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txt [1]
随着当代对于中国历史的研究和着作的不断增加和发展，我们应当可以指望，人们对那种为一个新的学术领域提供初步结构的无所不包的概括的要求总会减少了吧。晚清时代的具体经验和思想意识应该成为主要的课题，我们这一卷书的许多部分就是照此办理的。虽然文学和艺术令人遗憾地不属于这一卷范围，但哲学和政治思想这方面的历史却使我们大长见识，从而可以洞察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又是怎样发生的。总之，晚清对西方的反应现在开始显得只是一个次要的主题；主要的过程乃是在新条件——包括西方的影响——下中国继续对它的过去所作的反应。一句话，刺激就在你发现它所存在之处，有刺激就会有反应，否则就根本不成其为刺激。
例如，经大运河运送漕粮以供应北京的制度日渐败坏，这使得政府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作出恢复沿山东向北京海运公粮的努力，这是讲求实际的行政官员们在经世学派传统主张范围内实行的一项制度兴革。但只是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才采用轮船来解决这个问题。同样地，自强运动的理论基础——即借西洋技术以保卫中国——可以被看做是传统的经世论在新形势下的应用。只是在经过许多灾祸之后的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进化论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思想才被夹带而纳入儒家的意识，当作维新运动的必要纲领。最后，改革家的斗争主要不是直接反对帝国主义，而是反对那些使帝国主义得以实现其野心的中国的传统。清末的改良派和革命派都同意一句古老的儒家格言：“苟齐其家，其谁敢侮之？”中国的力量必定来自内部。对于以古代经典培养出来的学者来说，鼓舞他们寄希望于中国的未来的主要力量仍然来自它的过去。对于研究晚清史的当代历史学家来说，这就使得理解中国伟大的传统如同理解十九世纪一样重要。我们必须知道孙中山之前的一代代中国人头脑里想的确实是什么，这是什么东西也不能代替的。
芮玛丽（1917—1970年）通过她的学生和朋友以及在两本分别探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和二十世纪头十年——即本卷的起讫两个时期——的书中，留下了她对晚期中华帝国史的研究成果。从哈佛大学1952年博士论文发展而来的《同治中兴》一书全面地分析了有清一代的问题和政策——这一工作不仅在她以前，而且在她以后都很少有人进行。根据她1965年组织并主持的一次学术会议上的成果编辑而成的《革命中的中国：第一阶段，1900—1913年》一书，是第一部全面论述这个问题的研究着作，它汇集了六、七个国家的现代学术研究的成果。芮玛丽从1945到1959年为斯坦福大学的胡佛战争、革命与和平研究所建立了中文图书馆；从1959年直至她不幸逝世以前她担任耶鲁大学的历史教授。《剑桥中国史》本卷很多地方得力于她筚路蓝缕之功，我们特将本书奉献给她，以志永念。
费正清、刘广京识
1977年10月
（张书生 译）
第一章 1870—1911年晚清帝国的经济趋向
第一章 1870—1911年晚清帝国的经济趋向
在二十世纪以前，中国的经济几乎没有不属于农业部门或不与它发生密切关系的。[1]这篇文章的大部分应相应地对十九世纪中国农业的结构和发展以及它对其他经济成分的影响进行分析。但是在优先讨论农业时，我差不多同样注意到了手工业、近代工业、贸易和商业及财政制度。如果这些区分显然是老生常谈，那么我只能以自己的能力有限和另一个可能的借口来辩护，即除了一些值得推崇并且数量日增的例外以外，我写这篇概论所必须依靠的一些中国的近代经济史着作历来都是叙述性的。
对以下各部分材料的处理不可避免地是选择性的。我在各个部分中将集中论述满洲王朝最后五十年内那些在一定背景中的新的或正在变化的情况，直到1911年和很久以后这个背景依然是一个在经久不变的社会结构中起作用的并且基本上没有变化的混合体。这并不意味着中华帝国在最后一个世纪中没有发生任何重大变化。相反，意识形态的风暴和政治风暴摧毁了这个儒家的帝国。但是基本的经济变化和近代的经济发展之所以发生，并不是因为在晚清经济制度中它们自身有这种动能。它们显然是一种新的、可能仍旧是脆弱的政治组合体的副产品，这个政治组合体本身只有经过了几十年的政治斗争、外国入侵和内战以后才得以形成。
人们在一开始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即与相当数量有启发性的地方局部材料相反，还没有一种全面的精确的计量材料，也不可能为民国以前的中国令人满意地取得这样的材料。这种情况再也没有比象国民收入这样的基本估量表现得更为明显了。表一经过修正，反映了对十九世纪中国国民总产值的估计，就我所知，这是唯一的尝试。表内的个别数字常常是武断地作出的，但是否能够收集到比此更加可靠的大量材料，也值得怀疑。这些估计数字大致显示了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几个经济部门的相对规模。
[1] ①本文作者感谢社会科学研究会中国经济委员会和密西根大学中国研究所在作者准备这篇文章时给予的支持。
农业
农业
