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txt [43]
马化龙死后，左宗棠相信，再也没有其他东干人领袖能够把出身各异的回民叛乱者纠集起来组成一个大运动了。可是，在甘肃省的几个地方和毗邻的青海省还存在着一些强大的叛乱中心。正在这时，北京又因内外蒙古传来的消息而深为困扰。7月份，几百名来自甘肃的回民骑兵侵袭了多伦附近的内蒙古。与此同时，一支更大的回民部队（他们发端于甘肃走廊，在前一年曾抢掠和焚烧乌里雅苏台）穿过沙漠，于10月初来到了距库伦仅几天路程的部落领地上。蒙古族军队和满洲军队穿越草原来保卫多伦和库伦。甚至直隶省的绿营练军也奉旨被调到库伦。这两股回民队伍似是在1871年11月——即在俄国占领伊犁后四个月——被击溃的。①
左宗棠认为，他的首要任务是清除甘肃余下的叛乱中心。他利用对马化龙取得的胜利，散发通告禁止新教，但允许宽赦被新教煽动而误入歧途的人，可是他又暗示，赦罪范围不包括哈里发和毛拉们。清帝批准的这一为甘肃省辖区所奉行的政策，②在1871年9月开始的河州之役颇具实效。清军缓缓推进，于11月进到距河州三十英里的范围内，但在1872年2月被控制着该城的一位旧教回民叛乱头目马占鳌所逐回。左宗棠的部队在一条宽阔河流的岸上的一个设防市镇遭到惨败，虽则他已经使用了新式来复枪。可是，马占鳌即使有此胜利，他仍然决定谈判和平，以便尽可能利用眼看最后会是没有希望的形势。他告诉他的徒众，在备受战祸蹂躏的甘肃，如果战争继续下去，“不惟汉族仇怨日深，回族亦无立足之地”。因此，胜利后的投降要比失败后的投降好一些。③他准备向左宗棠移交四千匹马和“一万多件火器和刀矛”，但取得了左宗棠提出这样的保证：河州的回民是多数民族，应继续在那里居住，汉民则要一次迁出。到了6月份，河州的汉民和大约二千名陕回，已被安置到了别处。马占鳌及其他从前的叛乱领袖们最后被吸收进了一个绿营军官所统率的地方戍军中去，左宗棠的部队则在附近各城市监视着他们。①
1872年8月，左宗棠移节于兰州的总督官署内。鉴于俄国侵占伊犁，他已于1871年12月派一支部队去肃州，此地是离甘肃通往新疆的咽喉部位不远的战略要冲城市。在徐占彪的率领下，这支六千五百人的部队（包括骑兵在内）到了1872年夏季已能在叛兵占据的肃州附近建立巩固的据点。但左宗棠首先集中注意的是兰州西北一百二十英里的西宁，这特别是因为它在1872年被陕回首领所控制，其中包括白彦虎在内；白彦虎曾经是马化龙的党羽，现在拥有一万余名久经战斗的回民战士。刘锦棠于8月承担了攻击西宁的任务。刘锦棠花了三个月时间才得以突入西宁险要而又防守严密的地带，但最后他终于取得优势。他歼灭了一万名回民党徒，但白彦虎却漏网而逃。扞卫新教的西宁“回民绅士领袖”马桂源在青海撒拉族的领地上被清军追捕到手。②
左宗棠在这整个时期实际上一直在准备对肃州进行决定性的攻击；许多东干族首领云集在肃州，集合在新教统领马文禄（本来出身于西宁）的麾下。为了增援徐占彪的部队，左宗棠在1872年12月从他自己的湘军中派去三千人；在左宗棠的请求下宋庆和张曜两支豫军也奉旨前来会战。新近被任命为乌里雅苏台将军的金顺也参加了战斗。左宗棠忙于安排财政和给养，包括在兰州建立一座不大的兵工厂，并命一位有些军械知识的干练的陆军军官、广东人赖长开始为德国攻城炮加造炮弹。①左宗棠虽因组织战争，军书旁午，不得分心，但良心和政策仍促使他要为“回民良民”的生活作出安排，以达到消除种族冲突的根源的目的。这时只有两万陕回难民留在甘肃。他们不能回家，因为即令是这一小批人也不受陕西的欢迎。左宗棠保证将平凉及其南方两个城市附近的农村地区的土地拨给他们，并与汉人社会隔绝开来。必须从某些城市赶出的甘肃回民则被迁往兰州附近同样指定的地区。以下规定必须被严格执行：居民用保甲制度组织起来，十户的头头由官方选派；准许贸易，但任何人想要进城都必须持有县长的许可证，凡是想去外省的人则必须向道台申请护照；不许举行新教仪式。这些被隔离的移民都分得可以灌溉的土地，每一家地亩的多少依它人口的数量而定。供给农具和种子。凡不能工作或找到家庭的难民，可继续接受救济。②
同时由于宋庆的三千步兵和五百马兵在1873年年中到达，肃州的包围得以完成。在六位统领统带下的整个清军迅即数逾一万五千名。9月中旬，左宗棠本人亲临前线，随身带了兵工厂经理——也是大炮专家——赖长。克虏伯大炮现在轰击着厚厚的城墙，炮火还得到埋在城墙下爆炸的地雷的助威。10月24日清兵入城，马文禄投降。左宗棠上奏说，五千四百名土着回民和一千五百七十三名从外地到肃州来的回民于11月12日被处决。他向他的西安总部的军需提出了他的计划：肃州回民中的老人、青年和妇女将和甘肃走廊其他两个主要城市幸存下来的回民一起，在甘肃南部得到安置。“自此，关内甘凉肃三郡可无遗种，而关内外可免勾结之患。”左宗棠又写道：“数十年征伐之事以此役（攻克肃州）为最妥善；次日各军因争贼赃，乱我章法。”①
① 中田吉信：《同治年间的陕甘回乱》，载《近代中国研究》，第3期（1959年）第132页。《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30第66—67页；卷37第64页。《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0第36页；卷11第32页。
① 《左文襄公全集·文集》，卷1第18页。《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0第23—26、52页；卷11第10页。
② 朱文长：《中国西北的回民叛乱》，第105页；秦翰才：《左文襄公在西北》，第51—52页。
③ 《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1第45页；卷14第48、55页；卷16第27页。《左文襄公全集·批札》，卷1第34—35页。
