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 [953]
② 路易斯·费希尔：《世界事务中的苏联人：苏联与世界其他部分的关系史》，第637—638页。又A.I.切列帕诺夫：《一个在华军事顾问的手记：1924—1927年第一次中国革命内战的历史》，第37—43页。第1卷的译稿为亚历山德拉·O.史密斯所译，第45—49页。军事危机在孙逸仙的《国父年谱》，2，第1020—1033页中叙述甚详，但对鲍罗廷的建议和孙逸仙的拒绝没有提起。
① 《中国国民党广东分党部弹劾共产党的请愿及总理的批评和解释》（中文），载中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弹劾共产党两大要案》，第1—11页。转载于《革命文献》，9，第1271—1273页，但缺孙之评论。几种评论的译文载康拉德·布兰特、许华茨、费正清：《中国共产主义文献史》，第72—73页。
① 海关危机和孙日益敌视帝国主义列强的证据，见韦慕庭：《孙逸仙》，第183—189页。
② 《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录》。关于大会的系统的详细情况，见《革命文献》，8，第1100—1160页，关于总的看法，见《国父年谱》，2，第1052—1070页。
① 切列帕诺夫：《一个在华军事顾问的手记》，1，第67—71页；译稿，第85—92页。切列帕诺夫指出，他论述的根据是鲍罗廷的笔记。
② 根据会议录的辩论记录，载蒋永敬：《胡汉民先生年谱》，第301—303页；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第176—182页。李大钊陈述的最早版本可能载于《中国国民党周刊》，10（1924年3月2日），第5页。李大钊亲笔的文字载《革命文献》，9，第1243—1254页。
① 《革命文献》，8，第1160—1167页。鲍罗廷早期的财政捐献是从邹鲁的《中国国民党史稿》推断出来的（第2版，第390和399页，脚注21和22）。虽然邹鲁说党的领袖们决定以其他经费来代替鲍罗廷的资助，但有大量证据说明捐献没有中断。
① 《国民革命军，其起源、发展和体制的简史》。1927年4月6日，这份文件在苏联武官处发现。英译文由北京的英国武官S.R.V.斯图尔德上校送交英国外交部。它可以在伦敦档案局找到（外交部371∶12440/9156）。齐锡生的《中国军阀的政治斗争，1916—1928年》对中国黩武精神的制度化问题进行了研究。迪特尔·黑因齐格的《国民党中的苏联军事顾问，1923—1927年》系统地论述了苏联军事顾问所作的种种努力。
① 尤廷、诺思：《苏俄和东方》，第151、233、344—346页。
② 关于他的传记，见唐纳德·W克莱因和安·B.克拉克：《中国共产主义传记词典，1921—1965年》，2，第720—724页；霍华德·L.布尔曼和理查德·C.霍华德：《中华民国传记词典》，3，第71—73页。关于他的组织工作，见卫藤沈吉：《海陆丰——中国的第一个苏维埃政府》，第1部分，载《中国季刊》，8（1961年10—12月），第160—183页；关于彭湃的自述，见唐纳德·霍洛奇译：《农民革命的种籽：彭湃关于海丰农民运动的报告》。小罗伊·霍夫海因兹的《中断的浪潮：中国共产主义农民运动，1922—1928年》对彭有全面的论述。
① 《革命政府关于农民运动的第一次宣言》，载《中国国民党重要宣言汇编》，第247—251页。罗绮园：《本部去年工作简报》，载《中国农民》，2（1926年2月1日），第147—207页；关于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决定，见第158—159页。文中有关于讲习所的大量详细情况。
② 《广东农民运动报告》，第124、53页。
① 韦慕庭、夏连荫合编：《共产主义、民族主义和在华苏联顾问文献集，1918—1927年》，第258、301页。
② T.C.张：《广东的农民运动》，第23页。
③ 数字根据在1927年12月的广州公社之后发现的一幅地图.见J.F.布雷南：《1927年12月14日在俄国领事馆没收的俄文文件翻译结果的报告》。英国外交部，405/256，密件，《关于中国的进一步通讯》，13583（1928年1—3月）。日期是我们推断的。
④ 同上。蔡和森：《本年五月一日的广东农民运动》，载《向导周报》，112（1925年五一特刊），第1030—1036页。《广东农民运动报告》，第64—83和98—100页。《广宁农民减租运动的经验》，载《第一次国民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第139—147页。从《广东农民运动经过概况》（1927年1月）转载。
① 蔡和森的《本年五月一日的广东农民运动》（第1031页）引了彭湃报告他受的凯旋式接待和组织工作的信。关于其他细节，见卫藤沈吉：《海陆丰》，第149—181页；见151—152页。
② 同上。第159页，上面列有直至1926年5月的195名被杀害农民领袖的名单，材料根据阮啸仙：《关于去年广东省农民斗争的简报》，载《中国农民》，6/7（1926年7月）。这个刊物报道了许多具体例子。
