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txt [114]
作为主张改革的宣传者，传教士在这些年所取得的成就超出了他们最狂热的梦想。每年广学会从销售出版物中得到的收入从1893年的八百美元猛增到1898年的一万八千美元。1896年傅兰雅兴高采烈地报告：“书籍生意正在全中国迅猛开展，这里的印刷商不能满足书籍生意的需要。中国终于觉醒起来了。”①林乐知关于中日战争的书籍（书中有一节清楚地说明了作者的改革派观点）和李提摩太所译麦肯齐的书（这两本书很受人欢迎，中国书商一再非法翻印），②都是1896年长沙乡试举子的必备读物。强学会出版的第一个刊物（1895年）不仅有许多材料引自《万国公报》，而且也一度采用了《万国公报》这同一名称。象李提摩太和林乐知这些人的中文姓名在全国是人们所熟悉的。如果不发生1898年9月的政变，很可能根据康有为的推荐，李提摩太会被邀进入清帝内廷顾问之列。光绪帝（他在丁韪良的间接督导下已学了几年西学）已经研究过麦肯齐着作的中译本，并且产生了深刻印象。
基督教传教士在最初唤醒中国人使之感到需要变法这一方面，曾起过重要作用（据说康有为在1898年对一个记者说过，他转而主张变法，主要归功于李提摩太和林乐知的着作）；此外，他们还帮助形成了改革派的自己的方法、思想和甚至世界观。成立各种变法维新团体和利用定期刊物以唤起人们对于变法维新的兴趣和支持，这些做法如果不是受到传教士榜样的直接鼓舞，至少也是受到它们的强烈影响。显而易见，康有为把孔教变成国教的计划（有自己的节日、全国范围的教堂系统和传教士），也同样受到他们榜样的鼓舞或影响。（这里也应该提到着名的佛教改革派杨文会，他对于基督教传教士的形象深有印象，并且学习他们的经文，和到内地去向俗人宣扬他们的学说。）
把传教士和变法维新派的作品加以比较，就可以看出传教士在教育与经济方针方面以及对于各种社会问题，都有很大的影响。传教士之偏重外交事务，似乎在许多维新派着作中也有反映，典型的例子是主要在英、美新教传教士中存在的反俄情绪。而且正是中国人关于世界与人类的进化观念，可能受到了传教士作者最深刻的影响。谭嗣同的《仁学》（1898年）是清末最大胆的哲学论述之一，它同样重视基督教的伦理学和儒家的伦理学，不分轩轾：这在当时是前所未闻的说法。康有为、谭嗣同和早期的梁启超都有关于未来世界制度的乌托邦幻想，即在那样的制度下，分隔各民族的藩篱将被打破，人类将共同生活在和谐与和平之中；这些幻想虽然在中国传统中不无渊源，但其论点却从李提摩太和其他传教士的着作中得到了有力的充实。的确，并不是中国所有革新之士都准备接受这种关于未来的玫瑰色的憧憬，何况有些人（如严复）宁愿认为斗争和冲突仍将在未来世界中占中心位置。但是到1900年，大多数改革派都准备在他们的新的世界观中也揉合进关于进步的信条和无保留地相信科学进步有益于人类的信念（这在当时传教士的着作中是喋喋不休地被反复提出的两种见解）。
十九世纪末，传教士最无成效的说教是向中国人兜售说：西方的知识和制度及其相伴随的富强，其源反正出于基督教。①有的人，如康有为，承认宗教可以救中国，甚至可以救全世界。但是当要他选择自己的宗教时，康有为对他的传教士兼良师益友最大的让步是选择一个基督教化的儒教：从中国人的观点来看这是很大的让步，当然传教士并不这样认为。李提摩太认为上帝对全世界的统治就是进步，这即是说，承认进步便应自动地导致承认上帝；他的这个论点也遭到相似的命运，因为中国人很快就发现他们可以否认上帝，但仍能取得进步。简言之，中国维新派在那些年愿意买进传教士兜售的东西。但是他们不想接受传教士想要在交易中暗藏的条件。
正当对义和团的镇压为二十世纪头十年的恢复变法活动创造条件时，传教士的卷入和影响却急剧减少了。产生这一突变的一个原因可能是政治问题已日益增加其重要性，例如维新派和革命派之间的斗争即是这样，而传教士对这种公开争论是采取回避态度的。①第二个原因，肯定也是更有决定性的原因，是出现了另一可供选择的途径（也是大多数中国人更容易接受的途径）以获得关于非中国的外部世界的情报。中日战争以后，中国自己的刊物大量涌现，使得读者可以不再那样依赖外国人出版的中文报刊了，而从1900年起又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留学国外（特别是去日本留学）。
由于不再需要他们作为宣传改革的使徒和传布西方非宗教文化的工具，象李提摩太和林乐知等传教士发现自己在1900年以后对中国舞台已逐渐不能产生影响了。有改革思想的传教士深切地关怀中国人民的幸福及中国国家的命运，他们在二十世纪继续 起着积极作用，而以在公共卫生、教育和乡村建设等领域内为尤着。但是，不论他们的贡献如何重要，贡献的内容却日趋杂乱，其范围只限于在地方上举办而已。中国的问题太多，政治情况太混乱，主张改革的非宗教界代表（国内的和国外的）多而且杂，致使传教士们再也没有过去十九世纪年月中能在全国范围内（虽然为时很短）产生的那种影响了。