中国的农业虽然发生了细枝末节的变化，某些部分的规模或质量方面有了改变，但它的技术与组织，1911年与1870年相去不远。（甚至进入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它基本上仍保持不变。）这段时期的主要变化是：人口有了缓慢的、但是可以觉察到的增长，但耕地没有相应的扩大；随之而来的是每人平均田地面积的缩小，特别在华北更是如此；种植作物类型有了变化，这部分是人与地之比日趋不利所致，部分是对国外市场新出现的机会的反应；作为农民手工业的纺纱业出现了绝对的和相对的衰落，以及为了应付这种衰落而出现了农村非农业收入来源的部分再组合；在发展中的条约口岸附近的内地的土地占有形式，与中国大部分农村内地的土地占有形式出现了某种差别；把各种土地使用的法定形式的差别加以消灭的那种早已在进行的过程已经完成。
有关十九世纪后半期人口统计方面的有用的资料当然不可能得到。官方估计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中国人口略为超过四亿人；有人争辩说，这个估计数虽然不能说十分精确，但相对地说是可靠的。①太平天国之乱和十九世纪中期的其他大起义不但使人口大量减少（特别在华中），而且又造成了经过整顿的保甲制（这项制度曾经收集了1776至1850年期间有关人口的比较可靠的资料）的崩溃。“从1851至1949年这一百年期间虽然可以取得各种数字，但对人口统计学者来说实际上是个空白。”②
但是，根据足够的叙述性材料，即使不能测算出增加的数字，也可以断定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至王朝末年人口在缓慢地增长。从各省迁到未受严重损害的帝国西部和北部的移民，逐渐又重新住到饱受内战之苦的长江流域各省来了。在满洲王朝的最后四十年中，国内是比较安定的，与十九世纪中期相比，也是繁荣的。虽然中法战争和甲午战争在政治上和外交上有很大的重要性，但它们对人口并没有大的影响。1877至1878年中国北部和西部的大饥荒以及1892至1894年和1900年的几次较小的但仍很严重的饥荒无疑会使人口暂时减少。由旱涝造成的这类危机在过去经常发生，而且在二十世纪中也反复出现（例如1920至1921年、1928年、1931年的几次天灾）。它们是许多“不发达”
国家人口统计类型中特有的内在组成部分，这种类型中高而动荡不定的死亡率和高而相对稳定的出生率结合在一起，就造成了人口缓慢的、但是大量的增长。
但是增长了多少？乔启明和J.L.巴克在1924至1925年观察了四个省的4，216家农户的出生率和死亡率后，估计中国的农村人口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至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期间每年的平均增长率可能为1.4％。①这样的增长率如果持续不断的话，就会使人口在这七十年中翻一番；从表面上看，它作为一个实际的长时期的平均数是太高了，不过在短时期内对某些地区可能是正确的。1934年，实业部所属中央农业实验所根据它的农作物上报者收集的回顾性的、因而也是站不住脚的材料，提供了1873至1933年期间农村人口和农田面积变化状况的估计，我现在将它制为表二。表上显示，自1873至1913年的四十年中，人口增加了17%，即每年平均增加0.5%弱。假定1873年的总人口数在三亿五千万至四亿人之间，那么到1913年总数应到四亿一千万至四亿六千八百万之间。如果考虑到以下的事实：人口在十九世纪中期略多于四亿；太平天国战争和其他内战造成了严重的人口损失；经过多年战争和内战之后在中国进行的一次最接近于实际的人口调查算出1953年中国的人口数为五亿八千三百万人；那么1873至1913年的上述数字至少不是不合理的。
如表二所示，中央农业实验所调查的答复者报告说，他们所在的几个地方的农田面积与所发生的缓慢而持续不断的人口增长相比，并没有增加的迹象。随之产生的人-地比例状况的日趋不利可以从表三所表示的农田平均面积的历史性资料中反映出来（这些材料是巴克的实地调查员为他的有历史价值的土地利用研究工作收集的）。绝大部分巴克的答复者把报告中耕田平均面积
表二 1873—1933年中国农村人口和农田面积变化的指数
（1873年为100）
的缩小归因于他们所在地区人口的增加。在华北（巴克调查的冬小麦-高粱产区），农田平均面积的缩小比华中（大米-小麦和大米-茶叶产区）更为明显。这个差别可以归因于长江以南各省因太平军叛乱而造成的严重得多的人口损失，和随之产生的华中和华南人-地比例的暂时下降。随着从人口比较稠密的地区向这些当时人口相对地说比较少的省分移民，后者的人-地比例又向上升，于是在1900年以后，耕田的平均面积慢慢地缩小了。
虽然可以肯定1870至1911年期间农村的生活水平没有改善，但也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随着人口的增长和耕田面积的缩小，就出现了农民生活水平急剧而长期的下降。各省向北京呈送的关于夏收和秋收情况的半年报告说明，在整个十九世纪的过程中确有下降的趋势。可以合理地认为，如表四所示，一定程度的恶化发生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灾难性叛乱时期。但根据帝国海关编的《海关贸易报告册》（简称《关册》）中所列每年地方作物状况的许多报告，并不能有力地证明1870年以后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