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txt [84]
曾国藩和李鸿章也许将不得不设法满足一下北京的心意，因为湘军在以后许多个月中还不能收复南京。但阿思本在9月随同舰只到达时，对自己只成为一名中国人的“帮同总统”大为不满，而对究竟谁掌握实权则毫不考虑。在北京，他因受李泰国的煽动，采取了僵硬的立场。10月18日，阿思本限总理衙门在四十八小时内承认他与李泰国的契约，否则他将“立即解散舰队”。到了20日，当总理衙门未予答复时，卜鲁斯写信给恭亲王，说他得先请示伦敦，才能让清政府接管舰队——这样就出现了使炮舰落入别人手中的可能。但文祥相信，真正不愿冒险看到舰队落到太平军之手的人却是卜鲁斯。于是他请美国公使蒲安臣设法调解，他宣称清廷宁愿“退到长城以外”，也不愿接受阿思本的条件。②最后找到了解决办法：舰只退回英国，在那里出售。总理衙门给李泰国和阿思本以丰厚的补偿，但解除了李泰国海关总税务司之职而让赫德接替。中国海军的现代化被推迟了，但也避免了外国人在中国军事和财政方面施加更大的影响。
戈登不止一次要求其中国同僚程学启不要处决投降的太平军首领（他认为这是违反文明战争常规的行动），虽然这个要求屡次遭到拒绝，他仍继续援助淮军。有八名守卫苏州但决定投降的太平军首领被李鸿章处决，戈登认为这有损他的荣誉，因为他曾在一次私人会见中似已保证过他们的安全。他一怒之下几乎要率兵去攻打李鸿章，但被赫德等人劝阻，他们说李鸿章没有“事先策划”此事，于是戈登又为李鸿章上阵作战。①但是常胜军内部的军纪这时已经败坏。它协助围攻了几个城市后（最后一次是在1864年5月围攻常州），戈登和李鸿章一致同意予以解散。不久伦敦也送来了同样内容的指令。戈登愉快地接受了绿营的提督军衔，但他仍拒绝了清帝赏赐的一万两纹银。
在此期间，1862年5月收复宁波的战绩是欧洲人和该商埠一个“夷人专家”双方主动努力的结果。宁波道台张景渠在1861年12月太平军攻占该商埠时已经乘一般法国船只逃往定海，据说还携带了大量海关库银。他组成一支三百名士兵的小部队，命名为“绿头勇”（后又称常安军）。此外，在其麾下效劳的还有布兴有，此人是着名的广东海盗，已被提为绿营游击，并指挥着八十艘海盗船和大批“广勇”。②5月10日英国皇家海军的■乐德克上校宣称外国船只遭到太平军炮击，于是就指挥得到两艘法舰支援的四艘炮舰炮击宁波，这时这支临时由各方拼凑而成的军队就已准备投入行动。大约三百名英军和七十名法军将大炮架在城根；太平军在猛烈的炮火下撤离该城。英法军队和中国的勇军进了城门，为张景渠前道台掠夺和占领该城；张景渠也立刻向商人募集捐款，以资助进一步的中西联合作战。
李鸿章奉清帝之命去援助浙江北部，派了数百名华尔的常胜军去守卫宁波。■乐德克的军官也着手训练“绿头勇”，这时它终于发展成有一千名士兵的队伍。同时一名法国海军上尉在宁波海关税务司日意格的帮助下组成一支中国分队，名叫“花头勇”，又称常捷军，外国人则称他们为“法华军”。这支部队很快就扩充到两千人，甚至一度到三千人。①到1862年12月末，这几支部队在海军少尉德克碑指挥下夹攻制酒的绍兴城，并于3月15日攻克。
左宗棠感到由欧洲人带领中国军队很危险，因为他担心会造成喧宾夺主的后果。②新任宁波道台拨出关税款项，但只计划供给约两千名中国士兵和一百五十名欧洲军官之用。与华尔和戈登的军队一样，许多外国军官以及他们带领的中国兵主要关心的却是在攻占一座城镇后怎样掳掠财物。
左宗棠还是利用西方人以及他们训练的华人作为自己部队的助手。1863年夏，当德克碑难以从绍兴绅士那里收回某些曾经保证给他的部队提供的巨额“债款”时，杭州的富商兼银行家胡光墉（1825？—1885年）安排他与左宗棠进行了一次会晤。胡光墉自1862年以来就当了左宗棠的买办，为他采购给养。胡光墉所作的这一安排是为了使德克碑不丢面子，而又能按左宗棠的条件来为他效劳。虽然左宗棠最后升为闽浙总督，三十二岁的德克碑还不过是一名绿营副将，但左宗棠仍免他行跪拜礼而与他握手。德克碑在第二次晋见时，则“薙去了连鬓胡子，以表示他不愿当夷人”。
在攻城时，德克碑的大炮与戈登的大炮一样，是无价之宝（特别是在1864年3月31日收复杭州前三日把城墙轰开了一个约三十五英尺的关键性缺口时更为如此）。③德克碑得到御赐的一万两纹银和提督军衔回法国，以后由日意格接替他担任法华军分队的指挥，但在1864年10月，他和左宗棠都同意将它解散。
