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txt [18]
总理衙门自知中国无力保卫朝鲜，在1867年开始劝告朝鲜和西方国家和解。到了1879—1880年时，中国人力促朝鲜和西方国家建立条约关系，以抗衡日益增长的日本的影响。①日本对朝鲜的关系在德川时期（1603—1867年）由对马地方的封建领主处理，自1868年明治维新以后，便改由东京直接掌管了。日本为了宣布这些政治变化和修订双方关系而派往朝鲜的使团，都被大院君拒之门外，因为他藐视日本所实行的现代化，而且认为日本天皇僭越“天皇殿下”的称号是不合体统的。
为了报复这次冷遇，日本领袖们决定于1873年派一讨伐队前往朝鲜。这一行动将起到这些作用：（一）为心怀不满的武士提供泄忿的机会，转移他们对国内问题的注意；（二）对中国在朝鲜的君临地位进行有利的挑战，以谋取日本在亚洲的领袖地位；（三）阻止英国和俄国的前进；（四）为1592和1597年丰臣秀吉入侵朝鲜的失败雪耻。但是从西洋回国的日本领导人取消了这个决定，他们认为日本国内的落后状况不允许进行一次对外冒险。
不过，在1875年还是派遣了一支配备有炮艇的巡逻队。当日本人在江华湾遭到袭击时，他们便进行还击，并摧毁了朝鲜的防守要塞。这次胜利以后东京又增派了六艘兵船前往朝鲜，同时派了一个使者前往北京②探听中国的反应。这时，总理衙门正穷于应付马嘉理事件，遂小心翼翼地答复说，朝鲜虽是中国的藩属，但其内政外事从来悉听自为。日本受此鼓舞，力促开放朝鲜，清廷因一心避免冲突，便指令朝鲜进行谈判。1876年2月24日，日-朝江华岛条约签字。条约载明：（一）承认朝鲜为自主之邦，享有与日本平等之权；（二）互派使节；（三）开放三口对日通商；（四）日方在这些口岸享有领事裁判权。由于不能维护朝鲜的独立，中国没有履行其宗主国的权利。
日本继在朝鲜的行动之后又于1879年并吞琉球群岛，这更使中国决心向西方国家开放朝鲜，以抵消日本的影响。北京责令李鸿章主管朝鲜事务，以便在商业上和外交上着手对西方开放朝鲜。1882年，他派遣马建忠和海军提督丁汝昌前往朝鲜，目的是介绍美国海军准将舒斐尔特进行缔约谈判。1882年5月22日签订了美-朝条约：两国同意互派外交官；在通商港口设领事；彼此平等相待。美国承认朝鲜独立，但是朝鲜另发单独的声明，自称为中国属邦。①此后数年朝鲜和英、法、德各国都签订了协定，并且它也按照中国模式着手进行了一些现代化的工作，尽管步子很慢。
国内暴乱和国际政治②
高宗于1873年开始亲政以后，他的“闵妃”（出身于有影响的闵氏家族）取得了越来越大的权力，她借此权力实行改革，而且还雇用了一些日本军官来训练朝鲜军队。大院君决心削弱她的影响，利用一些被遣散士兵的不满情绪，于1882年煽动他们攻打王宫和袭击日本使馆。闵妃幸免一死，日本使馆则被焚，七名日本军官被杀，日本公使逃回本国；大院君重新掌权。丁汝昌提督和马建忠到朝鲜调查此案；为了防止日方采取惩罚性行动，他们迅速采取措施逮捕了大院君，并将他送往中国监禁。按照马建忠的劝告，朝鲜国王同意向日本赔款五十五万美元，派使团道歉，并允许日方在使馆内驻军和筑兵营。日本取得了向朝鲜派兵的权利，这标志着日本外交的重大胜利。
1882年暴动以后，李鸿章率先积极行动，以加强中国在朝鲜的地位。中国和朝鲜缔结了一项商约：朝鲜给予中国以治外法权，中国人则提供贷款，并送给朝鲜政府一批洋枪。李鸿章任命一名中国的商务代办以监督朝鲜的贸易，并指令袁世凯负责训练朝鲜军队。原在中国海关任职、后又充当德国驻天津领事的穆麟德担任了朝鲜的海关税务司和外交顾问。中国的六个营军队驻在朝鲜以维持治安和防备日本的侵略。
1882年以后，朝鲜人中的亲华派和亲日派之间的斗争愈演愈烈。袁世凯和亲华派掌握了政府，而日本驻朝鲜公使竹添进一郎却竭力鼓吹朝-日友谊，并操纵金玉均所领导的亲日派。1884年，中国因中法战争从朝鲜撤回了三个营的兵力，亲日派便试图在12月4日发动政变。他们的军队突然冲进王宫，逮住了国王，并杀死了一些亲华的官员。袁世凯的军队当即平定了叛乱并救出了朝鲜国王，但是主要煽动者金玉均却逃往日本。
东京方面立即派一支讨伐部队和一名特使（井上馨）前往朝鲜索取赔款，要求道歉和索资重建日本使馆。与此同时，另一位专使伊藤博文也前来和李鸿章商谈，当时李鸿章正忙于中法战争，因此迅即妥协，于1885年4月18日同意缔订中日天津会议专条，此约规定：（一）中、日两国应于四个月之内各将军队尽数撤出朝鲜；（二）双方应劝朝鲜聘请别国人为教练，中、日两国人员均不得训练朝鲜军队；（三）任何一国如欲派兵前往朝鲜平乱，应先行文知照对方，一俟事定，应即撤兵，不得留防。这一协定实际上使朝鲜变成了中、日两国的共同保护国，取消了中国声称它为唯一宗主国的权利，并且确认了日本具有向朝鲜派兵之权。
