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莱辛自传：影中漫步 [23]
来说都是不同的。我知道有的作家每晚都要参加晚会，这使他们的精力变得充沛而不是被耗竭，而且每天仍能够快乐的地写作。但是如果我每晚熬夜谈话，我第二天我就不会有足够的精力写作。有些作家喜欢在早上尽早开始他们的工作，而有些则喜欢在晚上或者下午工作——这对我来说就几乎是不可能的。尝试、失败，然后你就会发现你的需要的是什么，什么使你满足，什么是适合你的节奏和规则，然后尊重这些习惯。
现在回过头来看，我对自己如何平衡不同需求感到惊讶和印象深刻，当然，孩子是最主要的。集中而高强度的工作，同时还得顾及其他消耗精力的事。
第一部小说，《野草在歌唱》在美国、英国、和欧洲大陆的反响不错并再版。但是，没有几个作者能靠严肃的小说致富。我的第二本书《这就是老酋长的家乡》反响也不错，其中的独立小故事被编入到其他的短篇小说集中。《玛莎·奎斯特》和《良缘》也卖得不错，并在欧洲和美国出版了，但在这两个地区却都没有成为畅销书。我一直在写书、出书，但是直到七十岁才赚了一笔钱。1958年，我计算了一下，平均每周我只能赚到20英镑，这仅只是工人的工资水平。
影中漫步 第二章(50)
与其他的作家一样，我在支票中艰难度日，琼并不介意我每周的房租往往托延拖后两周或三周才能支付房租。一次，我拖了五周还没能交上房租，我十分焦急，因为她手头也不宽裕。这个辛酸的回忆校正了一般的想法，例如：“没钱并不让我着急。”（我之前曾经说过一次。）那一段时间我始终处于担心中。我沿着教堂大街走，把孩子送到学校，然后就开始哭泣，因为我买不起食物。一位男士快步走过街道，来到我面前停下来问：“你为什么哭？”我说：“因为我没有钱。”他说：“高兴起来，到下周这个时候你就会有钱了，不是吗？”这可能是真的，因为钱总是在不确定的时候来到，而我也确实高兴起来了。我卖了我妈妈的首饰。妈妈总是把她们最好的首饰留给女儿们，这似乎成了一个惯例，因此妈妈给了我她的金链子、金胸针、金手镯，还有一些维多利亚饰品。事实上我并不想要，让她留着这些，但是她坚持要给我。当我把这些它们拿到首饰店时，我清楚的地知道自己将在价格上受到欺骗，而当时我的情绪极其低落。这些珠宝并不时髦，我明白这一点甚至很明确地将其指出。最后我只得到了不到30先令，而10年之后，当维多利亚首饰变为时髦饰品时，这些珠宝会值上千英镑。同样的，我从黛西阿姨那里得到了一个维多利亚缝纫桌。它很漂亮，有很多小抽屉、浮雕、小隔间、针线垫等等。楼下有一个古董店，我祈求他们买下它。但他们拒绝了，说这种东西没有市场。可不久，它就会值很多钱。
一个作家生活的兴衰变迁意味着复杂的税收报酬。有一年我没有钱缴税，而前一年我的钱却绰绰有余。征收收入税的官员对我表示了同情，然而结果并不令人愉快：还是要交税。怎么交的？我已经不记得了。或许我找了几本书来评论。那个时候对处在我这个位置的女人并没有补助——一个孩子，父亲也不提供任何费用。如果有，或许我也不屑于那这个钱：那是涉及自尊的问题。
或许你在想这样一个问题：你有一个爱人，他为什么不提供帮助？我通常和杰克一起付钱。这是一个原则问题。另外，他也有一个妻子和家庭需要养活。然后，如果这就是贫困，而我却不记得我有很多时候身无分文，或者为了某个我无法支付的东西踯躅。
而且我们吃的还很好。琼和我都能做可口的饭菜，我们互相邀请对方。我充分利用了那些为处于困难时期的人们提供的备用品，不断增加的肉汤也随着时间一天天地过去而变得越来越好。
尽管如此，有些时间候我还是很绝望的，因为我在梅费尔申请了一个每周7英镑的秘书工作。我对雇主说这个工资不足以生存，而他辩解说：“恐怕我们指望他们在家里工作。”
我把两篇短故事寄去给《纽约客》杂志，但这两篇都不是我最喜欢的。纳迪内·高迪莫发表了一篇短故事，告诉他们要留心我。（那时我们还没有见面。）我寄回了一批他们退回来的稿子，他们只采用了一篇。
