就说，有间空房却不帮同志的忙难道不觉得羞愧么？
我见过的美国人大多是出版商或者是电影人，他和那些人不一样。那些人严肃、举止得体、梳着边分的发型，戒备心极强，说话小心翼翼、慢条斯理。“僵硬的上唇”这个短语估计就是专门来形容这些人的，因为他们的嘴巴就好像被施了法术一般动弹不得。你只要看看一个人的嘴唇就可以从一百码开外认出他是个美国人。这是不是因为麦卡锡的缘故呢？是不是在他的恐吓下，就算同左翼一点关系也没有的人也要闭上嘴巴表示服从呢？不过好在这种人不久就绝迹了，美国人又回到了他们的松松垮垮的老样子。
克兰西是个传奇人物。不仅仅是因为一大堆左翼的英雄式的影片，更是因为美国历史上的大人物。最近他刚完成了美国的年轻人必须完成的旅程，独自驾车横穿美国，像个疯子一样，和亚伯拉罕·林肯、克拉伦斯·达罗、萨科和万泽提、杰斐逊、约翰·布朗、还有罗莎·卢森堡、斯佩兰斯基、布哈林、托洛茨基，以及出现的每个人交谈。
克兰西就像一面镜子，折射出所有我开始感到焦虑的东西。只是开始而已——这就是困难所在。事情总是有预兆的，可是等这些事情发生了再回顾，人很容易不诚实。有些小小的阴影，可能在十年后成为一场风暴：关于你自己的，关于别人的，关于时间的；也有可能就这么消逝。
我开始对左翼浪漫主义感到不安，更不用说感伤主义了，决不限于共产主义的范畴，实际上它渗透在左翼当中。感伤主义总是伴随着野蛮的极端行为，或者是会导致这种行为。装腔作势。红旗是由烈士的鲜血染红的，巴士底狱、冬宫的腥风血雨……这些都被神化到和真实情况毫无关系的地步。就这些我可以讲几页——我在说些什么啊？——一本书，几本书。
对于左翼来说最重要的是要有戏剧性，乃至于即使变成闹剧也比谨慎认真而普普通通地做工作要好，过去如此现在依然。在左翼中（别的地方也有）有些人终其一生都在致力于把人们生活的一小部分去无限放大，但这不是我所属于的这部分左翼。克兰西的美国历史就是英勇的抗争史，还有同政府的流血冲突。矿工反对冷酷的矿主——不，我不是说没有冷酷的矿主，并且人们总是会忘记他们曾经有多么残暴。约翰·布朗腐烂的尸体、克拉伦斯·达罗为自由和真相而斗争的法庭、大萧条时期的难民救济所，在克兰西的眼里，这些就是生活的中心，再没有别的什么事情了。
英国的历史上也有过这么一个时期，充斥着英雄人物和大事件。而克兰西对此的了解一点不比他对美国的传奇故事了解得少，但对于那种一群小人物奋斗几年去改变一条小法律的故事，他就显得一无所知了。
我应该把我的“疑问”——这和从苏联获得的“启示”无关——写下来，尽管它们在当时是那么令人不安和不确定。
有时候我会审视下我现在的这些想法，想知道到底其中哪些——有些还没有成型，只有个大概；有些却狂妄而令人惊讶——会是我最终应该听从并且去执行的，而又有哪些会在之后的十几年里变得滑稽，甚至可鄙呢？
影中漫步 第三章(9)
刚从巴黎过来的时候，克兰西有点不正常，处在崩溃的边缘。他的一个住在巴黎的好朋友，美国人，说他是个疯子，而其实人们已经这么说他多少年了。“克兰西，你一定要勇敢地面对这些啊。”最近他才觉得人们这么说他似乎还是有点道理的。他也毫不隐瞒对我说心里话，把我当作一个心理治疗师。而他的年纪比我要小。
用我对杰克、高特弗莱德和其他人的冷酷而有效的标准来衡量，克兰西和我在感情方面——那是最主要的——和性的方面，无疑是不怎么合适的。不过这也是因为许多美国人在感情方面的冷淡态度，但是在知性上，我们还是很相称的，呃，至少曾有一段美好时光。首先，他什么都读。他妈妈是个穷困的俄裔美国移民。和他爸爸一样，她总是把自己看作是伟大的世界革命运动的继承人，当然其中也包括文学了。他爸妈都是劳工运动的带头人和贸易联盟的组织者，经常失业而被迫搬家。比起革命事业来，扶养孩子则是放在第二位的。简而言之，克兰西是一个幸存者，是我认识的最极端的人之一。“难怪你总是很振奋，”我这么对他说，而他说：“小姐，我才不振奋呢，别人才是。”
