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txt [29]
魏源认为历史情况常变，认为必须调整旧制度以适应每个时代新的需要，这种概念通常与今文学研究的兴趣有关，虽然它至少早在宋代就已有了历史先例。魏源和另一位今文学家龚自珍一样，创造了一个三个时代（“三世”）往复循环的变化的理论：这三世就是太古、中古和末世。他本人亲身经历的事件就使他相信，另一个“末世”正迫在眉睫，但是他认为，明智的尽进忠言和开明的领导能够和过去一样加速下一个“太古”时期的到来。①
魏源并不苛责满人应对他们那个时代的问题负责。相反地，在他看来，清代统治者已经成功地消除了使明朝大受其祸的那些主要弊端。在一篇雄辩的分析文章中，魏源赞扬清政府废除了它的前朝的通病：主要是宦官的跋扈和重税的压迫。清朝君主很“重民食”，不仅一再豁免了赋税，而且自从乾隆以后没有使用强迫劳动来经营河道总督所辖的工程。边境地区人民长期安堵。到处呈现出和平与有秩序的气象，“民生其间，耳不闻苛政，目不见锋镝”。在朝廷里，官员们可以慷慨陈词而无需害怕受到惩治。所以魏源总结说，总之，清政府“岂独高出明代万万”。在乾隆的文字狱、长期而肮脏的和珅丑闻以及对国内叛乱屡屡进行腐败而残酷的镇压之后，人们不禁奇怪他竟会如此令人作呕地歌功颂德。但是，按照中华帝国末年的标准来看，魏源完全可能认为，清代的政治成就在巩固王朝和紧缩财政方面标志着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尽管有了这些成就，魏源接着写道，“天下事患常出于所备之外”。这些灾祸包括漕运管理的不善和黄河由于无法控制的泥沙而反复出现洪水。“无一岁不筹河费，此前代之所无也”。通向文官的道路是“困于需滞”，军事部队的预算则又“绌于度支”。与外国的接触更带来了苦难：“夷烟蔓宇内，货币漏海外，漕鹾以此日敝，官民以此日困，此前代之所无也。”
因此在魏源看来，晚清的问题不是起源于无能的和含有恶意的统治（按照“节用爱民”的观点来说，清代可以比做众所周知的“三代”），而是起源于中国历史上没有先例的形势，特别是外国的商业与军事势力出现在沿海，从而产生了货币与军事危机；还起源于无法控制的黄河，它的灾难性泥沙（虽然魏源没有指出这一点）是上游山坡植被不佳产生的水土流失的恶果——这也是中国人口压力而产生的灾难性副产品。
魏源的这些话的含义是要使人确信，如果能发现合适的人才并使用他们，这些新问题也是能够解决的。面对着这些挑战，魏源认为令人不能容忍的是，中国文人的精力尽“出于无用之途”。科举考试只强调语言学和词源学，对官员们则只用毫无意义的尺度来考核：对于翰林只考察他们是否“书艺工敏”，对于行政官员只考察他们“胥吏案例”的本事。魏源关于改革的呼吁是写得用心良苦的，他着重指出了按照一切传统标准来看应算作是清王朝作出的主要功绩，指出了挑战的史无前例的性质以及制度上反应的不充分的状况。他响亮地提出要用经世致用的态度来实行改革，即通过对新问题作出新反应来加强国家，但一切要在不偏离忠君原则的范围内进行。①
② 对魏源在学术界和政府中的作用叙述得极好的，是齐思和的《魏源与晚清学风》，载《燕京学报》，卷39（1950年12月）第177—226页。
① 关于《皇朝经世文编》的内容，在英文中也有两篇短评，分别由小韦克曼与米切尔写成，载美国出版的《清史问题》，卷1第10期（1969年2月），第8—22页；卷2第3期（1970年7月），第40—46页。
② 伦纳德：《十九世纪初期中国经世致用论者的改革》（未发表的论文，1974年），第4—8页。
① 对十九世纪初的今文学仍有待于全面的研究。小韦克曼的《历史与意志》中有一章专门作了论述，它试图把这时期今文学派的主要发言人合在一起以简要地说明今文学运动的历史，见第101—114页。叙述今文学论战的一本标准历史书是周予同的《经今古文学》。
① 阎若璩决不是怀疑现存《书经》真实性的第一人，但他是第一个通过系统的正文分析，而不是靠诉诸意识形态的理由来怀疑古经文文本的人。见戴君仁：《阎毛古文尚书公案》。
① 见米切尔：《改革主义的极限：魏源对西方入侵的反应》，载《近代亚洲研究》，卷6（1972年）第180—181页。
① 魏源：《明代食兵二政录叙》，载《古微堂外集》，卷3第4页。
保卫边疆是关心的新焦点
保卫边疆是关心的新焦点
十九世纪初年象魏源那样的知识分子都关心边疆保卫
Chapter_5
