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txt [76]
浩罕的野心和清朝的权威之间仍未取得平衡。圣战仍然在继续。六城地区是清帝国最虚弱的赘疣。它有一个动荡的过去，还可以预言会有一个动荡的将来。
② 《西域置行省议》，见王佩诤编：《龚自珍全集》，卷1第105—111页；以及《罢东南蕃舶议》（原文已佚，见王佩诤上引书，卷2第643页）。
① 《喀什噶尔状况》，苏辛编（1827年），引自瓦里哈诺夫：《全集》，卷3第426页。
① 沃森：《中国鞑靼里亚与和阗纪要》，载《孟加拉亚洲学会杂志》，4·48（1835年12月），第660页；瓦里哈诺夫：《全集》，卷2第319、647页。
② 曾问吾：《中国经营西域史》，第303页。叶尔羌人玛哈本·阿明说有一万二千人，见戴维斯编：《英属印度西北边境诸国贸易和资源的报告》，第363页。
③ 沃森：《中国鞑靼里亚与和阗纪要》，第660页。但需参照玛哈本·阿明的“口头消息”，见戴维斯编：《印度报告》，第334和342页。
① 曾问吾：《中国经营西域史》，第303页。
② 曾问吾：《中国经营西域史》，第303页；沃森：《中国鞑靼里亚与和阗纪要》，第660页（说汗有“大约八千匹马”）。沃森：《中亚浩罕的乌兹别克地区纪要》，《孟加拉亚洲学会杂志》，3.32（1834年8月），第375页；沃森：《浩罕的乌兹别克人及其二子前往麦加朝圣记》，《孟加拉亚洲学会杂志》，3.32（1834年8月），第381页。和罕迪：《沙勃鲁希史》，班图索夫编，第115页。作者将张格尔和他的儿子布素鲁汗混淆了，日期也不正确，但是所述事实是可以清楚辨认的。参见穆罕默德·阿明所述，见戴维斯：《印度报告》，第343页。
③ 沃森：《中国鞑靼里亚与和阗纪要》，第660页说张格尔强行攻取了该城寨。
① 瓦里哈诺夫：《全集》，卷2第363—365页。
② 沃森：《中国鞑靼里亚与和阗纪要》，（第661页）说，他称之为库拉塔克“部”的黑山派是卡达里斯人，伊萨克和卓（他准确无误地以此名称呼伊萨克穆罕默德鄂对）是他们的首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伊萨克穆罕默德鄂对不是玛赫杜姆·依·阿扎姆的父系后裔。双重关系当然也有可能，但沃森似乎可能将伊萨克穆罕默德鄂对和哈迪里亚派两者同黑山派相混淆了，这是他的名字伊萨克（Ishāq）一字造成的。
① 沃森：《中国鞑靼里亚与和阗纪要》，第661页。玛哈木·阿明所述，见载维斯：《印度报告》，第342页。
② 阿尔德：《1865—1895年英属印度的北部边境》，第31页；沃森：《中国鞑靼里亚与和阗纪要》，第663页。
① 彼得奇：《1728—1959年西藏的贵族和政府》，第145、162—163页。
② 魏源：《圣武记》，卷4第57页；曾问吾：《中国经营西域史》，第307页。
③ 沃森：《中国鞑靼里亚与和阗纪要》，第661页。
① 库兹涅佐夫：《十九世纪上半叶清政府在新疆的经济政策》，第126—127页；弗莱彻：《1368—1884年的中国和中亚》，见费正清编：《中国人的世界秩序观》，第221—222、第366页注111及112。
① 沃森：《乌孜别克地区纪要》，第376页；瓦里哈诺夫：《全集》，卷3第426页。
② 曾问吾：《中国经营西域史》，第308页。《大清宣宗实录》，卷183第28页（1831年，3月2日）。
① 和罕迪：《沙勃鲁希史》，第117页。
② 《大清宣宗实录》，卷179第17—19页（1830年12月20日）。佐口透：《十八至十九世纪东突厥斯坦社会史研究》，第477页；参见曾问吾：《中国经营西域史》，第309页。
① 沃森：《乌兹别克地区纪要》，第374、376页；《大清宣宗实录》，卷184第38页（1831年4月5日）。
② 《大清宣宗实录》，卷283第2页（1836年6月14日）。他死的时间被记为阴历六月。由于《实录》记叙条目的时间是阴历五月，胡他死的时间不可能是道光十六年（1836年）。参看佐口透：《社会史研究》，第408页，这里也说是1836年。
① 曾问吾：《中国经营西域史》，第310页。
② 关于这个名字，见西蒙诺夫等编：《苏联乌兹别克科学院东方文献抄本汇编》，7.25，第5014号。佐口透把Zuhur ad-DīnTājī写作Zohr al-Dīn（《东突厥斯坦社会史研究》，第486—492页），这是不可能的。
① 瓦里哈诺夫（《全集》，卷2第325—326页）声称清朝是要求和平的。沃森在《乌兹别克地区纪要》中说，作霍尔敦是作为“从北京派去的使节……谈判和平”的，见第375页。1835年的中国-浩罕协定的轮廓可能是在这一次拟定的。也见《大清宣宗实录》，卷195第12、15—16页（1831年9月28日）；卷197第19页（1831年11月3日）。
