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 [955]
国民革命军的政治化和共产党的渗透
国民党的国民革命军被有意识地政治化，以使它成为有效的革命工具。武装力量由国民党的文官控制，官兵们被灌输了党的意识形态。控制的主要工具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隶属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政治会议）、由军事委员会直接领导的政治训练部，以及武装力量所有较大部队的党代表。政洽部以苏联中央政治处（PUR）为模式，党代表相当于红军中的政治委员。控制和教导的制度是逐步实行的，始于1924年春季黄埔军校成立之时；在1926年3月中北伐开始前不久，大部分较大的部队都设立了政治机构。政治化部分地代替了技术的现代化；它还被设想为一种控制对国民党的忠诚可能有问题的军官的手段。①
政治训练部是既用于控制又用于教导的工具。它约在1925年6月成立，到10月份开始行使职能。军事委员会经国民党政治会议批准，任命部的领导。陈公博在1926年3月担任这个职务，但不久就被替换。当时一张组织表表明约有29名军官在三个部门——总务、宣传和党务——工作。军队中的实际工作是通过党代表和政治部门来进行的，政治训练部至少在理论上控制陆军中的军和独立师、海军和空军局、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总参谋部和军需处的党代表。军队中一切党的工作及政治和文化工作应该在政治训练部的指示下进行，但是给高级党代表的指示必须有军事委员会主席以及政治训练部领导的签名。但是在政治训练部和高级党代表（他们大部分为老资格党员）之间存在摩擦和冲突的因素。共产党员周恩来是该部副主任，但常常代理主任的工作。
到1926年3月中旬，政治训练部已经为军队官兵制定了一个三个月的政治教导计划；成立了一个委员会为不识字的士兵编写一本读、写教科书；发行了一份名为《政治工作》的日报，发行18000份，大部分发给军队中的军官和政治工作者。《政治工作》的编者是一名共产党员，中国共产党的当地委员会为日报撰写专栏文章，作为教导政工人员的手段，再通过他们去教育军队的官兵。为了协调军、师政治部部门的出版活动，由这些单位代表组成的一个委员会计划出版16种小册子，其题目如《教士兵什么，怎样教？》《什么是“不平等条约”？》和《国民党史》等。五种已经付印；此外，其他的小册子、传单、书籍、杂志、情报、漫画招贴也由不同的机关大量发行。
党代表是国民革命军部队中的国民党的政治监察人和官方宣传员。到1926年3月，这个制度在所有陆军的军、海军的舰只以及中央军事行政机构中实行。《国民革命军党代表章程》的第一条宣布了它们的目的：灌输革命精神，提高战斗力，加强纪律性，开展三民主义教育。①党代表对其部队的政治和士气状况负责，并监督执行国民党的指示，领导党的核心，开展一切政治和文化工作。他必须熟悉他部队的官兵，研究他们的思想情况，并且力图纠正一切缺陷。他是有指挥权的军官，对他的命令要像对部队指挥官的命令那样服从。在战斗中，他是英勇善战的模范，在进行战斗时保护平民不受军队的骚扰；他应当在部队的驻地建立与农会和工会的联系。
党代表是独立的指挥系统的一部分，这个系统与军事系统平行而不是隶属于它。党代表观察军官们的忠诚。高级党代表由军事委员会向军部和师部、海军局、总参谋部以及其他高级机关指派，并与军事指挥系统的对应人员共同行动。军事指挥官颁布的命令如没有党代表的签署，不能生效。在发生分歧时，党代表应签署，但应向上级报告情况；但如果指挥官犯有某种不法行为，党代表应加以阻止，并立刻向其上级和军事委员会主席报告。党代表即“政委”，与军事指挥官同为一体，不可分割，不论何时何地，都应共同工作，以求达到一个共同目标，即在国民党的旗帜下统一中国。
根据我们利用的基本材料（约至1926年3月）的俄国作者所掌握的情况，在国民革命军中有876名政治工作者。他们之中的75％是共产党员或国民党左派，约20％为无原则的野心家，所剩下的5％是极端仇视共产党员和左派的国民党右派。附件之一提到在国民革命军中搞政治工作的共产党员有241人，即超过了已知的政工人员数的1/4。已知有887名共产党员在陆军中，其中一半以上在第1军和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在当时65000名战斗士兵中仍是一小部分。俄国顾问V.A.萨卡诺夫斯基（“尼洛夫”）在探讨3月20日的政变时指出，共产党政工人员担任了军队中大部分重要职务，指派他们自己的人到不同的岗位，并且秘密执行各指挥官所不知道的任务，这就引起了各级指挥官以及非共产党的政工人员的猜忌和愤怒。他报道，第1军的政治部主任、它下面各师的5名政委中的4名以及16名团政委中的5名是共产党员。①