① 《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39第17页。
② 朱文长：《中国西北的回民叛乱》，第112—119页。刘广京：《清末地方权力范围的再估价》，第204页注58—59。
③ 《大清穆宗实录》，卷220第26—27页；卷244第19—29页。
④ 朱文长：《中国西北的回民叛乱》，第113—114页。
① 秦翰才：《左文襄公在西北》，第59—63页。
② 朱文长：《中国西北的回民叛乱》，第127—128页。《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32第10页；卷38第63页。
① 《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31第16页；《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0第32、52页。
② 《大清穆宗实录》，卷261第24页；卷262第17—19页；卷263第10—11页；卷276第23页。1871年曾在阿拉善和鄂尔多斯旅行过的普列杰瓦尔斯基记录了东干人对这两处地方侵袭的后果，见他的《蒙古，唐古特和北藏》（德尔马·摩根英译本），卷1第198、201页、238页注、259页。
③ 《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0第19、26、36页。
① 《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31第22页。
② 《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31第2、23、27、28—29页。《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0第35页；参照卷11第29页。
① 《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0第55页；卷11第7、10页。《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33第2—3、17页。
② 贝尔斯：《左宗棠：旧中国的军人和政治家》，第246—247页。
③ 《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34第60—61页。
④ 关于陕回从甘肃西南部驰援金积堡的记载，见郭廷以：《近代中国史事日志》，第528—533页。
① 《大清穆宗实录》。卷277第1—3页。
② 《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1第2、23页。《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35第1—2、21页。
③ 《大清穆宗实录》，卷276第7页；卷282第15页（第6行）。《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1第1页。《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35第41页（第8—9行）。贝尔斯的《左宗棠》一书第240和248页上的地图。
① 《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1第21、27页。《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36第65页；卷37第12—13、59页。
② 《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1第33页。《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37第60页；卷38第3—5页。秦翰才：《左文襄公在西北》，第79页。
① 《大清穆宗实录》，卷293第17页；卷309第22—23页；卷312第10—11页；卷313第1、11页；卷315第6页；卷319第12页；卷320第12页；卷321第16页。1870年12月普列杰瓦尔斯基在库伦即听说东干人袭击了乌里雅苏台。他记述说，一支俄国分遣队曾被派往库伦，并且停留了一年多时间；见他的《蒙古，唐古特和北藏》，卷1第16、62页。
② 关于左宗棠的告示，见《回民起义》，第4册第1页（图版）。按照乾隆时代的前例，清帝没有批准左宗棠在全帝国实施这条禁令的奏请；《大清穆宗实录》，卷310第15—16页。
③ 马霄石：《西北回族革命简史》，第46—47页。
① 《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41第5—10、36、61—64页。
② 《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42第50—51页；卷43第24—25页。
① 《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3第23、32页。陈其田：《左宗棠：促进中国船政和羊毛纺织业发展的先驱》，第51—53页。
② 朱文长：《中国西北的回民叛乱》，第149—155页。秦翰才：《左文襄公在西北》，第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