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txt [90]
捻军对河南境内的侵扰不但鼓励了抗税，也助长了盗匪活动。许多地方的盗匪也普遍自称为捻，这主要表示自己是已组织起来的集团。1856年，在河南中部横跨六个县的角子山中，五股捻军组成了大联合，开始时不到二百五十人。他们的头目中有的有着吸引人的外号，如“张蝙蝠”、“于和尚”和“李大黑脸”等。他们护送私盐，常常光临集市的富户抢劫和吃喝，有时态度并不凶恶。一年之内这个联合即达到一万人，根据地约有三千平方英里。不久约有八百名逃亡的矿工由于正被官兵追捕（因为要他们再为已经关闭的银矿干活），也加入了这伙农民出身的盗匪。但是不知是什么原因，角子山各股盗匪未能取得安徽捻军的帮助。官兵在1858年击败了他们。
1860至1861年，河南爆发了一次由陈大喜领导的声势浩大的捻军运动，此人原来是官办乡勇中的一名下级军官。他在老家汝阳当地方团练头目时，加固了自己的圩寨，然后开始抢掠附近的集市。到1861年年中，汝阳与附近三个县的几百个圩寨已经效忠于他。陈大喜在很大程度上幸亏拥有数千名骑兵，所以经得起官兵的一切攻击。他自由地在各州府之间流窜，并接受在河南省的安徽捻军的援助。他与张乐行的侄子和未来的捻军大头目张宗禹建立了牢固的友谊，并在1863年与后者联合。
捻军还重新激起了隐忍待发的白莲教式的不满情绪。1858年，在安徽西北近河南界的颍州（今阜阳）首先爆发了这样的叛乱：有一个名叫王庭桢的人自称“顺天军师”，在那里“以妖言布散”，其徒众“服色诡异”。在河南东部的一些村庄和集市中出现了一支约有五千人的教派军队，里面还有穿鲜红上衣的骑兵，这些人手舞“飞刀”，号称无敌。但在1858年4月，这次不到五个月的起义被德楞额率军打垮。
1861年，一次具有白莲教传统的新的教派叛乱在归德以东约十五英里的一座圩寨要塞中爆发。为首的名郜永清，出生在一个信奉邪教的家庭；他父亲和祖父都因行左道旁门而被处决。他此时预言“大劫”临头，但他扬言他能帮助其信徒脱灾免祸，因为他代表一个新时期的开始。在他的信徒中，有的是河南的盗匪，还有一人是安徽的捻军首领刘玉渊（刘狗）。郜永清准备围攻归德，但强大的地方官军反而攻破了他的坚固的根据地金楼寨，他也被杀死。但郜永清弟兄的遗孀郜姚氏仍按照白莲教的传统方式继续叛乱。金楼寨被收复，叛乱得到更广泛的支持，直到1862年3月才在一片炮火中被镇压下去。①
虽然捻军从1855年起已经激起了河南的几次起义，但他们发现难以大批进入山东，这是因为在皖、苏、鲁交界区集结着袁甲三等人率领的清军。但在1860年10月，据说有七万人连同一万多匹马分多股突入山东省，席卷了四个府，掠夺了二十个县，自西南端的曹县起，往北几乎远达黄河新河道的各地。①在运河以东，这些安徽的掠夺者在孔子故地曲阜遇到强烈的抵抗，但大批人马围攻了宁阳和郓城，这两个重要城市在侧面护卫着鲁南运河的战略要冲济宁。
1860年更早的时候，清廷任命户部侍郎杜■为负责山东地方防务的特派大臣，与顺天府丞毛昶熙在河南所任的职务一样。但山东出现的危机以及直隶南部盗匪猖獗的局势，促使清帝在11月5日（这时甚至在英军撤离北京之前）特命僧格林沁为钦差大臣以尽快对付山东和河南的捻军。12月中旬，这位蒙古亲王率领三千五百名骑兵、两万名八旗军的步兵和五千名绿营军开到济宁。但在12月26日的第一次作战中，他的军队在济宁以西约三十英里之处被击溃。其他的挫折接踵而至。捻军威胁着省府济南，并且往东进入山东半岛而到达商埠芝罘附近。钦差大臣没有追击他们，因为他必须对付一些发展迅速的地方叛乱。小土地拥有者在山东农业中占统治地位，异端的教派和盗匪反抗官府的传统十分强固，那些住在偏僻的山区或住在因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初黄河大改道而造成的沼泽地带的农民在战术上是机动灵活的。农民的不满可以很快地被煽动起来，因为山东的赋税已经增加，可是收成则由于自然灾害而减少了。②
以济宁以东不到三十英里的邹县为中心，又爆发了一次有宗教背景的顽强的叛乱。几十个山村早已成了白莲教残余的避难地。首领名宋继朋，他的故乡是白莲池。他的教派公开以文贤教这一名称作掩护，吸收了许多不识字的教徒，他们口头上传布佛经咒语和经文。宋继朋以能治病闻名。他们在夜间集会中，宣讲和奉行秘传的礼节。1853年后的一段时期，他通过其信徒（其中有两名小绅士，一个是廪生，一个是监生）控制了许多民团组织。宋继朋宣布其年号为“天纵”，对其教派的头目都封官赐爵。后来，当他们被清军俘获时，许多教徒公然向他们的无名众神祗求取保佑。他们“多长发被面，引出骈斩，犹喃喃讽经，合掌而拜”。①
1861年1月邹县的教派叛乱者被打败，但宋继朋未被俘获。他作了投降的安排，却没有象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许多保留着自己实力而投降的地方叛乱者那样在帝国的军事官僚圈子中得到一官半职。不久，他带领四千人去围攻邹县，但又遭到惨败。他经过居间调停又获准投降。他重新加固了他的要塞，储备粮草，并在周围的山冈上建立了望哨。1861年9月他又叛变了，据说到1862年6月他拥有十万人之众。