大约在那个时候，斯大林去世了，我写了一个名为“斯大林去世的那天”的小故事。但是金大街——我被告知——对此并不高兴。
丹麦的伊塞克·蒂尼森当时在为做广播工作，她接受了几个短篇故事。
我没有做太多的评论。这个工作虽然很艰苦，但是报酬却不怎么样——就是说，如果你真的认真读了那些书，并进行了思考，而这些在评论者的眼中并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另一个错误的开始是我同意做唐纳德·奥格登·斯图沃德的秘书。他是因为约瑟夫·麦卡锡而离开美国的作家之一，然后他成为一名著名的戏剧作家和电影编剧：《费城故事》便是他的作品。他与叶拉·温特斯结婚，后者是著名的左翼记者之一，那群人曾看到了未来在苏联6。这二人都仍然亲苏联，并在芬切利路有一套公寓，在我所有赚钱的尝试中，这是最愚蠢的。他每周付我7英镑，最少的。从肯辛顿的教堂街到芬切利路大约有一个小时的车程。唐工作十分缓慢。他在屋里踱来踱去，或是凝望窗外，而我则坐着准备写下这些长久思索的结果。然后这些成果出来了：“但去拉卡迪亚机场要花三刻钟的时间”，这就是所谓的成功剧本是自动写出来的吗？我无聊得简直要发疯了。与此同时，他的妻子叶拉女士进进出出，最后对我说，如果我无事可做的话，我可以替她去上街采购。夫妻争夺一个佣人的使用权是司空见惯的。我坚持了三周，最终友好地告别了他们二人。我决心试着为广播肥皂剧《戴尔夫人的日记》写剧本，并提交一集剧情，但他们都说这太过极端了。该剧是关于一个少年犯的，而很快就成为广播剧或连续剧的题材了。之后我认定，不严肃写作而总是想方设法赚钱是一个错误想法。
影中漫步 第二章(51)
朱丽叶·奥希坚定地支持我。她因为所代表的群体之广泛性而闻名。她是罗马天主教徒，也是保守党党员。她照顾着包括我在内的三个共产党员，尽管她厌恶、鄙视共产主义。同时，她也关照写浪漫小说和冒险故事的其他严肃的作家。她因我们个人的德行而照顾我们，她公正、和善，是我们的挚友。她从不给我提不好的建议。从那时起，出版界就处于混乱之中，天翻地覆，在这种局面下，我得到了我很棒的代理商的支持，首先就是朱丽叶·奥希，其次是乔森纳·克劳，后者至今仍是我的好朋友兼代理商。
现在我的社交生活完全改变了，因为有一段时间我是加拿大作家和美国作家群体中的一员。在这些人中，大多数都因麦卡锡主义而被驱逐到伦敦。鲁宾·什普曾发行了一张名为《调查员》的唱片讽刺麦卡锡。那时，没人敢嘲笑麦卡锡，但现在，美国到处都有对此嘲讽的笑声，这张唱片或许是麦氏衰落的开端，或促成了其衰落。如今，没人记得《调查员》这张唱片，它的鼎盛时期正是当魔鬼为想进入天堂的人在地狱安排住所之时。鲁宾曾一度在好莱坞工作，后来因为被认为具有危险性而被戴上手铐送上飞机——这使他的家人大为震惊。在鲁宾看来，这些家人都是职业骗子，他们都看不起鲁宾，认为他为了成为当无利可图的作家而真是执迷不悟。但镣铐却使他得到了救赎。真是这样吗？鲁宾天生风趣，而且又有谁会在大笑时关心细节呢？没有任何家族的后代能够像鲁宾对其罪犯家人那样，更好地利用其祖先了，一个黑手党教父的家族。
泰德·艾伦曾在好莱坞工作。他指望着写出史上最伟大的戏剧、最伟大的小说——这正是就是当时大西洋彼岸那些作家的风格。他的确写了几篇好东西，但他真正的才华在于谈论：他只是个会讲故事的人，从他自己的生活中取材，然后杜撰成夸大、荒诞、滑稽的故事。
这个作家群体中的一些人来自加拿大，因为当时对于作家而言，在那个国度谋生不易。
斯坦利·曼恩为电影写剧本。
