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txt [118]
论述督抚以下人事政策问题的专着有两部，它们都强调同治时期官员们日益使用“幕友”的重要性，这就是弗尔索姆的《晚清时期的“幕府”制度》和波特的《曾国藩的私人官僚班子》。弗尔索姆使用“幕府”一词来概括全部朝廷许可的和半正式的办事处局（象厘金局、制造局、甚至勇营），从而把“幕府”这个特定的词变成了一个隐喻。但是象斯佩克脱一样，弗尔索姆也指出象曾国藩等高级官员和被他们引进半正式的政府处局的那些人之间的私人感情具有重要意义。但波特的着作论证说，尽管有这种“儒家”式的关系，但湘军及其许多所属单位很重视专长，已经在相当程度上走上了“专业化”的道路。在曾国藩这位钦命统帅的推动下，内战的危机迫使清廷进行了某种程度的行政合理化的改革，这个行动足以促使始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自强运动”发展起来。这两部书使我们目前对曾国藩和李鸿章的认识大为增加，尽管象曾国藩、胡林翼、李鸿章和左宗棠这些人物的经历仍然有待于充分地评价。
芮玛丽关于清代中兴的论点遇到了库恩（《中华帝国后期的叛乱及敌人》）和波拉切克（《同治中兴时期的苏州》）的最强烈的挑战。库恩的卓越的研究着作，不仅阐明了规模甚小的地方防卫力量在与太平军战争中所起的作用，而且也指出了在1864年后地方名流在县以下的地方可能加强了治安和财政管理等方面的权力。这个重要假设必然会促进学者去探讨光绪时期的浩瀚的史料，以研究各省的帝国新型军队在面临动乱时的部署和官员们试图恢复“团练”的经验，例如在1891年长江流域普遍发生反基督教骚乱时期的这类情况就应该研究。
波拉切克甚至更加确信，清朝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胜利，只是导致绅士势力超过官僚（包括基层官僚在内）。此外，他对甚至战后恢复时期实行的儒家经世之道的吏治也有怀疑。他从一篇研究农村佃户困境的优秀着作《租核》中得到了重要论据，此书是陶煦在1876和1884年间写成的；陶煦是江苏的一个文人，他批评冯桂芬只是半心半意地支持减租，虽然后者1863年在江苏东部为减赋作了很大努力。（《租核》一书首次发表于1895年，1927年由其子重印，后被铃木智夫复印而成为他1967年的一篇文章的附录）。这份有价值的史料连同村松佑次所编的论述江南地主租栈业的一本论文集（1970年）一起，现在值得引起研究同治时期学者们的注意，也应引起研究儒家经世之道的所有学者的注意。因为我们必须做出抉择，要么接受，要么以某种形式修正波拉切克的这个论点：佃户的人数在中国许多地区比勉强能自给的农村小土地所有主人数更多，从他们的立场来看，即使绅士和官吏中最想改革的人实际上也是虚伪而贪婪的，因为这些人并不关心众多老百姓的疾苦。
第十章 自强运动：寻求西方的技术
要研究被称之为“自强”（或称之为“洋务”）运动的政策和方略，奏议和谕旨仍然是基本史料。可是，虽然我们从八卷本的文献汇编《洋务运动》（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中能看到一些情况，但在为一些官员身后出版的文集中所收的半私人信件也能透露出更多的内情。这部八卷本的汇编还有另外四类：(1)杂文，例如从薛福成或郑观应谈改革问题的文章中抽出的章节；(2)杂记，例如在王韬的几篇上海随笔中抽出的关于江南制造局的简述；(3)传记，象官僚买办徐润的自传；(4)日记，如翁同龢（清帝的老师，在京畿追求权势）的极其有价值的日记，它们对了解直到1898年年中为止的北京政治是不可缺少的。
总理衙门制定政策的问题，特别反映在两位通商大臣和其他以督抚为一方同总理衙门为另一方的来往文件（附有下属官员的文件）中。这个问题现在可以利用九卷精装本或者十七卷平装本的《海防档》（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进行研究。这部资料集有时收有总署大臣们坦率直陈的半私人信件，可以用来和督抚们的私人信件（如李鸿章给丁日昌的信）相对照，进而推断他们向清帝上疏时的动机。《海防档》中涉及实施各种不同革新计划的材料，可以和中国及西方的个人或报刊上的记述合起来读：例如，包耳格所着马格里的传记中保存的马氏的信件，或者在《北华捷报》或《申报》上发表的有关机器制造局和学校的报道，均可读。
关于西方报刊的资料，可参看弗兰克·金和克拉克合编的《1822—1911年中国沿海报纸研究指南》。关于赫德及其下属海 关税务司的作用，可见费正清等编的《北京总税务司赫德书信集》。涉及中国外交关系的几部分海关档案，都已译成中文并在中国大陆出版，书名为《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北京的几个历史学家（如邵循正）为了研究“自强运动”，使用过这些档案中的一些资料。孙毓棠编的《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1840—1895年）是一部很出色的综合性资料，它把有关资料都收集在一起（其中包括他为此书所翻译的西文材料），可惜它不大使用档案材料和清代官员的通信。