另一个集团名长枪会，把它说成一个各股匪首的同盟最为恰当，虽然里面有许多人也是在山东西南击退入侵捻军的练勇。的确，捻军入侵的经验已在前几年促使这些练勇首领甚至在黄河新河道以北自己组成捻军式的组织。他们也把自己的部队编成旗，把控制的地盘归“堂主”管辖。在头目之中，至少有一位名叫郭秉钧的生员。但曾当过衙役的刘占考被公认为“河朔盟主”。长枪会在1861年11月被彻底击溃以前，会员约发展到五、六万人。有 些头目到河南参加捻军；其余大部分人不是投降，就是被杀。①
在1860至1862年，山东还出现了一次在黄河以北爆发的八卦教（白莲教）叛乱。主要头目是临清人张善继，他父亲因信仰异端而被发配新疆，其母有着同样信仰，把他抚养成人。到1860年张善继率领着一支称为五旗的军队，每旗都标有不同的图案。对每个教徒都分发证明身分的小标记，这些教徒的几百个家乡村庄都被命名为白莲社。官方的报告还指责张善继僭号，罪大恶极。②五旗叛乱在1861年3月爆发，据说在邻近直隶省的四、五个县中有兵力五万人。北京迅速作出了反应。胜保将军于6月份被派至临清，其精锐部队初胜数仗，但在7月份被张善继亲自率领的八卦教军队打败。于是胜保又施展了他那臭名昭着的手法，安排一些叛乱首领投降，但不改编他们带领的队伍。7月末，他接受了据说有两万人之众的黑旗军首领宋景诗的投降。宋景诗胆略过人，武艺出众，使他成了五旗军中三个独立建制之一的黑旗军的首领。他此时转过来与旧战友为敌了。在压力下，张善继撤出山东前往直隶，在8月份被俘和处决。新首领是一位妇女，名程五姑，她在9月份战斗中丧命。12月份教徒们在宽大的条件下全体投降。胜保鼓励叛乱的骑兵组成新营，归他自己节制。其他人被发给“免死牌票”。③
当捻军的侵袭使白莲教死灰复燃时，他们还特别在山东激起了许多分散的抗税运动。清帝在1860年重申鼓励兴办团练之 举，使各村庄有了力量①最近的研究充实了济南的史学家们所编的一张抗税事件表，研究表明，到1860年9月为止的七年中，已知山东省只有六起抗税事件，但在1860年10月捻军大批入省后的十五个月中，至少有十八起官方记载的这类事件。这些反抗基本上是由于在该省北部和中部的六个府征收漕粮和有关的浮收引起的。1862年一名衙役所发的怨言反映了这些事件的暴力气氛：“自办团以来，役莫敢出距城三里有年矣。”②这十八起事件中，至少有九名绅士参加（进士一名、武举一名、贡生二名、生员四名和武生员一名）。
其中一名绅士抗税者是一个有着正义感但又妄想称帝的生员，此人名刘德培，是一名被遣退的胥吏之子。1860年末，他亲笔书写并张贴了数百张招贴，敦促同村人只按规定税率交纳漕粮，拒缴浮收。刘德培被捕，旋即逃出，并在非官办的民团内任头领。1862年初他因提议组织民团抗击捻军而得到新知县的赦宥。他很快控制了县城，没收了衙役的财产，并抢掠了其他县的集市。他以厚饷组成一支数千人的军队，分隶五旗，每旗由一名大将军指挥。他亲自率领第六旗，旗上有龙凤标志。1862年12月，他自立为“大汉德主”。城内的学宫即改成他的朝廷，把几间房间作“军机处”。一个小型的官僚机器形成了，里面至少有两名学者，即一名生员和一名举人。③
面临着遍布于人口密集的华北平原的众多自立为王的起事，钦差大臣僧格林沁亲王成了一个忙人。1862年的大部分时间内他在河南和安徽进行征剿，并在捻军根据地正北的亳州赢得了一次决定性的胜利，于是涡河两岸的捻军开始投降。他在清帝的催促下向南挺进，在年底遭到张乐行和其他捻军首领的猛烈抵抗。据说在一次大战中约有二十万捻军参战，但最后是张乐行在雉河集附近被围。被认为是信仰白莲教的捻军首领刘玉渊战死，有几名大首领投降。①张乐行在1863年底被俘。
捻军的根据地好不容易才被占领，而叛徒苗沛霖仍控制着淮河三角洲的几个重要城市。但山东局势是如此严重，对直隶省的威胁如此之大，以致清帝命僧格林沁返回山东。僭号的刘德培在他的抓捕名单中是第一名。僧格林沁率领步兵三千和骑兵四千到达淄川，在靠城墙处建造一座很高的堡垒，并用重达五千斤的大炮轰击建筑物和街道。8月初，刘德培从挨饿的城市带三百名士兵突围，但被赶上，他自尽而死。②
王朝所器重的这位将领又转向了白莲池的邹县教派叛乱者，在那里他显示了围城战方面的才能：他在宋继朋的要塞周围构筑壁垒，然后于9月间进行全面攻击。防守垮后，随之是对约三万名教徒的一场屠杀，宋继朋本人也不能幸免。亲王然后又去追击宋景诗，后者在1863年5月又叛变了官军，并召集他的七千名黑旗兵在堂邑县他老家附近构筑要塞。当时这一地区的一名学者写道，村庄中留下的壮丁很少，据说由宋景诗指挥的响马“不特不掳掠，反以财物与之”；这与1951—1952年北京学者所访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