按照《国民革命军的政治工作》一文的俄国作者的说法，所有共产党员接到了向国民党组织渗透并在其内部取得影响的指令。当时流行的口号是：一个优秀共产党员就是国民党核心组织的优秀成员。这种渗透，特别是对部队进行政治教育的关键领域的渗透强烈地引起有些国民党领袖的担心。而且，中国共产党广东省委员会在广州成立了一个特别军事部门，以指导共产党员在军队中的工作。它是一个秘密小组织，其成员广大党内同志都不知道；它指导军队中共产党核心小组的秘密工作。人们还猜想，它组织工农武装小分队，在秘密会社、地主小分队和其他武装集团中成立核心小组，在铁路干线和重要水道上组织核心小组以搞乱敌人后方和平息反革命暴动。披着国民党员外衣渗入军队的俱乐部和学会——像青年军人联合会和孙文主义学会——的共产党人，要听从党的特别军事部门的指示。他们还要注意军官们的举动，并向共产党的上级组织报告任何有害的活动。总之，共产党的用意是尽一切可能去影响国民革命军的政治化，虽然他们还不能完全指挥它。
这个秘密系统究竟多么巧妙地瞒过了国民党的领导集团，这不得而知。可是共产党在军内的组织和宣传工作是不能完全隐瞒得住的。
北伐前共产党对群众运动的领导
中国共产党献身于组织中国的群众——工、农、兵和学生——并使这些集团激进化，为有朝一日革命进入第二阶段（即社会主义革命）作好准备。领导集团的意图是既要控制群众，又要在党自己的队伍中输入无产者，以使它成为一个大党。1925年10月在北京举行的一次党的中央委员会扩大会议通过的一系列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案就表明了这些意图。其中第二个决议案告诫说：
……一方面是要集中和组织无产阶级，别方面还要给他们以政治上的训练和教育，找着和农民结合的方法，及与一切民权主义分子联盟的正当道路。中国共产党为着要执行这种在历史上有重大意义的职任，第一便要扩大自己的党——吸收无产阶级及先进的智识阶级中最革命的分子……中国革命运动的将来命运，全看中国共产党会不会组织群众，引导群众。①
下一年的突出标志，是在扩大共产党及其青年团以及改变它们成员的社会成分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例如，1925年2月改名而成的共产主义青年团，在1925年初期还不到2500人，至1926年11月已发展到约12500人。1925年5月30日以前，90％的团员为学生，但到9月份，他们只占49％。1926年11月，学生占35％；工人占40％；农民占5％。②共产党由于1925年中期的革命高潮，也迅速发展，快到1926年年底时，原来几乎全是由知识分子组成的党已经改变了它的组成成分，据报道，其中66％被划为无产者，22％为知识分子，5％为农民，2％为士兵。③但是，这些比率可能把党和青年团都包括在内。
共产党员们勤奋地工作，试图扩大他们1925年5月在广州的一次大会所组织、并由他们控制的中国总工会。④到1926年5月召开下一次大会时，在组成的一些工会中党员人数据说已从540000人发展到1241000人。①但是，由于镇压，许多工会已被赶入地下。例如，上海总工会在1925年7月28日宣布，它在117个工会中有218000名会员。这一迅速发展，是6月爱国大罢工和许多工人只有通过他们的工会才能得到罢工津贴这一事实的结果。也有工会纠察队胁迫和恫吓的情况。一年以后，上海总工会宣称，在工会总部被强行关闭、像李立三和刘少奇那样有战斗精神的领袖已在上一年9月被赶出上海以后，只有43000名会员（另一种报道说1926年5月有81000名）。②尽管有这样的挫折和非共产党的工会和联合会的对立和反对，在五年工作以后，共产党内仍有许多有经验的劳工组织者，其中不少人是真正的无产者。③此外，广州的共产党员左右着指挥省港大罢工的罢工委员会，控制了武装纠察队，并且行使了某些方面的司法和治安的权力。
1925年5月和1926年5月在广州召开第一和第二次广东农民协会大会期间，农民运动大大地发展了。相当可靠的1925年4月的数字表明，广东省94个县中仅仅22个县的557个村或乡，就有会员172185名。①一份关于1926年5月的详细报告，表明在66个县的4216个乡协会中有会员626457人。②这仍占该省数百万农户的很小比率。由于始终由国民党内的共产党员领导的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毕业生积极组织，人数增加了将近四倍；讲习所从1924年7月至1925年12月期间办的五期，培养了478名专家，其中大部分是农民。③如果按县把协会标在广东省的地图上，它们最集中的地方似乎在东南（彭湃为领袖的海丰县、陆丰县和五华县）、广州附近位于三角洲的几个县（特别是顺德、东莞和香山）以及西北的广宁县（运动最初在那里取得巨大成功）。在国民革命军未控制的地区，如东北地区，或是在新近攻取的地区，如西南地区，农民协会很少，会员也不多。理由似乎是清楚的。农民协会是社会革命的推动者，也是国民革命的工具。在国民党军事力量尚未到达的地区，这些农民协会是难以组织和维持的。
地方农民协会一再进行消灭社会-经济苦难的斗争，这就使它们与诸如富裕地主和税收机关等地方的权势者对立起来，这些人和机构往往拥有民团。组织得比较好的农民协会有自己的受过训练的武装卫队。双方大量流血和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