与此同时，俄国占领了朝鲜东北海岸的元山港，英国夺得了朝鲜南部的巨文岛，国际纷争因而加剧。日本看出了西方国家对它在朝鲜利益的威胁，便采取了鼓励中国加强控制的政策，借此来抵消别国的影响和确保日本在将来的朝鲜事务中只与中国打交道的局面。李鸿章不懂得日本的这一用心，果然通过任命袁世凯为全面掌握朝鲜的商业和外交事务和监督其内政的驻朝鲜大臣，来加强中国的控制。袁世凯很快控制了朝鲜的宫廷、海关、贸易和电报业务，在1885—1893年期间成了朝鲜国内权力最大的人物。正当中国在朝鲜盛极一时时，日本的经济和军事也获得了长足的进展，而到1894年时，日本的现代化程度已足以与中国角逐了。
使原已紧张的局势更为加剧的是：1894年3月，朝鲜的亲日派领袖金玉均在上海被另一朝鲜人刺杀；死者的尸体运回朝鲜凌迟示众以为叛国者戒。日本人认为这一事件是直接的冒犯；虽然外相陆奥宗光声辩说，一名朝鲜人在中国被另一名朝鲜人杀害，在法理上与日本无关，但是仍然群情激昂，而玄洋社等秘密组织则为战争推波助澜。这些组织怂恿东学党叛乱，使之成为向朝鲜派兵的借口。
东学党叛乱，1894年
东学党运动本来是宗教性质的，由于官方的迫害才变成了政治运动。东学党的创始人崔济愚（1824—1864年）是一个不得志的士子，他有感于官方的压迫和基督教的扩张，创立了号称集儒、道、释精髓而为一的“东学”信仰。朝鲜政府视它为邪教而加以取缔，并于1864年将崔济愚逮捕、论罪和斩首。这一教派被迫转入地下活动后，逐渐吸引了一些胸怀政治野心的人士。1892年，东学党人要求开禁，但被拒绝，他们的组织奉令解散。
此后不久，在玄洋社日本人的帮助下，东学党人利用群众性抗议官僚贪污的机会，策划了一次暴乱。当朝鲜宫廷要求中国出面援助时，日本公使怂恿袁世凯采取积极行动，并暗示日本无意干预此事。李鸿章信以为真，认为日本不会进行战争；但东京却作了充分行动的准备，因此中国人刚刚协助扑灭东学党人，八千名日本兵马上就出现于朝鲜。日本方面要求朝鲜改革内政，但是朝鲜政府根据李鸿章的指令答复说，只有在日本军队撤出朝鲜后，它才能进行改革。
战争爆发
李鸿章决心寻求外交解决，他希望争得西方各国的同情，迫使日本同意和平解决。当俄国没有遵守替中国调停的谅解时，李鸿章就转而请求英国调停。伦敦事先未曾料及事态发展如此之快，所以没有适当的对策而左右为难。3月间接替格兰斯顿当政的罗斯贝利勋爵“很不愿意看到远东出现动荡局势”。①最后他提出了一项温和的、双方都不得罪的建议：呼吁中、日双方同时撤军，并在朝鲜京城周围建立一个中立地带。日本曾对美国的和平呼吁置之不理，现在又拒绝了英国的建议。李鸿章的外交努力使中国延误了军事方面的准备工作；直到和平解决的希望全告破灭时，他才下令向朝鲜增援。日本方面得知这一护送援军的消息后，便在1894年7月25日将中国向英国租用的“高升号”轮击沉，使九百五十名中国士兵落水而死。②8月1日，中、日双方同时宣战。
这场战争实际上成了两个从事现代化历一代人之久的国家所作的一次较量。在陆上，日方在平壤打败了李鸿章的淮军，成立了以大院君为首的傀儡政府，并宣布朝鲜独立。在海上，虽然中国夸耀它有一支较大的舰队，但是并非所有船舰都被动员作战。和日方作战的只有李鸿章的北洋舰队；南洋舰队以及驻在广东和福建的两支地方海军中队则守“中立”以图自保。不仅如此，中国舰队虽然吨位超过日方，可是它们都陈旧过时，速度也较慢，无法与日方新式和快速的舰队匹敌。这两支海军于1894年9月17日在鸭绿江口外的黄海海面上展开了激战。战斗一开始，中国海军就陷于混乱状态，当时旗舰管带取消了其上级——海军提督丁汝昌——关于战斗队形的命令。当旗舰因第一发炮将飞桥震塌而使丁汝昌及其英国顾问受伤时，舰队便群龙无首，失去领导。一位当过陆军军官的德国顾问担任指挥，可是很不得力。在五个小时的交火中，中国方面损失了四艘船舰，伤亡一千余人。而日本方面只损失一艘船舰。
残存的中国船舰撤退到旅顺口，然后又撤到海军基地威海卫。11月，日方由陆路攻占了大连和旅顺口，使要塞的大炮失去了作用。1895年2月，当日方抄后路攻陷威海卫并用要塞的炮火转而轰击停泊在港内的中国船舰时，中国的失败便已成定局。海军提督丁汝昌自杀殉职，他的僚属纷纷投降（见第四章）。
经过三十年自强运动，却落得这场耻辱的失败，这使李鸿章无法逃脱严厉的指责。他辩解说，单靠北洋舰队和淮军对抗日本全国的力量自然无法取胜，但是这种托辞未能使他免于撤职和丢面子。
和平谈判
1894年11月，重新主管总理衙门的恭亲王首先采取和平行动，要求美国公使出面调停，提出中国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