的问题，这也有十八世纪经验的坚实基础。《皇朝经世文编》的大部分材料，事实上是取材于清代在军事上长期卷入西北边远地区和亚洲腹地的事势，在这方面，作为清代军事战役编年史家的魏源本人便是一位专家。但是，在魏源那一代人的边疆研究中似乎有某些特点。魏源本人深信，晚清的“盛世”（这是他的委婉提法）正在于把边疆的危险置之脑后，因此需要提醒它。②在他写作的时候，突厥斯坦已经因和卓（一些神圣家族的头目）所领导的叛乱（见本书第七章）而陷于混乱，这场叛乱从1825年延续到1828年，它可能推动了边疆研究。但是现在魏源和他的朋友龚自珍（他的文章在《皇朝经世文编》的边疆部分是最大的一组）所提倡的解决办法，完全超出了关于战略地理的传统讨论范围。他们两人都主张通过从人口稠密的内地省份移民的办法来发展东突厥斯坦（即今天的新疆地区）。龚自珍提出了一个强迫移民并把这些西部地区变成普通行省的庞大计划，这个计划实际上是关心减轻中国内部的人口压力重于注意边疆的保卫。③
对亚洲腹地边疆研究兴趣的高涨之所以以北京为中心，是徐松的着作在北京推动起来的：徐松是一位研究边疆地理的多产作家，他本人曾在伊犁地区生活过和旅行过。徐松的小集团中有张穆，此人是魏源很了解的一位学者，他关于蒙古部落地区的系统书目后来被誉为是结合了汉学经验主义者的缜密品质与经世致用论作者的实用精神这两种优点。①北京的这个集团同以程恩泽为核心的一个集团关系极为密切；程恩泽这位命官因他在教育和科举制度中的操守和他曾做过皇家师傅而受到尊重。程恩泽具有多方面的经验主义学识，因而使他能够预言清代社会所面临的迫切灾祸。程恩泽小集团成员的明显特点是，他们都认为清朝在迅速衰落，因而对他们同时代人的懒散和不切实际感到不能容忍。程恩泽在他的周围聚集了一批兴趣各异的学者，其中包括特别是对亚洲腹地的边疆地理作出经验主义研究和对海上诸国作出开拓工作的学者们。也正是在这个小集团内，刘逢禄、魏源和龚自珍等人发表了今文学派最早的一些理论，从而在汉学拥护者和宋学拥护者的鸿沟之间搭上了桥梁。②
通过个人之间和同乡之间的关系，这些北京学者必然在朝廷形成了政治联盟。程恩泽是安徽省歙县人，这使他成了曹振镛的同乡，而曹振镛是认识程恩泽的父亲的。程恩泽和他的小集团——包括张穆在内——跟祁寯藻有密切关系；祁寯藻后来做了军机大臣，并且也支持反对穆彰阿的方针。林则徐以及龚自珍都有反对过穆彰阿的经历。这些关系的特点及其对朝廷制定政策的影响，尚有待于进一步的探讨。①
国家的军事防御以及为此目的而进行的实际学术活动，也受到出身于另一地点——内地西南土着边区——的一位士大夫的鼓励。湖南学者严如熤（1759—1826年）只取得“优贡生”的中等功名，但变成了十九世纪初年经世致用论最有影响的积极分子之一，而且还有一位镇压白莲教的领袖。他之进入仕途是通过1800年的一次殿试，他在这次殿试中长篇大论地批评了征剿白莲教的正统军事战略，主张应改用地方民团和土地分配政策，这与最后被采纳的战略村办法相似。他原来是当教书先生出身，后来竟能在他家乡——湖南西部的溆浦——的群山中与叛乱的苗民作战。②他除了对军事学有兴趣之外，还是精通那个地区的地理和人种学的专家。他写的镇压苗民的着作中包含有关于苗民生活的详细材料，这本书的特点是他肯深入钻研表面现象以下的东西，并且具体地描述了那些根本不相同的部落地区的文化。其他经世致用论的学者在研究西洋蛮夷的时候，都只能缓慢地达到这样圆熟老到的程度。在他本人后来做了平定南海海盗的顾问之后，又对沿海的防御表示关心。他的《洋防辑要》的编纂显然要比魏源的《皇朝经世文编》早几年。此书叙述了全中国海岸的战略地理，主要取材于顾炎武、清初的地理学家顾祖禹和明代的军事组织专家戚继光（后者的着作经常被后来十九世纪的官员们所引用）等人的着作。
从他们各自的观点来看，论述亚洲腹地边疆和国内边境的着作之所以纷纷出现，是因为他们重又相信学术可为政治所用。这两方面的研究都吸收了战略地理研究的长期传统，这种传统现在又因人们意识到清朝的软弱而重新活跃起来。这种战略关心也许不可避免地会转到探讨海洋边疆的新问题上来，就象魏源不久以后要做的那样。他后来在这个转变中得到下面事实的帮助，即经世致用之术摒弃了价值论，赞成实效论，后者在对付那些讨厌的、不论来自何方的蛮夷的文化时是一种防止利权外溢而不可或缺的东西。
严如熤就学于长沙的主要学校——岳麓书院。这个书院和它的姊妹学校城南书院一起，在形成关心公共行政的风气方面——这是十九世纪湖南名流的特点——似乎起过强烈的作用。从乾隆末年起到整个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止，岳麓书院的头头都是一些有坚实的政府工作经验的人。罗典（1718—1808年）做过御史，并且是一位特别有成就的学政。他是着名的八股文训练专家，本质上是一位使用标准的汉学考据技巧以追求经籍真理的人。后来岳麓书院得到袁名曜（1801年进士）来主持院务，此人是一位战略地理学专家，也是严如熤和陶澍两人的好朋友。袁名曜在北京服官时曾为清帝职掌过起居注，所以他有别人没有的机会来观察最上层政治的事件。
袁名曜的继任者欧阳厚均（1799年进士）曾在户部任职十五年，因在公共行政方面具有非凡的知识而受到尊敬。他在岳麓书院掌教二十七年，据说门墙弟子逾三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