因为我们在第十章仅仅阐述“自强运动”的一个方面，即主要为“军事”目的而去寻求西方技术的方面。所以下面提到的只是有关这个缩小了的论题的重要着作。
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老一辈史学家主张“自强运动”是出于爱国主义，例如蒋廷黻关于“中国与欧洲的扩张”的主旨即是如此。但甚至蒋博士和与他具有同样思想的学者们对李鸿章也并不宽恕，认为他有所谓的贪污行为，特别是认为他对中日战争的失败负有责任。牟安世的内容广博的着作《洋务运动》则把“洋务运动”放入了毛主义的史学框框，认为它是“封建官僚”向西方帝国主义屈膝投降。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建立兵工厂和造船厂被看作是旨在镇压国内起义，是盗窃国库的手段。此外，由于容许赫德干预中国事务及助长经济帝国主义（特别是西方军火商的操纵）和文化帝国主义（包括教会的宣扬西方科学技术知识的出版物），象李鸿章这样的人就被视为卖国贼了。（北京史学家研究“洋务运动”的文章有三十三篇，书有十部，请看林要三1966年发表的一篇史学论文）。K.H.金在《日本人对中国早期现代化的观察》一书中指出，许多研究中国史的日本学者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以来就已经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来论述这次运动了。
日本的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中，市古宙三在他1960年发表的一篇重要文章中认为李鸿章、左宗棠等人在清朝衰亡时期是致 力于保护“绅士地方利益”的保守势力。尽管如此，市古还是相信李鸿章、左宗棠等人是关心公职的，虽然在他们的思想意识中，更重要的政治实体仍然是天朝，而不是民族-国家。波多野善大在他论述李鸿章的文章（1961年）中，同样相信这个政治家不断进行“军事”改革，主要的目的是反对日本对清朝属国朝鲜的侵略。美国史学家们也把李鸿章的改革动机当作一个争论的问题。斯佩克脱在《李鸿章和淮军》一书中说：“当李鸿章谈论自强时，他所讨论的是一般原则；当他投身于自强运动时，他是在加强他本人的势力”（第153页）。但是弗尔索姆认为，李鸿章虽然小心翼翼地维护他的个人权力，但同时必须把他看成一位爱国者。弗尔索姆认为，李鸿章甚至用私人财富去争取北京的支持，也用这些财富来供养不在正式文官或绿营军编制中的大批部属。（这个假设现在已被李鸿章给潘鼎新的机密信件中的话所证实；这些信件是在上海发现的，已于1960年公布）。由此弗尔索姆先生得出结论说：“曾国藩在权力面前退缩，李鸿章则是伸手要权力；曾国藩力求保卫儒家文化，李鸿章则是力图保全中国”（《晚清时期的“幕府”制度》，第190页）。
此后一些着作研究了与李鸿章有共同观点的另外几个官员，认为“儒家爱国主义”之说并非谬论。吕实强1972年论述江苏巡抚丁日昌的专着指出，自从1864年丁日昌署理上海道台以来，他就致力于实现一个广义的“自强运动”，使它甚至包括国内的行政改革。王家俭1973年论述文祥的文章，也同样证明这位清朝大臣确信（这信念形成于1864—1866年），学习造轮船甚至建设铁路，是复兴中国之所需。“儒家的爱国主义”概念在庞百腾l973年论述沈葆桢拆毁最初由外国商人在违反条约规定情况下修建的吴淞铁路的文章中被详加发挥。
为什么“自强运动”所办的事业那么少，而往往又被批准得那样慢呢？为什么已兴办的项目没有办得差强人意一些呢？“毛病出在何处”？托马斯·肯尼迪的一篇史学史文章《根据最近着作试析自强运动》（载《清史问题》1974年11月号）从这个角度对中国早期现代化进行了再考察；此文特别提及李国祁、吕实强和王尔敏的着作。此外，肯尼迪还指出了学者们中间存在着一种倾向，即超出了自强运动的成败问题的范围，而去研究“自强运动时期各种演变和发展倾向，力图把这些倾向和后来二十世纪的发展联系起来”。
自强运动举办的事业没有实效，而且所做之事甚少，这仍然是历史事实，并且由于在对外战争中可耻地失败，这些事实在维新和革命声中就显得更突出了。要进一步分析中国吸取西方力量的秘密为什么出师就不利，下述着作提供了良好的开端：(1)论慈禧朝廷中派系政争的有吴相湘的书（1961年）、伊斯特门的文章（1965年）以及李宗桐和刘凤翰所写的李鸿藻传记（1969年）；(2)论造船厂和制造局的有张玉法的文章（1971年）和托马斯·肯尼迪的两篇文章（1971与1974年）；(3)论水师和陆军训练计划无效能的有罗林森的书（1967年）、王尔敏的《淮军志》（1967年）中的有关章节，以及史密斯在《近代亚洲研究》（1976年）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4)论负责沿海防务而对西方革新持漠然态度的地方官的有李国祁论刘坤一的第二篇文章（1975年）；(5)论为引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