② 《大清宣宗实录》，卷199第18页（1831年11月27日）。
① 沃森：《乌兹别克地区纪要》，第376页；《大清宣宗实录》，卷207第26页（1832年4月13日）；柏尼思：《布哈拉之行》，卷2第378页。
② 《大清宣宗实录》，卷209第18页（1832年5月11日）。参见沃森：《中国鞑靼里亚与和阗纪要》，第661页。那里的“十二年”显然是“二年”之误。
③ 《大清宣宗实录》，卷214第19页（1832年7月18日）；卷215第2—3页（1832年7月27日）；卷26O第15页（1834年12月15日）。
① 沃森：《乌兹别克纪要》，第375—377页（据说总共有二万名步兵，其中一万名驻在喀什噶尔）。沃森：《中国鞑靼里亚与和阗纪要》，第654—655页。
① 《中国鞑靼里亚与和阗纪要》，第654页；《乌兹别克纪要》，第376页。
② 《乌兹别克纪要》，第376页。
③ 《大清宣宗实录》，卷235第22页（1833年6月2日）；卷238第4页（1833年7月20日）。
① 瓦里哈诺夫：《全集》，卷2第325页。（此书将清朝政策的改变归因于浩罕对哈萨克人和柯勒克孜人控制的扩大）；《大清宣宗实录》，卷261第11页（1835年1月1日）。
② 《大清宣宗实录》，卷244第18—19页（1833年11月30日），第39—40页（1833年12月9日）；沃森：《乌兹别克纪要》，第375页；沃森：《麦加朝圣记》，第381页。
① 《大清宣宗实录》，卷262第21页（1835年2月15日），第24页（1835年2月16日）；也见第27页（1835年2月19日）。
② 《乌兹别克纪要》，第376页。参见阿赫麦德·沙·纳赫什班迪：《旅行记》，他说在叶尔羌和北京之间正常的旅程是“六个月”。
③ 《大清宣宗实录》，卷254第5—6页（1834年8月9日）；卷257第8—10页（1834年10月22日）；卷260第15—16页（1834年12月15日）；卷261第35—36页（1835年1月21日）；卷262第20—23页（1835年2月15日）。
① 瓦里哈诺夫：《全集》，卷2第325页（将特许权的赢得特别归功于爱连拍迪沙），第341、401页；玛哈木·阿明所述，见戴维斯：《印度报告》，第345页（也提到爱连拍迪沙）；参看贝柳：《喀什噶尔史》，载福赛思：《1873年出使叶尔羌报告》，第185页；还可参看和卓巴哈杜尔汗的报道，见沃森：《乌兹别克纪要》，第375页，以及沃森的《朝圣记》，第381页。
② 《Ta＇rīkh-i sihgārī》，无名氏手稿，大英博物馆东方8156号（完成于1874年），错误地把权力归于阿卜杜拉·帕沙巴西，第8卷第9张。
③ 库兹涅佐夫：《十九世纪上半叶清政府在新疆的经济政策》，第6、9、136—139、174页，注23，这里对俄国过去作家的批评没有考虑到1834—1835年事件。
① 《大清宣宗实录》，卷265第7页（1835年5月5日）。佐口透：《东突厥斯坦社会史研究》，第495—496页。
② 皮尔森：《古吉拉特的商人和统治者：对十六世纪葡萄牙人的反应》，第17—18页。
① 瓦列哈诺夫：《全集》，卷2第401、680页。
① 瓦里哈诺夫：《全集》，卷2第341页；也见曾问吾的《中国经营西域史》（第312页），他说商人是从安集延城来的；沃森：《中国鞑靼里亚与和阗纪要》，第658页；瓦里哈诺夫：《全集》，卷2第357页。但可参阅阿赫麦德·沙的另一种不同的说法，见《从克什米尔经拉达克到叶尔羌的行程》，第382页。
① 戴维斯编：《印度报告》，附录100第29页；附录24第193—196页。穆罕默德·阿明：《东突厥斯坦史》，第346页注。阿赫麦德·沙：《从克什米尔经拉达克到叶尔羌的行程》，第381页。阿赫麦德·沙：《旅行记》，第347页。
① 《大清宣宗实录》，卷267第19—20页（1835年7月16日）；卷283第2页（1836年6月14日），卷291第25—27页（1836年12月23日）；卷292第3—5页（1837年1月9日）。纳里夫金：《浩罕王国史》，第164页。穆罕默德·阿明所述，见戴维斯：《印度报告》，第312页注，第326—334、345—348页。他的报道和清朝有关色勒库尔首领们的编年资料并不是完全一致的。
① 铃木中正：《围绕西藏的中印关系史》，第222—223页；《大清宣宗实录》，卷33O第29—30页（1840年3月2日）。
② 《大清宣宗实录》，卷293第23—24页（1837年3月2日）；卷298第31—32页（1837年7月30日）；卷301第8—9页（1837年8月5日）。沃森：《乌兹别克地区纪要》，第375页。参看沃森：《麦加朝圣记》，第381页。
① 在费正清的《中国人的世界秩序中的早期条约制度》（载他编的《中国人的世界秩序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