本世纪开始时也不妨说是基督教传教活动的真正转折点。义和团的大屠杀差不多残杀了两百名外国传教士（不算新教教徒的子女）和三千多名中国教徒（主要是天主教徒），它使得多年来中国人和外国人之间日益紧张的关系达到了顶点，它也标志着以仇外情绪为契机的反对基督教传教活动已达到高水位。反教情绪在二十世纪尚未平息下来。它持续到国民党统治的年代，并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时代变得有效地制度化了。但是有一个显着的区别。从前的反对基督教象征着一个古老的文明决心抗御有毁灭它的危险的外来势力，二十世纪的反对基督教则表现在一个年轻国家急于要寻找新的自尊基础。排外主义仍延续了下来，但它是在新的环境中延续下来的，而这个环境与其说形成于畏惧，不如说形成于愤怒；与其说形成于旧式仇外情绪，不如说形成于现代的民族主义。
（一山 译）
书 目 介 绍
第一章 导言：旧秩序
在二千年中，中国积累了大量历史文献，以致文献学早已成为一门专业。研究中国史的中外史学家经常提供书目，竭力防止初学者陷入浩瀚的历史文献之中。对于英语读者来说，捷径是为显然很有才能但尚不得其门而入的初学者所写的各种附于概论性文章后面的书目。目前，最通用的是徐中约的《近代中国的兴起》和克莱德及比尔斯的《远东：西方影响及东方反应的历史，1830—1973年》两书中所列的阅读文献。有一部概论性的着作甚至用50页的篇幅评述了有关中国（主要是近代的）六百五十部书，见费正清的《中美关系史》。我们这一介绍性的篇章使用了贺凯的《中国历史与文化导论》这一最新的背景研究着作，书中附有经过选择的书目。
所有这些西方的着作都来源于什么样的中国历史记载呢？对中国感兴趣的英语读者（直到其中有更多的人能读中文、日文书以前）事实上是不会关心成本大套地刊行的、在汉学图书馆中使用的原始资料、图书目录、参考书和工具书的；这类着作之庞大和种类之繁多明显地证明了汉学的存在与发展。然而，非汉学家确实可以通过阅读象威尔金森的《中华帝国史研究指南》这样的汉学工具书而引起兴趣和受到启发，此书详细提供了1911年以前在中国、日本和西方出版的有关中国的原始资料和学术着作的主要类目。继此宏着之后的是内森的《1840—1972年的现代中 国：资料和工具书介绍》，此书着录了图书馆、档案馆以及直到七十年代的有价值出版物的大量重要情报。这些最新的图书指南也提到了它们依据的一些更早期的着作。
本文当然也反映了作者本人的一本概论性着作（费正清等编的《东亚的传统和变化》），但是，象所有评述一样，它也得益于许多其他作者，其中有些人的着作被引用于脚注中。
第二和第八章 清朝的亚洲腹地
1800和1862年间清朝亚洲腹地的历史一直是一个被忽略的论题。这部分历史虽有充足的原始资料可供详细研究，但很少史学家试图作过这项工作。
最优秀的一部着作是罗萨比的《1368年迄今的中国和亚洲腹地》。克拉布的《中国和俄国的“大赌博”》一书在中俄关系方面对清朝亚洲腹地作了很好论述。萧一山的《清代通史》第二部分（1962年修订版）把亚洲腹地置于整个清代历史之中加以考察，这反映了一个中国汉族人的看法。《岩波讲座世界历史》第13卷提供了有价值的背景材料，作者是荻原淳平、佐口透（他撰写19世纪的清朝部分）、佐藤长和若松宽。关于亚洲腹地国际政治结构的论述，在拉姆·拉乌尔的《中亚的政治》一书中可以看到。欧文·拉铁摩尔的《中国的亚洲腹地边疆》一书，仍旧是所有研究亚洲腹地学者的基本读物。最易看到的赛诺所编的《中部欧亚大陆研究介绍》是一部列举欧洲文着作的总书目，但其中有关1800—1862年清朝亚洲腹地的着作很少。中文着作书目有邓衍林编的《中国边疆图籍录》。
清代所传主要作品有这样几种：有三种文字的《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1795年）以及为嘉庆、道光、咸丰和同治时期写的续编；祁韵士编辑的《皇朝藩部要略》，它利用了上述着 作的材料；以及有三种文字的《钦定理藩院则例》（特别是1827年版，该版经过修订于1843年再版）。对清朝政治制度的概述可见《会典》和《事例》，特别是1818年和1899年的两种版本。
对于一般英语读者来说，都能看到单独的满洲史、蒙古史、东突厥斯坦史和西藏史的优秀着作，另外还有用其他文字撰写的重要史书。对满洲作综合论述的，只有罗伯特·李的《清代历史中的满洲边疆》一书。
论述蒙古的历史文献更为丰富，但它们往往重在叙述外蒙，比较忽视内蒙和卫拉特。用英文编写的主要着作有鲍登的《蒙古近代史》和米勒的《内蒙古的寺院和文化变化》。但是，论述最充分的是蒙古人自己编写的着作，如《蒙古人民共和国通史》第2卷（1604—1917年）；纳扎格多尔济的《满洲统治时期的喀尔喀简史，1691—1911年》；以及题旨比较狭窄的一些文件汇集和专着，特别是纳扎格多尔济和那桑巴尔吉日编的《四艾马克税册》；那桑巴尔吉日的《1691—19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