莫德凯·里奇勒是这一群体中的小字辈。可能全世界成百上千的年轻人——或是百万的？——都在模仿詹姆斯·迪恩，尽管后来证明他是个不讨人喜欢的人，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毕竟，那么多共产主义者曾发誓敬仰斯大林及其他残酷的压迫者，但当他们使自己与宏大的幻想相一致时，他们便又获得了坚韧的美德。对莫德凯的形象是：背靠墙而立，口齿不清，甚至说起话来结结巴巴，却有讨人喜欢的谦虚神情，的确如此。他会质问我，或者泰德·艾伦，或者鲁宾，所有我们这些人都被责任和孩子所困扰的人，都会真诚而急迫的地询问——这些直接来源于放荡不羁的文化人迷失思的心——你认为艺术家应该结婚生子吗？那一定会泯灭才华吗？不久，莫德凯娶了斯坦利·曼恩的前妻弗洛，除斯坦利的儿子外，莫德凯和弗洛还生了四个孩子。
最初，我最常看到的是莫德凯和他当时的妻子凯西，因为他们在教堂街住了几个月。这是非正式的殖民风格，进进出出，随兴做些饭食。凯西是个大嗓门、直率、伶俐的女子。当时有个笑谈：尽管凯西是石勒喀人（苏联西伯利亚的南部），但她做的犹太饭菜却比任何犹太妇女做得还要好。笑话连篇，美食、美酒不断。不久，鲁宾成了我最常见到的人，我们做了很多年的朋友。
这一“群体”变化迅速。一方面，众人婚姻解体，联系中断，先是艾伦、鲁宾，后是莫德凯。这些人的妻子早年与他们共患难并做他们的代理商、顾问，甚至是资助者，但现在都一一离去了。当这些事都已变得司空见惯时，什么才是道德愤怒的意义呢？在我看来，男人必须努力使自己从母亲那里得到解放，但之后的环境和他们的本质使妻子又变成了“母亲”，男人们则须需要再次自我解放：尽管远非永远如此——总把新人换旧人。那些接受了年轻艺术家未来的女子，从一开始就应该明白，这也许会成为爱情的负担。
影中漫步 第二章(52)
这还是一个嗜酒的群体。自从离开罗德西亚，我几乎不再饮酒。在丹柏路，我没有钱，也没有人请我喝酒。我只能在琼的家里，我们喝些葡萄酒，但这也并非经常如此。对于这些北美人而言，他们喝的当然不是葡萄酒，因为他们所知道的是配制这种或那种鸡尾酒的正确方法。“只需在杜松子酒里加一滴苦艾酒，若有无碳酸水则更好，从软木塞顶端倒进去。”就是如此这样。服药则更甚，其中一些人服用的药量大得惊人。不久，当克兰西·西格尔和鲁宾就分配每日定额的问题争执不下时，他们彼此奚落对方，认为己方的更强，或更弱，可靠，或危险，或刚刚发明。我过去常为他们的互相讥讽而吃惊，尽管我很享
现在回过头来看，我对自己如何平衡不同需求感到惊讶和印象深刻，当然，孩子是最主要的。集中而高强度的工作，同时还得顾及其他消耗精力的事。
第一部小说，《野草在歌唱》在美国、英国、和欧洲大陆的反响不错并再版。但是，没有几个作者能靠严肃的小说致富。我的第二本书《这就是老酋长的家乡》反响也不错，其中的独立小故事被编入到其他的短篇小说集中。《玛莎·奎斯特》和《良缘》也卖得不错，并在欧洲和美国出版了，但在这两个地区却都没有成为畅销书。我一直在写书、出书，但是直到七十岁才赚了一笔钱。1958年，我计算了一下，平均每周我只能赚到20英镑，这仅只是工人的工资水平。
影中漫步 第二章(50)
与其他的作家一样，我在支票中艰难度日，琼并不介意我每周的房租往往托延拖后两周或三周才能支付房租。一次，我拖了五周还没能交上房租，我十分焦急，因为她手头也不宽裕。这个辛酸的回忆校正了一般的想法，例如：“没钱并不让我着急。”（我之前曾经说过一次。）那一段时间我始终处于担心中。我沿着教堂大街走，把孩子送到学校，然后就开始哭泣，因为我买不起食物。一位男士快步走过街道，来到我面前停下来问：“你为什么哭？”我说：“因为我没有钱。”他说：“高兴起来，到下周这个时候你就会有钱了，不是吗？”这可能是真的，因为钱总是在不确定的时候来到，而我也确实高兴起来了。我卖了我妈妈的首饰。妈妈总是把她们最好的首饰留给女儿们，这似乎成了一个惯例，因此妈妈给了我她的金链子、金胸针、金手镯，还有一些维多利亚饰品。事实上我并不想要，让她留着这些，但是她坚持要给我。当我把这些它们拿到首饰店时，我清楚的地知道自己将在价格上受到欺骗，而当时我的情绪极其低落。这些珠宝并不时髦，我明白这一点甚至很明确地将其指出。最后我只得到了不到30先令，而10年之后，当维多利亚首饰变为时髦饰品时，这些珠宝会值上千英镑。同样的，我从黛西阿姨那里得到了一个维多利亚缝纫桌。它很漂亮，有很多小抽屉、浮雕、小隔间、针线垫等等。楼下有一个古董店，我祈求他们买下它。但他们拒绝了，说这种东西没有市场。可不久，它就会值很多钱。