克兰西是个托洛茨基分子，从而成为了一个双重的反派。第一重是作为一个革命分子处在偏执的美国，第二重是共产主义——以及共产党——的叛徒。这也就意味着他是少数里面的少数派。他妈妈认为如果苏联是斯大林分子，那么他就是托洛茨基分子。上大学的时候，他被那些斯大林主义者诅咒和谩骂了好几年，直到现在他才恢复了名誉。不久以后，英国和欧洲的革命青年们就都开始称自己是托洛茨基分子。
我简单地提一下这些老派系是因为它们很快就被人们遗忘了，各地的共产党是斯大林派，托洛茨基则是叛徒和异端。不过新一代的年轻人相信，如果是托洛茨基，而不是斯大林能赢得苏联的领导权，那么共产主义世界就能成为它原本想实现的形式——成为乌托邦。艾萨克·德切是个研究苏维埃革命方面的历史学家，写了两本关于托洛茨基的书，《武装的先知》和《被解除武装的先知》。我个人十分推崇这两本书，它们讲明了托洛茨基和斯大林的政治斗争。但是很明显的是，这两个人的立场总是变来变去，不久前还批判另一方的背叛和误导，过一会儿就站在他所批判的一方的立场上去了。这就像在看一出木偶剧，而这些稻草人都被洪流所冲垮。布尔什维克研究了法国大革命的历史以后，认为他们不能重蹈覆辙、自相残杀，但是他们却还是这么做了。
列宁对人类幸福的最大贡献是革命警惕性的概念，在实践中指的是共产党员要经受住严刑拷打、监禁、威胁和流放，以保持他们对敌人的革命性。后来斯大林倒是忠实地贯彻了列宁的这个政策。
当我把克兰西介绍给鲁本·希普、泰德·艾伦以及团体里的其他人的时候，我见识了美国的托洛茨基分子是什么样的。那些人都是斯大林主义者，他们一见面就相互讥讽，激烈地争论彼此的观点。但毕竟他们还在交流。而最近没有一个斯大林主义者认为托派值得打个招呼——更准确地说，觉得他们脑子里都被插了冰锥。
回想起索尔兹伯里的托洛茨基派，私下里我觉得他们比我们更有活力、更有趣。在性情上，托派分子是这样一群人：无政府主义，尖酸刻薄，强烈的激进，有趣。
在50年代的共产党里，流传着一个关于斯大林派和托洛茨基派的笑话，说斯大林派和弗洛伊德主义者是从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顺从和保守，而托洛茨基派就像荣格主义者：都是反叛者。事情发生了变化，所以现在也很难解释当时弗洛伊德主义者看起来是什么样的：他们像个教派，像祭司守卫着神谕；他们迫害反对者和偏离他们路线的人；他们一本正经、毫无幽默感可言；他们是群偏执狂。我不能说弗洛伊德讨人喜欢甚于马克思，但是他——他们——会讨厌他们的后继者吗？有开创性的思想发动一些运动的人肯定会被他们所预见到一定会发生的事所困扰：他们的思想和行动会影响到一代人，受他们影响的这些人会纠缠于他们的思想，把他们当作偶像，变得狂热而偏执。
影中漫步 第三章(10)
我发现，在政治方面我很赞同托派分子克兰西的观点。那个时候我还是个党员，总在想着如何才能摆脱党而又不引起麻烦。而这样做当然会引人注意，因为当时党对托派的路线还没有变。在左翼阵营里，每个人都把大部分时间花在如何精确地定义一些形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