③ 肃清（化名）：《共产党之阴谋大暴露》。这本书广泛地讲述了发现的情况和日益高涨的争吵。
① 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弹劾共产党两大要案》，转载于《革命文献》，9，第1278—1286页。弹劾又见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台北版，第413—421页。《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谢持和张继的质询及鲍罗廷的答复的记录》，载《弹劾共产党》，第25—30页和《革命文献》，9，第1286—1291页。
② V.I.格卢宁：《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形成（1920—1927年）》（俄文），载《共产国际和东方；在民族解放运动中为列宁主义战略和战术而进行的斗争》，第242—299页；见第271页。已故的莉迪亚·霍勒布内奇为我摘录了这篇根据俄国档案的文章。
③ 同上，第271—273页。
④ 指示转载于《革命文献》，16，第2773—2776页。见《从容共到清党》，第324—331页；关于全会讨论和辩论的情况，见《国父年谱》，2，第1ll7—1119页。
① 韦慕庭：《锻造武器：孙逸仙和国民党在广州，1924年》，第89—93、100—105页，书中有“商团事件”的内容充实的记载。
① 第一次东征的材料来源如下：陈训正：《国民革命军战史初稿》，载《革命文献》，10和11，第1523—1677页；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台北版，第406—463页。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国防部：《北伐战史》，第13—25页；切列帕诺夫：《一个在华军事顾问的手记》，第138—202页，译稿第183—263页。
② 韦慕庭的《孙逸仙》（第277—282页）对临终遗嘱、给苏俄领袖们的告别信以及纪念活动进行了讨论。
① 关于大会的论述，见[罗]亦农：《中国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之始末》，载《向导周报》，115（1925年5月17日），第1063—1064页；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新中国书店版，1949年），第116—138页；陈达：《中国劳工问题》，第122—128和593页；中国劳工运动史编纂委员会编：《中国劳工运动史》，2，第356—361页；张国焘：《中国共产党的崛起，1921—1927年》，第414—422页；琼·切斯诺：《中国的工人运动，1919—1927年》，第258—261页。
② 关于五卅事件的重要史料包括：《国闻周报》，2.21（1925年6月7日）和22（6月14日）以及延续至9月份的以后几期；《东方杂志》，1925年7月份专刊；《向导周报》，117（1925年6月6日）至134（10月30日）；美国国务院：《关于中国国内事务的记录，1910—1929年》，缩微胶卷第329号第137卷，关于美国国务院893.5041/112，美国上海总领事克银翰1925年6月10日发的快信，附件1：《5月16至6月5日警察局报告摘录》；附件2：调查；附件5：《1925年6月2日星期二会审公廨记录摘录》（初步听审）；美国国务院893.5045/147：《1925年6月9日星期二会审公廨记录摘录》（审讯和盘问，然后是九次出示证据，共175页）。审讯记录见《1925年5月30日骚乱时被捕华人的审讯记录》（我未见到此文件）；美国国务院893.5041/158，1925年7月3日北京代办费迪南德·梅耶发的快信：外交使团派住上海的一个代表团的调查报告，附件23份；美国国务院893.5045/274：10月12日起进行审问的英、美、日三名法官组成的委员会的单独的发现。国际法官委员会首席法官E.芬利·约翰逊致国务卿弗兰克·B.凯洛格的说明事件的信件的日期为上海，1925年11月14日。发表的审讯记录有：1925年国际法官委员会的《国际法官委员会的诉讼报告》（我未见到此文件）。大量信件、剪报、中国刊物的译文、宣传招贴的照片等证据的要点收入美国外交人员和领事馆的报告中，上述缩微胶卷第329号第43—45和136—138卷；这些材料可在国务院的《关于美国外交关系的文件》，1925年，I，第647—721页见到。近期的一种优秀的说明见尼古拉斯·R.克利福特：《1925年的上海：城市民族主义和外国特权的捍卫》。
① 陈训正写了这次战役的全面的报道，转载于《革命文献》，11，第1704—1706页。此文是《北伐战史》中附有两幅地图的类似报道的基础（I，第280—287页）。又见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1925年6月1—14日），第484—486页；美国国务院893.00/6396和/6458，广州总领事精琦士快信，1925年6月12日和17日；《纽约时报》，6月7—13日。
② 切列帕诺夫与黄埔的学生参加了这次战役，他提供了战