一个作家生活的兴衰变迁意味着复杂的税收报酬。有一年我没有钱缴税，而前一年我的钱却绰绰有余。征收收入税的官员对我表示了同情，然而结果并不令人愉快：还是要交税。怎么交的？我已经不记得了。或许我找了几本书来评论。那个时候对处在我这个位置的女人并没有补助——一个孩子，父亲也不提供任何费用。如果有，或许我也不屑于那这个钱：那是涉及自尊的问题。
或许你在想这样一个问题：你有一个爱人，他为什么不提供帮助？我通常和杰克一起付钱。这是一个原则问题。另外，他也有一个妻子和家庭需要养活。然后，如果这就是贫困，而我却不记得我有很多时候身无分文，或者为了某个我无法支付的东西踯躅。
而且我们吃的还很好。琼和我都能做可口的饭菜，我们互相邀请对方。我充分利用了那些为处于困难时期的人们提供的备用品，不断增加的肉汤也随着时间一天天地过去而变得越来越好。
尽管如此，有些时间候我还是很绝望的，因为我在梅费尔申请了一个每周7英镑的秘书工作。我对雇主说这个工资不足以生存，而他辩解说：“恐怕我们指望他们在家里工作。”
我把两篇短故事寄去给《纽约客》杂志，但这两篇都不是我最喜欢的。纳迪内·高迪莫发表了一篇短故事，告诉他们要留心我。（那时我们还没有见面。）我寄回了一批他们退回来的稿子，他们只采用了一篇。
大约在那个时候，斯大林去世了，我写了一个名为“斯大林去世的那天”的小故事。但是金大街——我被告知——对此并不高兴。
丹麦的伊塞克·蒂尼森当时在为做广播工作，她接受了几个短篇故事。
我没有做太多的评论。这个工作虽然很艰苦，但是报酬却不怎么样——就是说，如果你真的认真读了那些书，并进行了思考，而这些在评论者的眼中并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另一个错误的开始是我同意做唐纳德·奥格登·斯图沃德的秘书。他是因为约瑟夫·麦卡锡而离开美国的作家之一，然后他成为一名著名的戏剧作家和电影编剧：《费城故事》便是他的作品。他与叶拉·温特斯结婚，后者是著名的左翼记者之一，那群人曾看到了未来在苏联6。这二人都仍然亲苏联，并在芬切利路有一套公寓，在我所有赚钱的尝试中，这是最愚蠢的。他每周付我7英镑，最少的。从肯辛顿的教堂街到芬切利路大约有一个小时的车程。唐工作十分缓慢。他在屋里踱来踱去，或是凝望窗外，而我则坐着准备写下这些长久思索的结果。然后这些成果出来了：“但去拉卡迪亚机场要花三刻钟的时间”，这就是所谓的成功剧本是自动写出来的吗？我无聊得简直要发疯了。与此同时，他的妻子叶拉女士进进出出，最后对我说，如果我无事可做的话，我可以替她去上街采购。夫妻争夺一个佣人的使用权是司空见惯的。我坚持了三周，最终友好地告别了他们二人。我决心试着为广播肥皂剧《戴尔夫人的日记》写剧本，并提交一集剧情，但他们都说这太过极端了。该剧是关于一个少年犯的，而很快就成为广播剧或连续剧的题材了。之后我认定，不严肃写作而总是想方设法赚钱是一个错误想法。
影中漫步 第二章(51)
朱丽叶·奥希坚定地支持我。她因为所代表的群体之广泛性而闻名。她是罗马天主教徒，也是保守党党员。她照顾着包括我在内的三个共产党员，尽管她厌恶、鄙视共产主义。同时，她也关照写浪漫小说和冒险故事的其他严肃的作家。她因我们个人的德行而照顾我们，她公正、和善，是我们的挚友。她从不给我提不好的建议。从那时起，出版界就处于混乱之中，天翻地覆，在这种局面下，我得到了我很棒的代理商的支持，首先就是朱丽叶·奥希，其次是乔森纳·克劳，后者至今仍是我的好朋友兼代理商。