强调西方对清廷征战的援助并不是否认曾国藩所起的主要作用。总的战略是曾国藩筹划的，他个人指挥的军队守卫着从皖北到江西诸城市组成的一条漫长的弧形地带，这对全力围攻南京的后勤供应体系来说是极为重要的。湘军中如朱品隆和唐义训等将领在曾国藩的监督和鼓励下取得的战绩，对稳定南京前线也是必不可少的。1863年6月，鲍超这名猛将横扫南京对面的长江北岸，占领了毗邻九洑洲（这是天京赖以从挂着外国旗帜做生意的许多帆船那里取得供应的来源地）的江浦。当6月30日占领九洑洲时，南京与它最大供应地之间的运输线从此被切断了。①这次立即向北京报告的胜利，可能促使总理衙门在李泰国-阿思本舰队问题上采取坚定的政策。同时，李鸿章购买的汽轮也在把大批弹药和步枪运给曾国荃。
在1864年7月南京失守后还幸存的太平军将领中，除了参加捻军的赖文光外，实力最强的要数李世贤和汪海洋；后者是安徽人，当时还只有三十多岁，他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参加太平军，一直在浙江作战。李、汪二人分别经过江西进入福建。1864年10月，李世贤占领了福建沿海的漳州，并在那里雇了十六名外国人帮助训练他的部队使用西方武器。李鸿章奉清帝之命派了八千名淮军在郭松林率领下前往漳州，部队中还有英国教官训练的步枪手。左宗棠则在福建北部设立了大本营以监视其他太平军的动向；他指令由福建的海关税务司法国人美理登男爵训练的中国军队协助进攻漳州，该地在1865年5月中旬被收复。②李世贤和汪海洋这时在广东会师，但是出现了一场不幸的内讧，李 世贤在8月份在汪海洋的教唆下被暗杀。汪海洋在1866年1月1日战死。西方的武器显然为叛乱的结束作出了贡献。
① 王尔敏：《清代勇营制度》，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卷4第1期（1973年5月），第1—52页。史密斯：《十九世纪中叶的中国军制，1850—1860年》，载《亚洲研究杂志》，卷8第2期（1974年），第122—161页。
② 曾国藩：《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2第13、17页；卷3第2、7、25、41页；卷4第1、7、15页；《奏稿》，卷2第10、21、27—28页。
① 《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1第6—8页；《家书》，卷1第59页；又见《杂着》，卷2第58页。
② 同上，《书札》，卷1第1页。
① 《曾文正公全集·文集》，卷1第4页；卷2第2页；《年谱》，卷1第17页。
② 沈陈汉音（音）：《1840—1852年期间曾国藩的经世改革思想》，载《亚洲研究杂志》，卷27第1期（1967年11月），第61—80页，特别是第71页。
③ 《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2第1页。
④ 同上，《书札》，卷2第24—25页；卷3第11页。罗尔纲：《湘军新志》，第243—244页。
⑤ 《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11第41页。
① 关于其分布状况，见波特：《曾国藩的私人官僚班子》，第74页。“私人”一词是有争议的，因为委员不象幕友，有政府官员的身份。
① 罗尔纲：《湘军新志》，第106—107页（又第55—64页所列之表）。
② 朱洪章的回忆录《从戎纪略》，很可能是通过他人笔录写成的。
① 《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2第24页；《家书》，卷5第39页。
② 同上，《书札》，卷5第3、5、17、24、30页。关于曾国藩的财政措施，见胡林翼：《胡文忠公遗集》，卷15第20—22页、25—26页；卷30第9—10页。骆秉章：《骆文忠公奏议》，卷11第53—54页；卷13第35页。
① 徐世昌：《清儒学案》，卷107第19页。
② 吴相湘：《晚清宫廷实纪》（第9页）引用了王闿运和薛福成的记载。
① 吴相湘：《晚清宫廷实纪》，第13页。
① 《清代筹备夷务始末·咸丰朝》，卷70第3页。
① 杨联陞：《中华帝国的几位女统治者》，载《哈佛亚洲研究杂志》，卷23第50期（1960—1961年）。
② 高劳：《清宫秘史》，载《东方杂志》，卷9第1期第3—4页；又见《英国外交部通信档案，中国部分，卜鲁斯致鲁塞尔的信》，17/354，第203页。
① 吴秀良：《1693至1735年密折制度的演进》，第10—11页。
① 见翁同龢目击的记载，《翁文恭公日记》，辛酉（1861年），第118页。
① 李棠阶：《李文清公遗书》，特别是卷2《书说》。
① 赫德的中文申请书及备忘录都保存在《海防档·购买船炮》中，特别是卷1第10—18、21—22、76—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