现在我的社交生活完全改变了，因为有一段时间我是加拿大作家和美国作家群体中的一员。在这些人中，大多数都因麦卡锡主义而被驱逐到伦敦。鲁宾·什普曾发行了一张名为《调查员》的唱片讽刺麦卡锡。那时，没人敢嘲笑麦卡锡，但现在，美国到处都有对此嘲讽的笑声，这张唱片或许是麦氏衰落的开端，或促成了其衰落。如今，没人记得《调查员》这张唱片，它的鼎盛时期正是当魔鬼为想进入天堂的人在地狱安排住所之时。鲁宾曾一度在好莱坞工作，后来因为被认为具有危险性而被戴上手铐送上飞机——这使他的家人大为震惊。在鲁宾看来，这些家人都是职业骗子，他们都看不起鲁宾，认为他为了成为当无利可图的作家而真是执迷不悟。但镣铐却使他得到了救赎。真是这样吗？鲁宾天生风趣，而且又有谁会在大笑时关心细节呢？没有任何家族的后代能够像鲁宾对其罪犯家人那样，更好地利用其祖先了，一个黑手党教父的家族。
泰德·艾伦曾在好莱坞工作。他指望着写出史上最伟大的戏剧、最伟大的小说——这正是就是当时大西洋彼岸那些作家的风格。他的确写了几篇好东西，但他真正的才华在于谈论：他只是个会讲故事的人，从他自己的生活中取材，然后杜撰成夸大、荒诞、滑稽的故事。
这个作家群体中的一些人来自加拿大，因为当时对于作家而言，在那个国度谋生不易。
斯坦利·曼恩为电影写剧本。
莫德凯·里奇勒是这一群体中的小字辈。可能全世界成百上千的年轻人——或是百万的？——都在模仿詹姆斯·迪恩，尽管后来证明他是个不讨人喜欢的人，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毕竟，那么多共产主义者曾发誓敬仰斯大林及其他残酷的压迫者，但当他们使自己与宏大的幻想相一致时，他们便又获得了坚韧的美德。对莫德凯的形象是：背靠墙而立，口齿不清，甚至说起话来结结巴巴，却有讨人喜欢的谦虚神情，的确如此。他会质问我，或者泰德·艾伦，或者鲁宾，所有我们这些人都被责任和孩子所困扰的人，都会真诚而急迫的地询问——这些直接来源于放荡不羁的文化人迷失思的心——你认为艺术家应该结婚生子吗？那一定会泯灭才华吗？不久，莫德凯娶了斯坦利·曼恩的前妻弗洛，除斯坦利的儿子外，莫德凯和弗洛还生了四个孩子。
最初，我最常看到的是莫德凯和他当时的妻子凯西，因为他们在教堂街住了几个月。这是非正式的殖民风格，进进出出，随兴做些饭食。凯西是个大嗓门、直率、伶俐的女子。当时有个笑谈：尽管凯西是石勒喀人（苏联西伯利亚的南部），但她做的犹太饭菜却比任何犹太妇女做得还要好。笑话连篇，美食、美酒不断。不久，鲁宾成了我最常见到的人，我们做了很多年的朋友。
这一“群体”变化迅速。一方面，众人婚姻解体，联系中断，先是艾伦、鲁宾，后是莫德凯。这些人的妻子早年与他们共患难并做他们的代理商、顾问，甚至是资助者，但现在都一一离去了。当这些事都已变得司空见惯时，什么才是道德愤怒的意义呢？在我看来，男人必须努力使自己从母亲那里得到解放，但之后的环境和他们的本质使妻子又变成了“母亲”，男人们则须需要再次自我解放：尽管远非永远如此——总把新人换旧人。那些接受了年轻艺术家未来的女子，从一开始就应该明白，这也许会成为爱情的负担。
影中漫步 第二章(52)
这还是一个嗜酒的群体。自从离开罗德西亚，我几乎不再饮酒。在丹柏路，我没有钱，也没有人请我喝酒。我只能在琼的家里，我们喝些葡萄酒，但这也并非经常如此。对于这些北美人而言，他们喝的当然不是葡萄酒，因为他们所知道的是配制这种或那种鸡尾酒的正确方法。“只需在杜松子酒里加一滴苦艾酒，若有无碳酸水则更好，从软木塞顶端倒进去。”就是如此这样。服药则更甚，其中一些人服用的药量大得惊人。不久，当克兰西·西格尔和鲁宾就分配每日定额的问题争执不下时，他们彼此奚落对方，认为己方的更强，或更弱，可靠，或危险，或刚刚发明。我过去常为他们的互相讥讽而吃惊，尽管我很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